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贝托鲁奇 他一生都在用电影写诗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于2018年11月26日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这个名字被紧紧地与《末代皇帝》捆绑在一起，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一名意大利导演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皇帝的故事，不但成为中国影迷心目中最有名的外国导演之一，还凭此获得了他电影生涯最辉煌的成绩，《末代皇帝》帮他在美、英、日、法、意等国家，夺得了包括第六十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在内的诸多重要奖项。

贝托鲁奇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何他能获取在紫禁城进行实景拍摄的权利。有段视频记录了贝托鲁奇于1986年拍摄《末代皇帝》时的情形：他坐着车去往片场，紫禁城的上空飘荡着他通过扩音器传出的有关“清场”“开拍”的声音，在表达他对溥仪的理解时，他说，这个三岁登基的孩子，他长大后内心最为震撼的记忆，肯定是看到数千成年人跪拜在他脚下。

中国观众喜欢《末代皇帝》，是因为贝托鲁奇的西式表达与这个东方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影片开始时，溥仪走进满洲里火车站卫生间割腕自杀，将双手浸在洗手池水里的画面，就注定了这是个真实、残忍同时又追求客观与平等表达的故事。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皇宫戏都没法解决视角上的现代性，尽管贝托鲁奇在三十二年前就做好了典范。

除了《末代皇帝》，贝托鲁奇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另外一部电影是《戏梦巴黎》。《戏梦巴黎》于2004年2月在法国首映，借助当时最为流行的DVD介质，这部影片成为无数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必看片。

《戏梦巴黎》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明亮色调与时尚气息，讲述的却是与乱伦、情欲有关的暧昧故事。西方媒体评价该片是贝托鲁奇写给巴黎的一封情书，这个评价其实并不准确，贝托鲁奇无意向任何城市致敬，他的电影，似乎永远都是在满足他的写诗愿望，用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来诉说他对情色、情感、家庭、社会、政治的观点。

贝托鲁奇的父亲是诗人、电影评论家，受父亲影响，年轻的贝托鲁奇早早地便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在遇到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索多玛120天》导演）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编剧与导演生涯。

帕索里尼对贝托鲁奇的影响很深，由此不难给出定论，贝托鲁奇在他的影片《革命前夕》《爱情与愤怒》《蜘蛛的策略》《同流者》《巴黎最后的探戈》《偷香》等片中，对虐恋、谋杀等元素的迷恋，是有着师承的。说起来，《末代皇帝》算是贝托鲁奇最严肃、正经的作品，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观众从中看到了弑父情结的痕迹，溥仪这个人物被解读为遭到阉割、沦为傀儡、无能的“父权形象”。

如果了解贝托鲁奇与父亲的关系，或能解读为何他的影片中总有对“父权”的反抗。《蜘蛛的策略》中原著小说的祖父身份被更改为父亲，《同流者》中学生要杀掉他的哲学老师，《巴黎最后的探戈》中女主角枪杀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主角……故事里的受害者总是带有“父亲”的象征，使得观众对于贝托鲁奇的精神世界充满好奇。他是要反抗对他影响太深的两位精神教父帕索里尼（另一位是戈达尔），还是要借助电影摆脱父亲带给他的童年阴影？这个问题的答案，贝托鲁奇在世时或多或少都做过回应，但藏在更深邃处的秘密，恐怕已经被他彻底带走。

《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中，父亲拯救被绑架的儿子，《偷香》中，女儿寻找生父，这两部影片的故事，或能表达出贝托鲁奇在父亲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但他的父亲已经彻底看穿了他，父亲有一句话，算是对“知子莫若父”的最好见证，他说：“孩子，你很聪明，你杀了我很多次，但你却不用蹲监狱。”

贝托鲁奇的一生都在用电影写诗，因为单纯的诗歌文字，容纳不了他那或压抑，或张狂，或沉闷，或痛苦的情感。与他影片多拥有令人不安的主题相反的是，贝托鲁奇的作品在观赏性上拥有近乎神奇的吸引力，他镜头里的人物总是极致化的，他擅长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展开宏大的主旨叙事，他与故事之间保持着冷静的距离，却时时能让观众感受到他激情的火花。

着迷于在“性与政治”之间制造冲突，使得贝托鲁奇的电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小众文艺片。比起他作品里永远飘忽不定的性爱迷局与政治指向，寻找贝托鲁奇影片里的诗意，或是理解他创作真实一面的捷径。

贝托鲁奇去世后，继承他的风格拍摄类似题材的创作者会前赴后继，但后来者恐怕很难像他那样，在大胆与含蓄之间，在诗意与晦涩之间，做到如此坦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