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1905—1910年

要是读者想了解这个故事以及据此展开的观点，他应在前因后果的每个主要部分追随作者的思路。他不仅必须知道战争爆发时的陆、海军形势，而且应熟悉导致这种形势的事件。他必须认识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他必须熟知舰队和陆军的编制以及它们在海上和陆上战略的概况；他必须不厌其烦地倾听舰船与大炮的设计；他必须扩展目光看一看现代国家集团的形成和缓慢发展的对抗；他必须把这些现象聚焦到党派间较不重要但不能避免的斗争上以及政治力量和大人物的相互影响上。

上一章的主要角色是各大国或帝国，主题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平衡和联合。现在，暂时把舞台缩小到以我们的岛国为限，舞台上的角色是英国当时的政界人物和派系。

1895年我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有幸受威廉·哈考特爵士邀请共进午餐。在谈话过程中，我可能话说得多了些，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回答说：“我亲爱的温斯顿，我漫长一生的经验使我深信，什么也不会发生。”从那时起，在我看来，发生的事情连续不断。海外大规模对抗的增长伴随着国内党派斗争的不断加剧。事件的规模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事件相形见绌。当时大国间的小战争，关于表面问题的认真争论，当时要人的高尚而敏锐的智力和他们行为的适度、节制和严格的规范，都属于已逝的年代——当时的人们像沿着有涡流和涟漪的平滑的河流行舟，如今我们像被投入大瀑布之下，挣扎在急流险滩之中，如今回顾，那个时代似乎难以想象的遥远。

我把我们国家的暴力冲突时期的开始定于1896年的詹姆森袭击事件。如果不能确定这是南非战争的前奏的话，至少也是南非战争的预兆。从南非战争产生卡叽（Khaki）大选、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中国劳工的呼声和随后产生的愤怒反应，以及1906年的自由党胜利。从此突然出现上议院对平民政府的猛烈攻击，到1908年底，这个自由党人占绝大多数的政府实际已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1909年的劳合·乔治预算使那种情况有所改观。反过来这个措施又成为更大地激怒双方的原因，上议院否决这个预算是一桩几乎无可比拟的违反宪法的政治大错。此事直接导致1910年的两次大选、议会法的通过和爱尔兰的独立斗争，这场斗争把我们国家带到内战的边缘。就这样我们经历了近20年连续不断的党派斗争，每次都重复地伤害国家利益，每次震荡得都比上次更加猛烈，每次都冒更严重的危险，直到最后看来必须以军刀来冷却沸腾的热血和普遍存在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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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勋爵退出政界。他从1885年起就担任首相兼外相，这一点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简短插曲，在这整整17年中，自由党从来不曾对国家大事行使过任何实际控制。他们获得短期执政机会只是由于40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多数。在其中的13年时间里，保守党享有100到150张相同性质的选票多数，此外还有整个上议院。这样的长期执政最终结束了。改革的愿望、改革就在眼前的感觉普遍存在。这是一个时代的终止。

继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后是贝尔福先生。新首相从来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他继承的只是业已耗尽的遗产。真的，他最聪明的选择本应是体面的辞职，尽可能做到平静，最重要是越快越好。他本来可以极得体地宣布：1900年议会是在战争条件下选出的，着重解决战争问题；现在战争胜利地结束了；选民的授权终止，因此他在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前必须再次由选民的意志决定。无疑这样做自由党人将会上台，但不会占有巨大的多数，而他们会面对强大、团结的保守党反对派，保守党在4或5年之后——大约在1907年——会重新有效地控制国家。可是欢呼贝尔福先生登上首相宝座的纯粹保守党议员全然想不到他们会被选民抛弃，当时议会还只成立了2年，任期还有4或5年。因此贝尔福先生着手处理政府事务，以宁静的漠然态度对待大量态度疏远的舆论和一直在他周围工作的敌对势力的增强。

任副职的张伯伦先生几乎无所不能，可他并不抱幻想。他以锐利的政治敏感察觉到反对执政联盟的浪潮在持续增长。他不采取中庸和谨慎的方针应付事态，受他本性激情的驱动，他采取不顾一切的对付办法。人们责备政府反动。温和的保守党人和年轻的保守党人全都敦促政府趋向开明与和解。反对党有望加快取得政权的步伐，他们以愤怒的抗议开始发难。张伯伦向他们表示，包括向持怀疑或忧虑态度的朋友表示，他有可能用暴力平息愤怒，并从反动的实质中获得争取普遍胜利的方法。他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

时间、逆境和新近通过的《教育法》使自由党人团结起来；贸易保护或如人们所称的关税改革使保守党分裂。最后6个大臣辞职，50个保守党人明确地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在这些人中间有一批可以给政党带来新生力量和强大活力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政党在野时期特别需要的力量。自由工联主义者的活动得到索尔兹伯里勋爵本人辞职的间接支持，也得到统一党主要人物如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和德文郡公爵的积极支援。自从开除皮尔派保守党员以后，保守党从未承受如此可怕的损失。

但是，既然贝尔福先生没有感觉到应该在开始执政前先提出一次辞呈，如今他更不乐意让权力从他的掌握中被人夺走。此外，他把党的分裂看作最糟的国内灾难，认为分裂党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因此他以惊人的忍耐和冷静竭力保护团结的外貌，以求平息风波并希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风平浪静。他极为细心和巧妙地设计出一系列方案，旨在使有深刻分歧的人们能说服他们自己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当大臣们辞职时，他小心谨慎地对贸易自由主义者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各打五十大板，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像亨利八世一样，他于同一天斥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因为他们各自都背离了他的中心，背离了他的矫揉造作的妥协方案。

在这种不愉快的形势下，贝尔福先生维持现状长达两年之久。要求大选的呼声不起作用，对他抓住职位不放的讥讽不起作用，朋友们的劝告不起作用，反对派企图迫使他进行决定性辩论也不起作用。这位首相以不变应万变、不知疲劳、沉着冷静，他继续做他的首相。他清醒正直的内心不理会细琐小事，对呼吁漠然处之。如上文谈到，他在俄、日战争的关键时期，采取极端坚定支持日本的政策。另一方面他拒绝所有诱惑，抓住俄国舰队在多格滩击沉我们的拖网渔船的机会与俄国作战。他组建帝国国防委员会做战争准备。他完成1904年与法国的协定，关于这个协定的重大意义在上一章已有解释。但到1905年，英国政界不再关心这些事情。政府支持度在不断下降。保守党继续在衰退。反政府的风暴不断增强，反垂危政权的联合力量也不断增强。

1905年11月下旬，贝尔福先生正式向国王提交辞去首相职务的辞呈。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政府组成，并于翌年1月举行公民投票。这届政府代表了因布尔战争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两翼。自由党中以杰出才干知名的帝国主义分子占据了几个最重要的职位。阿斯奎斯先生担任财政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担任外交大臣；霍尔丹担任陆军大臣。另一方面，首相本人代表自由党主张的主流，他任命罗伯特·里德为大法官，任命约翰·莫利先生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两位政治家虽不反对在南非的实际战争措施，却也曾不停地谴责这场战争；入阁的劳合·乔治先生和约翰·伯恩斯先生是在政见上走得更远的民主政治家。政府的信誉因值得尊敬的人物的参与而提高，他们是里彭勋爵、亨利·福勒爵士以及新近从印度总督任上回来的埃尔金勋爵。

1906年1月选举的结果是保守党全面滑坡。继《改革法案》之后举行大选以来，不列颠议会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变故。例如在曼彻斯特，它是各党的主要战场之一，贝尔福先生和8位保守党同事落选，取代他们的是9位自由党或工党人士。保守党人经过近20年的当权，退缩到下院的只有150余个席位。自由党人获得多数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100多席。两大党都对对方深怀不满，对卡叽大选的错误和大选中的权力滥用感到愤懑，对中国劳工的不公正呼声提出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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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应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召参与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时，他依旧得到全国各地自由党人、热爱和平者、反侵略主义者和反战人士的热烈拥戴。此时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正处于紧张时刻。英、法关于埃及与摩洛哥的协议首次公布之后，德国政府默默接受了这个局势，既不抗议也不抱怨。德国首相比洛王子甚至在1904年宣布，德国对该协议中任何一条都没有异议。他说：“在我们看来，这个协议是试图使用友好谅解的方法消灭存在于英、法之间的一些不同观点。我们从德国利益的立场出发，不反对这项协定。”但最使德国政府深感不安的是泛日耳曼和殖民地政党的开始插足。在这种压力下，德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改变，一年后德国公开指责这个协议，并寻找机会宣称她对摩洛哥的权利。不久便出现了这种机会。

1905年早期，一个法国外交使团来到非斯。使团人员的言语和行动似乎表现出有意把摩洛哥当作法国的保护国对待，因而不理会《马德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摩洛哥苏丹向德国呼吁，查问法国是否得到授权以欧洲的名义说话。此刻德国得以作为国际协定的捍卫者站出来说话，指责法国破坏协定。在这种指责的后面有明显的意图，也就是告诉法国，她承担不了与英国订立协定冒犯德国的后果。德国采取的行动具有最严厉的性质。有人劝德皇去往丹吉尔，在那里他一反以前的明智判断，于1905年3月31日发表由他的内阁成员选择的毫不妥协的讲话，公开向法国挑战。德国外交部广泛地传布这份演讲。4月11日和12日把两份具有威胁性的急件火急火燎地送往巴黎和伦敦，要求《马德里条约》所有主要签字国开会。德国使用所有手段要使法国懂得，倘若她拒绝开会，后果将是一场战争；为了有双重把握，他们为这个昭然的目的派了一名特使从柏林去巴黎。

法国对战争毫无准备，陆军的状况很差；俄国更没有能力作战，加上法国又缺乏充分理由。可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先生不愿意让步。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6月6日法国鲁维埃先生的内阁几乎在炮口的瞄准下一致同意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德尔卡塞先生立即辞职。

迄今为止德国都非常成功。运用战争的直接威胁，德国迫使法国屈从于她的意志，法国牺牲了与英国谈判协定的那位部长。鲁维埃内阁真诚地寻求友好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使法国免遭在此种环境下被迫参加会议的侮辱，另一方面要确保不对德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但德国政府决心尽可能利用他们的胜利，在开会之前和会议期间使法国处于尴尬。会议最终于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

现在英国登上舞台，显然国内混乱没有使她失去常态和平静。她一点也不鼓励法国拒绝与会。但是，如果德国加速对法开战的直接原因是法国与英国新近公开订立的协定，世人认为英国不可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指示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阿尔赫西拉斯大力支持法国。作为和平、紧缩开支和改革时期的第一个行动，他还授权启动英国与法国总参谋部的军事会谈，旨在战争发生时协同一致地作战。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反响的步骤。此后两国参谋部的关系日益亲密和信任。我们两国军人的思想明确地进入一个特殊的轨道。在军事关系中一方面不断增强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加强了相互预警。不管两国政府多么明显地申明在这些技术性讨论中两国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约定，事实上两国已建立起极强有力的纽带。

英国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态度使德国处于不利地位。俄国、西班牙和其他签字国站在英、法一边。奥地利向德国透露了她不想逾越的底线。因此德国发现她陷于孤立，她以战争威胁获得的优势在会议桌上烟消云散。最后奥地利提出的妥协方案使德国得以不公开丧失尊严地撤退。可是，这些事端种下后果严重的种子。欧洲分裂成两个体系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德国感觉到有把奥地利紧密地与她连在一起的必要。她公开恐吓法国的企图，给法国公众舆论留下深深的印象。法国军队进行了迅速而彻底的改革，与英国的谅解更加强而坚定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成为走向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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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初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患病和逝世为阿斯奎斯先生的执政铺平了道路。这位财政大臣原是前首相的第一助手，随着首相体力的衰退，他日益挑起重担。他担负起实施《许可证法案》的责任，该法案是1908年议会会议通过的主要议案，由于这项任务，他博得了党内一个极端且教条主义派系的忠诚，而先前他的帝国扩张政见曾使他们与他疏远。阿斯奎斯决心使自己与劳合·乔治的民主政治才能及蒸蒸日上的声誉联在一起。因此职位顺利地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阿斯奎斯先生成为首相，劳合·乔治成为财政大臣和政府的二把手。新内阁像旧内阁一样，是不明言的联合政府。在跟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而形成的内阁、党内多数的激进和平主义分子和自由党帝国扩张分子之间，保持着一条十分明显的分界线。作为首相的阿斯奎斯先生现在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但他的内心和同情一直向着爱德华·格雷、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边，每当他务必公开观点的重要时刻，他便明确地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可是，首相不能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所做的那样，给予爱德华·格雷爵士可能希望他给予的那么多的有效支持。老首相的话是党内极端分子的法律，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他所说的一切。他们深信，他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所做的不会超过绝对必要的限度，而他做必要事务时的方式决不想满足好战分子的情绪。可阿斯奎斯先生关于布尔战争的意见很不“稳当”，他是外交大臣的终生好友，而后者甚至在顺利进入爱国大道时也徘徊不前。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受到怀疑，他在对外事务上采取的每个措施，都受到资深政界人士的警惕的审视。如果与法国的军事商谈不是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授权，如果不是爵士的政治道德无懈可击，我怀疑阿斯奎斯先生是否能够开始或继续进行这样的商谈。

由于我于1904年在下院自由贸易问题上曾转而投支持反对党的票，因而工作中与劳合·乔治先生有密切的政治联系。他是欢迎我的第一个人。我们在贝尔福先生下台前作为反对党时期坐在一起并一起行动，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政府期间工作得十分和谐，那时我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长。当我进入新内阁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时，这种合作继续着。一般说来，虽然角度不同，但我们都站在那些主张在对外政策和军备上持遏制态度者一边。读者必须了解，这些态度与看法的分歧，尽管在历届强大的英国政府中都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但决不会妨碍政府中主要人物的和谐与愉快的关系，而我们的事务在谦恭有礼、友好和善意气氛的许多礼节中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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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新的欧洲危机就爆发了。1908年10月5日，奥地利未经警告或谈判就宣布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帝国的这两个省份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一直由奥地利治理，合并的宣布仅仅是形式上宣告业已存在的事实。那年夏天出现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重申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而这点正是奥地利担心的，因而先发制人进行阻止。合理而有耐心的外交手段有可能保证奥地利所需要的缓和局势。事实上，与最有关系的大国——俄国的谈判取得了有利的进展。但突然和意外地，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在决定对俄国做适当让步之前宣布了合并，从而中断了谈判。这种实质上的公然破坏行为冒犯了俄国，也轻视了俄国谈判者伊斯沃尔斯基个人。

这次合并引起各方愤怒和抗议的风暴。根据1871年伦敦会议的声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大国不可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得擅自修改条约的条款，除非得到签约各方同意，”英国拒绝承认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与它同时发生的保加利亚独立宣言。土耳其大声抗议这个不合国际法的行为，土耳其政府组织对奥地利商品的有效抵制。塞尔维亚人动员起了他们的军队。但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俄国。整个俄国激起的对奥深刻仇恨成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重要原因。在这次国家间的争吵中，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之间的个人不和也起了一定作用。

英国和俄国此时要求召开会议，对已发生的事件表示无法赞同。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拒绝这个要求。塞尔维亚方面出现某种暴力行动的危险变得很明显。爱德华·格雷爵士明确表示，英国在巴尔干争吵中不想被拖入一场战争，接着他努力遏止塞尔维亚，安抚土耳其和给予俄国全面外交支持。争吵持续到1909年4月，争吵以如下值得注意的方式停了下来。奥地利人决定，除非塞尔维亚承认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否则他们就要下最后通牒对她宣战。在这个紧要关头，德国首相冯·比洛亲王出面干预。他坚持要俄国劝告塞尔维亚让步；大国应正式承认该次吞并，毋须召开会议，也不必对塞尔维亚做任何补偿。俄国打算同意这个做法，事先不通知英国或法国政府。如果俄国不同意，奥地利将在德国全面和全力支持下对塞宣战。因此俄国面临与奥、德两国的战争，就像法国三年前一般，俄国在威胁下屈服了。只有英国还在捍卫着条约和国际法的神圣性。条顿民族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它是以充满危险的代价得来的胜利。法国在经受1905年粗暴对待后，开始彻底地重整军备。此时俄国于1910年大大加强她已经很庞大的军队；法、俄两国遭受了同样痛苦的经历，密切了三军的合作，巩固了她们的联盟，并开始使用俄国的劳动力和法国的资金建造俄国西部边境急需的战略铁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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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轮到英国感受德国力量的压力了。

1909年春季，英国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突然要求建造至少6艘“无畏”级战舰。他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德国舰队的迅速发展以及她根据1908年《海军法》进行的快速扩充，这个情况引起海军部的极大焦虑。我对欧洲形势的危险仍是个怀疑论者，海军部的理由不能令我信服。在与财政大臣接触之后我立即开始审察这个计划，审核支持这个计划的理由。我们两人共同做出的结论是，建造4艘军舰的计划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出于需要细致地分析英、德海军现在和今后的特性与组成，我不同意海军部提出的论点，说危险的局势将在1912年来到。我认为海军部有关这个主题上的数字有点夸张。我不相信德国正在秘密建造比她们公布的“舰队法”所要求的更多的“无畏”级战舰。我认为，我们在主要的“无畏”级战舰方面，加上新计划建造的4艘“无畏”级战舰，在海军力量的差距上，能保证1912年（当时叫做危险年）之前我们掌握充分的优势。无论如何，由于海军部只要求在财政年度最后一个月（即1910年3月）开始建造第5艘和第6艘“无畏”级战舰，这些不影响我的计算，因而财政大臣与我一起建议1909年应批准造4艘，其余2艘应与1910年计划一起考虑。

根据后来实际发生的事件回顾这次争论的大批文件，毫无疑问（就有关的事实与数字而言）我们完全正确。海军部的悲观预料无论哪方面在1912年都未成为现实。我们发现英国在那一年的优势是足够的。不存在秘密的德国“无畏”级战舰，也不存在德国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发表大量建造舰只的声明。

内阁中的争吵引起政府外的强烈不安。争论过程导致气氛的骤然紧张。争论中的实际论点从未成为问题。让整个国家真正感到惊恐的原因是人们第一次广泛认识到德国的威胁。最后达成了奇特的解决办法。海军部要求造6艘军舰，经济学家提出减为4艘，我们最终妥协为8艘。但8艘中的5艘在1912年“危险年”和平地过去之前尚未准备就绪。

尽管财政大臣和我在狭义上讲是对的，可我们在命运攸关的大潮中全然错了。最大的荣誉应该给予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因为他在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在争议中坚持了忍受他的党对他批评时的坚毅与勇敢的态度。在争议进行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下一次有关海军的内阁危机发生时，我们扮演的角色会颠倒过来；他也意想不到，他顽强争取的舰只，当它们最终来到时，竟会受我张开双臂的热忱欢迎。

关于某一个特定年份所需舰只的确切数字，不管人们所持的想法有多大分歧，不列颠民族总体上已意识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即德国计划以海军加强她无比强大的陆军，到1920年德国的海军将远远比英国目前拥有的舰队强大得多。德国1900年的《海军法》经过1906年修正补充；而在1906年的增补的基础上，1908年又有了新的增补。1904年在雷瓦尔的一篇耀武扬威的演讲中，德皇已经自称为“大西洋海军司令”。英国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开始陷入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拥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对抗、与谁较量，除了我们外她使用海军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人们已意识到普鲁士人居心不良，他们妒忌不列颠帝国的辉煌，一旦找到于我们不利的良机，他们会尽可能利用它。此外人们开始了解，以放弃针锋相对之外的手段说服德国离开她的既定路线是毫无用处的。我方建设舰只的态度优柔寡断，在德国人看来是缺乏民族精神的表现，这再次证明骁勇的种族应该替代衰弱的、过分文雅的、追求和平的种族，后者已不能在世界事务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任何人目睹英、德两国在英国自由党执政的头三年建设舰只的一系列数字，都会感到英国置身于危险（如果不是致命）的阴谋中。

1905年英国建造4艘，德国2艘。

1906年英国削减其计划建造3艘，德国增加其计划建造3艘。

1907年英国进一步削减其计划建造2艘，德国进一步增加计划建造4艘。

这些数字极为重要。

无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国海军的发展持续落后，英、德间原有的差距将很快消失，这样的认识逐渐占据了几乎每一个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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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看到了德国的政策和军事力量5年时间里的增强如何最彻底地唤醒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中的三个。其中两个（法国和俄国）在公然的战争威胁下已屈服于德国的意志。这两国都被一个邻国公开宣布她将不惜使用一切武力的意图所镇服。两国都感到，只有屈服才能逃脱血腥的折磨和可能发生的灾难。对未来遭受公开侮辱的恐惧加重了昔日的屈辱感。第三个大国——没有进行战备，但岛国难以进入，而她在世界事务上不能被忽视——英国也感到有一双手正在挖其赖以生存的真正基础。很快而且肯定，德国海军将编队整齐地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它必然置我们于危险境地，只有顽强的努力以及几乎像对待实际战争那么紧张的警惕才能避开这个危险。在法国与俄国增加武装力量的同时，英国也在同样的压力下增加她的舰队。此后这三个不得安宁的国家将更密切一致地行动，以免一个接一个地被她们的对手征服；此后她们的军事部署将逐步趋于一致；此后她们将有意识地面对共同的危险。

啊！愚蠢而勤奋的德国人，工作如此努力，思想如此深邃，在自己祖国的阅兵场上大步前进和后退，钻研着超繁琐的计算，对新发现的繁荣充满激情，不满足于平凡的成功，有多少支柱支撑着你们的和平与光荣，你们别亲手不断地把它们砸烂！

当时冯·比洛亲王的继承人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在1909年，局势的发展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坚定地站在法、俄一边。这是实施她的传统政策，那就是反对当时最强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紧紧把握她的海军计划，指出她东方政策的明确方向，而且必须防范法国的敌意，这种敌意在她近几年的政策中决不会减轻。如果说德国把英国宣布的与法、俄双边同盟的友谊，看成是法、俄政策所有侵略性倾向的可怕加剧，那站在这个同盟一边的英国越来越把德国舰队的加强和我们东方政策中对她古老权利的破坏看作威胁。双方已经有过争论，气氛极不友好和充满不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就是这位德国新首相的继承物。

如今，他将给这个世界增添更多的忧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