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1826年的冬天，在波尔多的时候，我收到美国驻马德里全权公使亚历山大·埃弗雷特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说有一部作品即将出版。此书由皇家历史学院的秘书唐·马丁·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编辑，是关于哥伦布航海文献的文集，其中许多资料非常重要，而且是最近才发现的。埃弗雷特先生同时表达了一个想法，意即这部作品的英文版本，假如由我们本国人来完成，将会是特别理想的事情。我与他就此达成了共识，而且，我想去马德里拜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久，我便动身去了那个首都，打算趁在那里旅居进行此书的翻译工作。
我抵达那里不久，纳瓦雷特先生的书便问世了。我发现里面包含了许多迄今为止还未被世人所知的文献，这些文献让人对新世界的发现过程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为那位博学编者的勤勉和活动增添了无上光荣。然而，整个文集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海量的丰富史料，并不是历史本身。如此堆积的文献对于不辞辛劳的探究者是无价之宝，但是，看见这些毫无关联的文件和官方公文，不免让普通读者产生排斥情绪，因为他们更愿意寻求清晰、连贯的叙述。这种情形让我对自己计划做的事情产生了犹豫；然而，此事非常有趣，而且还具有国家之类的意义，以至于我实在不愿意放弃。
待我将此事更充分地思考一番之后，我意识到，虽然关于哥伦布的书很多，各种语言都有，但是所有这些书对他的生平和航海叙述都存在局限，并不全面；同时，关于这个题目，无数有价值的信息仅存于手稿或者以信件、日志和公共契据等形式存在。照我看来，一部忠实地吸收了各种材料的历史记录才是文学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就我个人而言，较之于曾经考虑过的翻译工作，此事我更在行。至于我的国家呢，此项工作更可接受。
在马德里，我发现在垂手可及的地方就有非常了不起的便利条件，这让我受到鼓励着手这样一项工作。我住在美国领事奥·里奇先生的房子里，他是欧洲最不知疲倦的文献学家，几年来，凡是与美洲早期历史相关的文献，他都进行了特别详细的研究。在他那卷帙浩繁、稀奇古怪的图书馆，我发现了关于西班牙殖民史现存的最好收藏，所包含的文献很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寻觅。这些资料他交与我自由使用，其坦率与毫无保留，在那些拥有此等稀世宝贝的所有者当中十分罕见。在我整个劳作期间，他的图书馆一直是我的主要资料来源。
我还找到了马德里皇家图书馆和圣伊西德罗的耶稣会学院图书馆。这两个图书馆有着高质量的广泛收藏，它们对外开放，管理得井井有条。唐·马丁·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传递了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各种各样宝贵的、异乎寻常的信息，我从中得到了最为周到的帮助。在此，我情不自禁要对那位值得敬佩的人士那种自我坚持的热情表达我的崇敬：他是西班牙文坛最后几个宿老之一，他在那里几乎孤军奋战，却不屈不挠地坚持劳作；而那个国家，在目前情况下，文学活动几乎不会引起任何兴奋、获得任何回报。
我必须感谢的还有贝拉瓜斯公爵的慷慨大方。作为哥伦布的后裔和代表，他将其家族档案交与我查阅，而他自己也饶有兴致地将这些档案文献里珍藏的宝贝拿出来展示。最后，我不敢遗漏对我那位出色的朋友唐·安东尼奥·德·乌吉纳的深切谢意。这个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绅士是弗朗西斯科亲王的财务主管，他特别熟悉自己国家及其附属国的历史。这个世界应该对他充满感激，他那些孜孜不倦的调查、秘而不宣的贡献，为近期才披露的早期殖民历史提供了许多精准信息。这位绅士所拥有的材料当中，大部分是他那位已逝的朋友、已故的历史学家穆诺斯的文件，他的逝世中断了自己那富于价值的劳动。唐·安东尼奥将这些文件随同其他各种各样的文献一起转交给我，他的善意与雅量一方面让这份职责轻松了不少，同时也让我深感责任重大。
有了这些资源，以及我当时的环境容易获得的其他帮助，我努力尽自己最大的能耐，争分夺秒地利用在异国他乡旅居的机会，开始构建这部历史。我勤奋地校勘自己所能搜集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著作，不管是印刷品还是手稿；力所能及地将这些材料与原始文件、历史研究中可靠的启迪进行比较；力图在那些不可避免要发生矛盾的地方确立事实真相，譬如几个人记录了同一件事实，但是由于他们的兴趣和情感迥异，其观察视角也随之大相径庭。
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尽量避免沉湎于推测或者泛泛而谈，除非偶尔自然而然地脱离主题。我比较喜欢对人物、事件或者时代所表现出的特征进行详细而周密、不漏掉任何细节的叙述，并力求将每一个事实置于这样的立场：让读者能够自己去感知事情的功过，形成自己的准则和结论。
鉴于历史上许多观点都需要取自同期事件和同时代文献的解释，我更倾向于在作品的最后提供一个单独的实例加以说明，而不是将其夹在中间阻碍叙述的完整性。这种方式能够让我可以沉溺于更大范围的细节，特别当主题不同寻常、趣味盎然，而普通的阅读过程不能包含其信息资源的时候尤其如此。
总而言之，本著以极为迥异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对此，我仅能向大家保证的是自己说真话的诚挚愿望，对我作品中提及的民族绝无偏见，对我的主题怀有强烈兴趣，具有勤能补拙的热诚去弥补自己意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
华盛顿·欧文
马德里，1827
附——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身陷一些美国作家的指控当中，他们说我没有充分指出自己从唐·马丁·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的文集中所得到的帮助。我曾以为自己在前面的序言即在第一版的时候已经对此有足够的说明：最初，正是他的文集促使我着手这份工作，并在随后提供了此书的主要材料；几乎在引述的每一页，我都用脚注加以说明。在准备这个修订版的时候，我很仔细、认真地检视了这件事情，但是发现在已经确认来源的基础上，没有任何需要增加的内容。
为了说明纳瓦雷特先生本人对拙著和鄙人的看法与情谊，我在此附加一段那位优秀人士写给我的一封信的摘选，还有一段摘自他本人文集第三卷的序言。公开一段如此褒奖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仅为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清白。
摘自一封来自马德里、1831年4月1日的信
我颇感欣慰，文集所公布的那些关于美洲历史发端的文献和通告，落入一位如此能够赏识其真实性之人的手中。他能够批判地看待这些史料，并能将其传播四方；他确立了最根本的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迄今为止曾经被一些带有偏见或有系统的作家掺了假。
在其《西班牙航海文集》第三卷的序言里，纳瓦雷特先生引述了其劳动成果的前两卷在文坛发表以来自己收到的各种感言。
“这点的显著证据，”他继续说道，“是来自华盛顿·欧文先生的《哥伦布与大航海时代》一书，这部作品的出版获得了当针对哥伦布及其航海发现的敌对情绪，这种情绪曾影响了部分欧洲本地人；他有机会查阅一些优秀书籍和珍贵手稿，能与传授这些事项的人士进行交谈，手上总能拿到我们最新发表的那些真实文献。他能够让自己的历史著述尽量全面、公正、准确，使之大大地超越了他之前的作家所完成的同类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增加了自己的常规方法和实用布局；其风格生动、纯净、雅致；各种名士要人的公告和哥伦布的关注点融为一体，对各式问题的考察总是闪烁着真知灼见、渊博学识和良好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