权力角色被人忽视

研究人类事务有四种通用方式，其重点分别在于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领域。我们自然不能告诉问题该做什么，因此问题也就不会停留在某些学者划定的任何单一领域里。另外，人类事务不仅可以归到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而且每一件事务也或多或少与另外三个领域有交集，因为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生活当然都是交互的；我们选择其中一个标签时，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侧重点。

总的来说，日本评论家以及国外学者在研究日本时，比较喜欢的角度是从文化和社会出发，而且常常将这两个角度合在一起讨论。

日本文化的政治起源

日本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描述为对文化影响力的服从，日本的官方发言人特别热衷于这种描述。日本的作家们只要采用了非马克思主义视角，基本上都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祖国是过去一代代人整体偏好的产物。大部分论述日本政治及其历史的著作，不会让人认为每个阶段其实都有一些当权者，他们用各种手段来组织其控制之下的民众生活。有三位杰出的学者最近做了一项重大工作，为的是得到一个看待日本社会政治生活的全新全方位的视角。他们精心设计，努力尝试，要将一切还原到文化因素中去，就好像权力从未在日本行使过。这种还原论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如果有一个国家，其具有支配地位的社会及文化特性可以追溯到其政治决策，而且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些政治决策不受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如果非得要我描绘我的祖国荷兰的本质特性，我就会在经济、宗教以及一般社会生活中追寻政治因素，但我应该没有必要将政治这个因素当作重点。荷兰继承了欧洲的希腊与希伯来思想、罗马法律以及基督教的强大力量，而日本则继承了亚洲大陆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但是，荷兰的贵族没有资格在基督教原理以及罗马法学思想中挑选他们觉得合适的内容，从而按着自己觉得恰当的方式将其融入荷兰文化中。同样，欧洲那些具有绝对权威的君王通常也没有权力去有效地控制他们的疆界，禁止他们不喜欢的思想流入。

无论谁想要解释什么，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提供了一大堆导向事物起源的可能线索。再举一个例子，印度也是如此。如果有人一定要找出中国文化里最根本元素的开端，那么他该到哪里去寻找呢？到国家政权中去寻找，还是到为它正名的哲学里去寻找？

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对日本却不那么适用。回顾日本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决定日本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政治安排一直是一个主要因素。由于日本相对与世隔绝，这就意味着紧紧掌握权力的日本精英阶层，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海外文化的流入和影响。当权者还能从世界其他地方所提供的东西中挑挑拣拣，经过精心计算之后，选出那些最能巩固他们地位的技术和看法。对文化施加相对广泛的控制，也意味着对潜在的叛逆思想有着近乎绝对的控制。

对文化的政治控制

一般认为，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中国思想和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官方文化的形成。除了书写系统的伟大传承以及艺术生产的技艺和风格之外，这些文化输入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在6世纪，日本统治者接纳了佛教，还解释说这么做是出于政治原因。此后不久，日本便引入中国政府行政模式，很显然这也是个政治举动。

与中国的外交通道随后被关闭了，此后，一代代的日本统治者也认为必须保持闭关锁国状态，直到1401年，足利义满将军才和中国明政府建立了贸易关系。尽管贸易给足利幕府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许多奢侈品，但他的继任者却再次终止了与中国的往来。在这个时期，虽然朝廷与幕府不再和中国保持官方联系，但是日本南方各州还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肯定有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影响继续渗透进来，不过这似乎对日本的精英文化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

自16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就允许葡萄牙人带入他们的火器、药品、天文学、钟表以及（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但是17世纪伊始，这种“好客”态度就反转了，因为将军们开始害怕宗教信仰成为政治上的“第五纵队”，因为他们意识到天主教会带来潜在的威胁，可能会让自己的属下们效忠的对象发生改变。这一政治洞见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几乎与世隔绝的政策，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政策仍然在执行。

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的一群统治者几乎提倡输入任何东西，只要他们派往美国和欧洲的官方使团认为这些东西对全新的日本有用就行。一旦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导致颠覆思想的传播，他们就对其展开压制，并开始宣传“古老的”传统，而这些传统是他们自己从早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点点滴滴中创造出来的，将天皇美化为日本家族式的国家元首。

直到1945年，日本掌权者还控制着一个特别的警察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消灭“危险的思想”。该部门中有六名官员在战后成为文部科学省、法务省、劳动省、内务省、厚生省的大臣。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本质特性还是由明治时代寡头编造的神话中所蕴含的观念决定的。

14个世纪之前，日本的掌权者可以在中国提供的东西中挑挑拣拣，几乎将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全都限制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机构和教条当中。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在处理来自西方的影响时，再次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两段时间之间，掌权者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内乱，压制了当地的佛教派系——因为这些派系有着在政治体系中注入宗教竞争的威胁——并根据对他们继续掌权的重要性，有选择地刺激或遏制不同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潮流。掌权者甚至可以让科技的发展倒退，比如他们禁止使用葡萄牙人引入的火器，并将其抛在一边。他们更不喜欢冒风险，不能让平民获得能力而奋起反抗；用毛瑟枪或者来复枪开火要比用剑简单多了，而挥舞着刀剑的敌人，也远比手持枪炮的敌人更容易在城堡前受到牵制。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普遍真理或超验真理的观念绝不允许被嵌入日本人的思想中，这些观念也就不可能对政治精英的权力加以任何思想文化上的影响。掌权者甚至连这些观念对权力的影响都能控制；事实上，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他们的权力。要是说在确定日本宗教生活以及思想方面，政治安排才是最关键的，这绝非夸张之词。

一位从事比较政治史研究的学者曾经指出，19世纪欧洲发起的“思想动员”（参与者有律师、启蒙主义者、共济会成员、作家，还有记者）可以与社会及政治行动区分开来，但在日本却没法做出这种区分。开始“向荷兰学习”的大名和武士同样专注于思想活动，但是“他们与19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不同，因为他们在进行学习的同时，还带着异常独特的政治目的”。

权力模式为日本知识分子的追求给出了方向，同时也设置了禁令。日本的正义观以及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全按照统治者的方便来塑造，任何批评指摘都无法左右那些统治者的态度和方式。据说，日本社会和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那些方面，比如集体生活、忠于公司、爱好和谐、少存私心、几乎无诉讼等，最终都来源于政治安排，并因政治目的而得到维系。

只要我们在考察日本时，还是主要使用社会及文化方面的术语，就一定会碰到一个基本问题：日本人的习惯以及制度与其他人如此不同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有一部分答案在于日本历史上的与世隔绝。但政治手段才是这个问题最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政治手段能让我们发现日本社会形成背后的强大力量。

对权力视角的偏见

即便如此，为什么对日本的政治生活进行文化方面的解释，看起来要比从政治视角对文化进行解释更有吸引力呢？这可能是因为对这个国家的肤浅的第一印象，不会敦促我们再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它。一眼看过去，日本没有暴君，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权力中心。从表面上看，这种情形不会给个人带来任何特别强烈的压迫感。哪怕在日本待了很久，我们也不会注意到有很多压迫的源头是警方或是别的什么政府机关。相反，日本文学中充满了追求和谐的描述。简单说来，日本的权力高度分化；同时，尽管这使得权力更加无所不在，但人们却无法立即觉察到。

但西方文化主义视角的成功，我怀疑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在由民主组建起来的社会中，许多人对权力的概念感到不安。哪怕是不太危险的词“政治”，也会引发厌恶，因为这个词通常与贪婪、欺骗以及其他有损我们尊严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权力”更是一个脏得要命的词，恐怕只有对那些渴望权力的人，这个词才会激起愉快的情感。

不少当代学者在研究人类事务时，将“权力”这个概念从他们的词典中抹去。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个词的内涵如此令人不快，以至于他们倾向于对其加以否定或是将其抛弃，有时甚至到了郑重建议彻底驱逐这个概念的地步。对此的解释之一是，权力概念在情感上会与机会均等的理想有冲突，而后者已经具备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一小群人控制大多数人的权力，主人对仆人施加的那种权力，都可能会令人不快。因此，人们通过创立知识结构来隔离权力关系，并将这些关系视为在集体决定之下，经由完美理性而产生的结果。

在此，我们不想仔细考量存在于当代政治科学中的那些瑕疵，但有一些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正视这种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术界向我们描述的，基本上是一个被玻璃纸包裹着的、干干净净的社会政治世界。在这个被包装的版本中，权力的概念有时会被一种更加中立的“影响”概念取代，因为在“影响”中没有那种（潜在的）“权力”元素。主仆关系（如果被人注意到的话）完全被当作经济概念来考虑，它是能为大众带来好处的，而“张开其血盆大口”的权力概念，只有在提到革命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这种观点——特别因为它是由“多元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的——导致人们接受任何政治安排，就好像本该如此一样，尽管在某些细微之处还有改进的余地。尽管“权力”还没有从学术论述中消失，但它的利爪尖牙却被拔去了。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稀缺商品，可以如市场上的商品那样通过强制力进行分配。这种对政治世界做出的经济解释改变了权力的概念。比方说，它没法解释为什么日本教师们就算鼻子被打出血，也要反抗国家教育官员试图重新控制学校里的“道德思想”。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国家因为施行权力的方式是灾难性的，它就会一头扎进灾难之中。

西方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团体对责任与义务进行分配——这也是“多元理论”的基础——但只有事先协定如何限制权力，如何伪装它并允许它去影响普罗大众，这种分配才能成立。这种权力实施的前提是存在法律，而且对法律要严肃以待。还要假定多元代表制的理想是现实，并将这一现实作为出发点。

在实际生活中，日本公民并不诉诸法律；事实上，有别于“主体”的“公民”概念很难被人理解。多元代表制在理论上存在，当然，要是相信它能影响日本的实践，那要真的下一番决心才行。

在后续章节的字里行间，如果我让你觉得日本的权力是某种需要警惕的东西，我是有意而为之的。与那些示范“多元理论”的国家中的掌权者不同，日本的掌权者系统化地实施权力，其方法和目的是让那些选民最终无论如何都没有控制权。

揭示政治动机

以本应有的方式来认识日本的权力，我们会看到在其他方面我们意识不到的东西。其一是，这样的体制比20世纪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二战战败并被占领，这个事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分水岭作用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么明显。战前以及战争时期的官僚权力体制（除了其军事成分）在战后得到了巩固，而且还在不断巩固当中。

我所提出的政治视角，也给审视日本的国际贸易事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长久以来，我们都同意大型日本公司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市场份额而不是获得中期利润。人们也会时常注意到，为了达到这些战略目标，他们会放弃相当的利润，其时间要比西方公司可能承受得起的时间长得多。增加市场份额如同扩张控制的领土一样，它取决于对更大权力的渴求，这是政治动机。获取最大的利润则取决于对金钱的渴望，这是经济动机。在西方公司和在日本公司，这两种做法当然是互相关联、互相融合的；但是由于侧重点不同，产生的结果也就极为不同。战后日本企业的官僚化是通过增加官僚的控制和保护来实现的，也通过指派对各省友好的官员取代企业家来实现，这与获取更大国际市场份额的政治动机的驱动有直接关系。

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没有互惠互利的情况下，努力在海外市场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段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金融界重新上演。日本公司收购了不少西方金融机构。他们不是将巨额利润（通过占领并巩固其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而获得的）投资在国内——如果这么做会解决许多国内和国际问题——而是投资到国外，因为在国外还有机会占领市场份额。大藏省对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进行广泛宣传，目的是要促进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的解放，能让它们在世界货币市场中更好地竞争，让贸易公司有一个广阔的全新领域进行海外投资。

这些发展可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一旦东京获得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那种影响力，那么制约日本的单边经济占领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减——而日本目前推动市场份额的扩张似乎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西方世界一直没能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因为西方显然无法像日本那样，可以预见到结果的可能性。

日本问题对日本人的影响

作为一个国家，日本自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日本施行权力的方式导致它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和隔离。但日本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个问题。过去25年间，通过和不少日本人的讨论，我相信日本实行权力的方式对他们产生过负面影响。他们本应更加自由。日本人的学校体制以及上级对待他们的方式，就像是园丁修剪篱笆那样，突出的个性经常会被剪掉。这种政治体制对个人很不仁慈，不可能不给它的公民心理发展带来严重问题。

我相信，日本人是个体存在，这1.2亿人都是。但不是所有人愿意坚持他的个体性，受到太多调教的大多数人，就不会坚持。但我见过不少人，他们希望被当作独特的个人，而不是一个群体中难以辨别的成员。这些独立的思考者感到困扰不安。在很多情形下，他们都退缩到自己思想的私密世界中。日本文化孕育了一片巨大的、互不关联的、不为人知的群岛，这片群岛便由那些私密的世界组成。崇尚个人主义的日本人一般都不会干涉政治，因为万一他们挑战到现有的政治安排，那就是自讨苦吃。尽管他们拒绝墨守成规，但他们毕竟还是日本人。

最近几十年在谈到日本的时候，人们时常把个人成长的理念当成西方民族优越感的一种体现，而且还揣测日本人自有一套辨别个性差异的方法。但还是有一些个人成长的标准不受文化约束。就像先有蓓蕾才有玫瑰，先有虎崽才有猛虎，人类的成长的内在目的便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完整的个体。我在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与健全的（well-integrated）日本人的交往，加深了我这个信念。

不少对日本进行严肃评论的人，都刻意避免做出可能会被标记为价值判断的陈述。但是，我的观点是，对政治事务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却想避免做出与某种信条无关的判断，这不过是种幻想。力求客观与对可能出现的偏见时刻保持警惕密切相关，但正是对主题的选择揭示了个人的关注，这些关注却未必就是偏见。很多事情可能都是相对的，也确实存在一种以理想方式来安排生活的标准，让人们必须做个选择。我们不应疏忽人们在他们各自社会中的处境。

柏拉图有一个伟大发现，即自我认知取决于对政治生活的特点和范围的理解，他充分地意识到权力有着腐化的潜能。他那伟大的理性和诗意的心灵，首先把从神话、传统和野蛮权力中获得解放的这种需求当作政治行为的根本因由。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个观点只对西方社会适用。

出生于波兰、接受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哲学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比他那些出生在西方的同僚对这点思考得更多，也更能说到点子上：

个人自由——我们可以假定——有其人类学基础。这一公认的信条无法按照“证明”这个词的常规意义来证明对错。但是，我们希望自由最终不会被极权主义以及普遍的官僚化带来的联合压迫摧毁，我们要能真正地准备去捍卫自由，关键在于我们相信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选择独立自主的渴望，它不是历史的偶然偏好，不是特定社会条件的结果或特定经济生活形式、市场机制的临时副产品，而是根植在人类的品性中。

柯拉柯夫斯基知道，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永远无法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彻底解决。他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能只是因为无法根据指导科学探索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简单地漠视或者拒绝［这个问题］”。他说得对。一旦我们采取这样的哲学立场，即自由对于个人来说是可取的，那么，在仔细审查任何超出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要求、严重妨碍个人自由的政治安排时，我们就有权采用批判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