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左右甲午战争的五个日谍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谍报战进入第二个高潮。日本“情报战之父”福岛安正对清朝国力的判断成为日本敢于发动甲午战争的根据；荒尾精构建了完善的谍报体系，给谍报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神尾光臣获得了清国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李鸿章拟定的作战计划；石川伍一刺探到了清政府向朝鲜运兵的情报及具体日期；宗方小太郎潜伏在烟台刺探到了北洋舰队开往朝鲜的情报及出发时间。这些间谍所提供的谍报致使清政府在甲午战场上节节败退。回望历史，甲午战争首败，当不在大清国力薄弱，朝廷颟顸无能，而是对日本无孔不入谍报行为的忽视与纵容。这些情报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的诡机跌宕，鬼出电入，它们多半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而且，还常常面带友好、恭谨的微笑。

责任编辑/陈毓婧

大清的密码被“钓鱼”了

1894年6月22日，为了商讨从朝鲜共同撤军事宜，日本政府和大清皇朝已经来回谈判、交涉了近20天。日本政府不仅不撤退军队，反而决定增兵。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手上刚拿到的，是日本政府“决不撤军”的照会，甲午战争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

汪凤藻有点意外，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照会文件，居然一反常态地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对这一反常的“周到服务”，既没警觉也无兴趣问疑。朝鲜那边，日本军队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占尽优势，北京的总理衙门和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有关日本方面的消息。

汪凤藻看罢日方的“绝交书”，急三火四地交给了译电员，用密码电报赶紧拍发给朝廷。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密电都是各自译成密码后交电报局拍发，各国皆然。当大清朝廷驻日使馆的工作人员将密码电报送交电报局时，日本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

但这一次，狡猾的中田敬义（日本外务省要员）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电便现出了原形，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了。日本人获得了密码，汪凤藻与清政府、北洋水师自6月6日至8月4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从此掌握了大清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到1938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之前，中国方面一直都懵然无知。

7月25日，根据日谍所得情报，日舰在朝鲜仁川港外丰岛海面袭击中国租用的英轮“高升”号运兵船，丰岛海战爆发，清军损失惨重。8月1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特别任务班”奔赴辽东半岛

中日正式宣战的当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特别召见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的6名间谍，分别是向野坚一郎、藤崎秀、山崎羔太郎、钟崎三郎、大熊鹏、猪田正吉。日本参谋总长亲自训话，勉励他们“为君国尽最大努力”，令他们“铭感至深”，顿生“沐浴着无尚的荣光，立誓舍身报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之念。

这6名间谍，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大多二十几岁，年龄最大的山崎才30岁。他们都连续两年蓄发，剃成清式的半和尚头，留清式的发辫，收集情报和绘制军用地图等间谍必备的技能，自然不在话下。

1894年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黄海大战之后，日本取得了制海权。日本大本营决定第二年春天实施“直隶作战”计划，要求本年度必须占领辽东半岛，作为对华决战的根据地。9月21日，大本营下达了作战命令，第2军按大本营命令向辽东半岛进发，6名间谍组成“特别任务班”随军行动。

10月22日晚上，第2军司令官大山岩亲自向6名间谍布置侦察任务。每人分发约30两的马蹄银一块作为活动经费，考虑花销不方便，还特意把马蹄银切成碎银。

10月24日，“特别任务班”随第2军第1师团先头部队从花园口登陆，随后乔装行动。为安全起见，他们故意错开出发时间，最早的午后1点出发，最晚的傍晚5点出发。向野和藤崎秀是最后一批出发的。

出发命令，由日本第1师团参谋长大寺安纯大佐“洒泪”下达。

他们每个人的任务都不同。向野负责侦察复州（今大连瓦房店市）、普兰店一带清军设防情况；藤崎秀、钟崎负责侦察和尚岛、金州；山崎负责侦察旅顺口；大熊鹏、猪田，未见史料确切记载，推测应是负责侦察盖平（盖州）、海城一带。

向野和藤崎秀先是同行，后在一个洼地告别。告别前，向野为藤崎秀编好发辫，“完成支那装束最后工序”。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东北地区的清军已经对日本间谍提高了警觉，在前线各地，设卡缉拿。辽南的清军，特别颁发一种红色通行证，没有证件者，过卡时一律拿下。据可靠史料，6名间谍中，钟崎是在花园口不远的碧流河渡口被捕，山崎是在距碧流河不远的貔子窝被捕，藤崎秀是在一个叫曲家屯的小村庄被捕，大熊鹏和猪田失踪。后来日军探听到，清军中有两名日本青年很受器重，估计就是大熊鹏和猪田，被捕但没有认定是间谍，而是随军效力，后来可能是死于战火或瘟疫。

6名间谍中，唯一的幸存者是向野。

向野一身大清渔民的打扮（日本军舰“高千穗”号，在日本第2军花园口登陆之前的10月19日，前往旅顺口侦察时，拦截一条大清渔船，强行扒下渔民的衣服，作为间谍的乔装道具），辫子长达一尺二寸，会说汉语，但发音不标准，跟辽东半岛的方言相差很大。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间谍，都面临这种尴尬。他们到大清北方，只好自称是福建人或者广东人。向野也是如此。

向野运气不佳，竟被早于他出发的日军第1师团第1联队拿获，以为是当地人，让他搬运货物。向野背着货物走了一里多地，才向日军表明身份，立刻被释放。

次日凌晨，向野从碧流河上游徒步过河，躲过了清军在渡口的检查。即便如此，向野还是在一个叫王家屯的小村庄，被清军捕获。清军以为他是朝鲜人。当时向野的靴子里藏着一张军事地图，在清军把他押往貔子窝的途中，为了毁灭证据，他故意踩着泥水行走，希望能将地图弄湿踏烂。途中，他辩解说自己是福建人，要是回不去，父母会饿死，边说边哭边磕头。随后他送给押解者一块碎银，说绑得太紧，难受，希望松一松。这招好使，果然就松了。向野当夜逃跑，以北斗星为准，向西拼命逃去。说“逃”并不准确，西边，是他的使命所在。

向野逃到山里的僻静之处，弄断绳子，继续往复州方向侦察。一路上很狼狈，帽子、夹袄都弄丢了，加上遇到大雨和冰雹，晚上露宿，“倍感寒风彻骨”。幸运的是，在当地百姓的“热心帮助”下，好歹解决了吃饭问题。那时候，向野绝不会想到，自己能在复州地界，演绎出一段让他终生难忘的“日中亲善”故事。

1894年10月28日，向野到达复州城。原先驻扎在城内的清军一个营，已经奉命增援金州。

向野在复州城没见到清军，扭头向普兰店奔去。不料途中迷路，当晚在一个名叫黄旗大屯的小村庄露宿。十月底的辽南，昼夜温差大，晚上气温很低。村中一个名叫姜德纯的农民，在龙王庙门口见到瑟瑟发抖的向野，顿生怜悯，主动请他到自己家里住宿。

姜德纯的父亲姜士采，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喜欢谈论学问，只是苦于听不懂“福建人李宝林”（向野化名）的汉语。向野于是跟他笔谈，谈《论语》谈《诗经》，谈得挺投缘。笔谈中，向野了解到复州城和盖平部队调动的消息。向野得到了姜家的热情款待，第二天出发前他们还为他准备了干粮。向野拿出一小块碎银给姜家，被坚决辞谢。

向野在前往普兰店途中，多次遇到清军，几番盘查，都侥幸过关。10月30日，到达普兰店，发现根本没有清军防守。至此，他的侦察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复命，可他不想回去。他担心受命侦察金州的藤崎秀出现意外，金州清军布防情况就无从得知。毕竟，日军进攻的第一个重要目标是金州。不过事关个人安危，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向野用小石子占卜，卦象显示，此行大吉。当晚，向野在金州城外露宿，10月31日清晨，混在菜农群里，顺利进城，多处逛游，摸清金州布防情况。出城后，又意外发现清军在石门子一带设有防御阵地，而且在前沿埋了大量地雷。

向野的情报，为日军进攻金州城起到了“向导”作用。埋设大量地雷的石门子，让日军给绕过去了，从三十里堡发起进攻。向野由此受到军方嘉奖，被称为“我们的爱子”。当时向野并不知道，他潜入金州的当天晚上，他的3名同伙，山崎、钟崎和藤崎秀，已在金州城外玉皇庙附近被清军斩首。

1895年5月1日，在复州城随军行动的向野，决定去黄旗大屯拜访他的“恩人”，“以尽礼节”。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可姜家人根本认不出眼前这个日本军官。向野跟他们好一通怀旧，姜家人终于想起来了。双方“回想去年相逢事，不胜喜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向野不仅赠送银元给姜家，还安排日军对姜家予以保护。一周之后，姜士采领着13岁的孙子姜恒甲，来复州城看望病中的向野，还带了4只鸡和18个鸡蛋。姜士采在言谈中，要求向野收他的孙子姜恒甲为义子。向野高兴地答应了，还把义子安排到日军在复州建立的“行政署”里“行走”。

在今天看来，姜士采的行为可以称得上是“汉奸”无疑，但那时候大清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只有皇帝、朝廷、官员。而这些人，都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日本是来跟皇帝、朝廷、官员打仗的，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这种想法，不光老百姓有，读书人也有。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过，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可在晚清年间，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民国初年著名思想家、中共创始人陈独秀，1904年在《说国家》一文中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陈独秀所说的“十年以前”，正是甲午年，那年陈独秀15岁。他说“我生长到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也就是说，陈独秀是到了1899年以后，才弄明白国家和大义的概念。

左右甲午战争的五个日本间谍

除了像“特别行动班”这样不顾生死刺探军事情报的青年间谍，在甲午战争中，福岛安正、荒尾精、神尾光臣、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这五个日本间谍在战略层面、构建情报体系和战术层面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首先要提到的是日本“情报战之父”福岛安正，他对清朝国力的判断成为日本敢于发动甲午战争的根据。

1852年，福岛安正出生在信州松本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8岁开始，福岛安正正式拜师学习文武之道。13岁，福岛安正来到江户进一步接受西洋式的军事教育，并熟练掌握英、法、德、中、俄五门外语。1874年，明治政府招募通晓英语的人才。当时正在司法省当翻译的福岛被陆军省选中，成为参谋本部长官山县有朋的秘书官，专门负责为山县有朋收集海外情报。福岛安正由此开始走上了情报之路。

福岛安正认为国家是土地与其人民紧密结合的有机体，必须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做出判断。1879年他乔装到中国许多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将侦察结果写成《邻国兵备略》和《清国兵制集》，不仅有清朝军队和军事要地等军事情况，有地形地貌、水系分布、交通运输能力等地理情况，还包括人口、人文、经济等对军事行动有影响的信息，全面、切实地评估了清朝的综合国力，做出了结论：清国及清军貌似强大，但从上到下腐败，而且对此毫不反省，为清国的不治之症，不是日军对手。

福岛安正是日本军阀鼻祖、“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元帅的亲信；又曾是明治维新元勋、四任首相伊藤博文的助手，这两人都是发动甲午战争的关键人物。因此，福岛安正对日本制定侵略计划很有影响力。

甲午战争的进程完全证实了福岛安正的判断。数倍于敌的清军不战一溃五千里，从朝鲜南端逃到北端，再逃过鸭绿江又逃过辽东湾，丢弃的军火给养超过了日本举国的物资，以致日军指挥官惊诧说：“世界上居然有如此昏庸腐败的军队，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另一个不得不提及的日本间谍是荒尾精，在情报体系上，荒尾精则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他在中国开办的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间谍机构，理清了在华日本浪人的复杂关系，将之与日本军部纠合在一起，又与中国的一些反清秘密社团如哥老会、白莲教、九龙会等建立了广泛联系，从而建立起无孔不入的庞大间谍网，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全面的情报。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清朝的兵力结构，特别是海军部署、海防构设、港口及登陆点等情报的刺探上。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缴获日军进攻威海卫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连哪里有口水井都详尽准确；清廷还搜查到一份日本间谍寄往日本的密函，更让人心惊肉跳——日本间谍连中国舰船上所带青菜多少斤都刺探得一清二楚！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情报战中占尽先机，对清廷和清军的一举一动，简直可以说是了若指掌。其中日本间谍获取了三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成为日军甲午战争获胜的关键。

第一，日本驻清国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获得了清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李鸿章拟定的作战计划。

神尾光臣是一个老牌间谍和“中国通”，早在1882年就被日军参谋本部派遣至中国，化名郑永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侦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观测了各地炮台的驻防情况。每走过100公里洋面距离，神尾光臣便使用千斤砣试水深浅，详细收集作战所需的地理水文数据。此外，神尾光臣交游很广，不管是在清廷内部还是浪人之间，都有丰富而特殊的情报渠道。日本军部也正是看中了这两点，在战争爆发前特意指派他炮制、发回一些中国正在积极准备随时对日开战的假消息，日本国民的战争情绪迅速升温。

1892年神尾光臣任驻清国公使馆武官。当时清朝官员普遍的道德沦丧和堕落，使神尾光臣轻而易举地把间谍触角伸进了清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决策机构。据一个甲午战后被抓获的日本间谍供述，当时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汪大人、刘大人、还有李鸿章的签押戴某、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等，都向神尾光臣提供情报。而这份供词被李鸿章和军机处压下，战后才被发现。

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让一些西方人感到瞠目结舌。一位英国人柯尔斯说：“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1894年7月12日，日本内阁以“中国在平壤集结大军，欲与日本一战”为由，向中国发出第二份绝交书。16日，清政府被迫做出反应，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议对策。李鸿章在会上提出一套作战方案：陆军方面，使用招商局轮船，由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率领，从水路将驻在天津小站地区的6000盛军移驻平壤；由马玉昆指挥，将防卫旅顺的2000毅军移驻义州；由奉天调4000奉军进驻平壤，以压制汉城、仁川方面的日军。海军方面，则由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全力出击，与陆军相互策应。

本以为这套方案至少能挡住日军的第一波猛攻，可日本间谍很快就将其截获。神尾光臣砸下重金收买了军机处一个官员，窃取全套方案后，用暗语将情报内容电告上海谍报负责人角田隆郎，角田隆郎立刻改为新闻通信体裁，电告大阪《每日新闻》社的上野理一。通过上野理一，日本参谋本部获知了这一重要军情。随后，日本陆军的大岛旅团即奉命由汉城向南开进，专门迎击送上门来的清军。日军获得这第一份关键谍报，就像是给狙击枪装上了瞄准镜，处处压制大清陆军的地面行动，致使清军在朝鲜和辽东战场一败涂地。

无能的清政府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北洋舰队上，他们本以为这支称霸海上的威武之师能为清廷争回些颜面，却不料在地面战场上连战连捷的日军如守株待兔般，正等着北洋舰队撞树而亡。这便要归功于发出第二份重要情报的石川伍一。甲午战争爆发前，石川伍一刺探到了清政府向朝鲜运兵的情报及具体日期。

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岁来华，投入日本情报机构乐善堂，先活动于云贵川藏，1892到天津任乐善堂天津、北京支部负责人，同时做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海军少佐的助手。井上敏夫和石川伍一乘小货轮两次侦测了威海卫、旅顺口、以及朝鲜的大同江、仁川口等军事要地，每到一地都进行水文、地形等测量，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

1893年，石川伍一受命潜伏在天津，进行秘密间谍活动。据受雇于日本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所言正是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以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结识了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李鸿章的外甥）的书办刘芬。他利用日本妓女色诱，控制了刘芬，刘芬不断为石川提供情报，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及军械局东局海光寺每天造出子弹数量照抄一份给石川伍一，石川据此编出了《军用地图》《兵要地志》等资料。1894年7月，石川伍一套得绝密情报一份：北洋水师将派出“济远”“广乙”“操江”3舰护送租用的英国轮船“高升”号，运送数千名精锐陆军前往朝鲜仁川。石川伍一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他详细问明舰队的具体开航日期后，火速电告日本海军。

接到密电的日本海军舰队很快于7月23日从日本佐世保军港出发，快速驶向朝鲜西部海岸。7月25日7时20分，仁川港外的丰岛海面上，“高升”号运兵船突然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合力围攻，北洋舰队的“广乙”舰被击毁，“操江”舰被俘虏，“高升”号运兵船被击沉，船上近千名清军官兵沉入海底。打响甲午海战第一枪的丰岛海战终因石川伍一的第二份关键谍报悲怆落幕。

“买卖不如意”“草帽辫行市如何”“近日回沪”“要回国，速送500元”“送银待回音”“草帽辫今好卖，速回电”……1894年8月，烟台，一名30岁的年轻人接连几天用电报发出数句暗语。这几句暗语分别对应“北洋舰队出没威海”“北洋舰队出威海进行攻击”“北洋舰队之防御由威海移至旅顺”“北洋舰队半数在威海”“威海无舰队”“北洋舰队由旅顺返威海”。这便是第三份重要的情报，来自于日本最著名的间谍宗方小太郎，他潜伏在烟台刺探到了北洋舰队开往朝鲜的情报及出发时间。

宗方小太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幼年时即熟读汉文典籍，成年后来到中国上海，结识了荒尾精。1886年加入汉口乐善堂，并在北京成立了支部积善堂。在这个小药铺的掩护下，宗方小太郎随时窥伺着清政府的举动与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四省情报。1890年，他又前往上海，担任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监督。1894年7月，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宗方小太郎接到来自日本军部的一道密令：侦察威海卫的北洋舰队动向。

威海卫当时是清政府最重要的舰队基地，北洋水师总部即设在此地。因为威海卫禁止与外界展开任何通信联络，日本谍报机关称其为“死地”，从威海卫到烟台的交通线也因为被清军严密封锁而被称之为“死线”。宗方小太郎接到密令后不敢耽搁，化装成中国农民，从上海偷偷潜入威海卫，用收买汉奸的办法悄悄摸进了核心基地刘公岛。在汉奸的帮助下，7月8日至13日，7月16日至22日，宗方两次潜入威海卫，甚至登上小船，到北洋舰队的基地刘公岛侦察了北洋水师的布防情况，获得了从军舰到炮台的完整情报。

丰岛海战爆发后没几天，中日两方正式宣战。战争进行到8月中旬时，连遭败绩的清政府决定派出总兵刘盛休带领6000人，由5艘轮船运送入朝。为了避免半月前的“高升”号事件再次重演，李鸿章亲下命令：由北洋水师主力舰队一路护航，严防日舰偷袭。于是，停泊在威海卫附近的“定远”“镇远”等14艘北洋水师主力军舰纷纷出港，准备远征朝鲜。

兵马未动，谍报先行，这份绝密军情又被宗方小太郎获知，他立即将北洋水师的启航日期与航线电告日本海军。日本联合舰队得以在9月15日预先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的有利位置，以逸待劳，截击北洋舰队，展开了那场近乎中国国殇的甲午海上决战。北洋舰队10艘战舰中5艘被击毁。日本海军取得了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的胜利。

1895年2月初，日军根据间谍发出的情报，从山东半岛荣成登陆，绕到威海卫军港的后面，从洼地与海面两个方向夹击北洋舰队，使北洋舰队陷入绝境。1895年3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海军提督丁汝昌愤而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惨败收场。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甲午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的不仅是深重的历史灾难，更是空前的民族屈辱，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的亡国灭种危局。战争失败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有一个原因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情报失误。清政府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误充斥着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导致清政府招招滞后，处处被动，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对日单向透明的战场态势。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越来越明显，随着日本对外扩张而引起的中日军事冲突的危险增大，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作为日本最大敌国的形象也越来越强烈。而这时，中国大部分朝廷政要并未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日本的认识仍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

很长一段时间，清朝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对于日本的情报活动不仅没有防范之心，更是大开方便之门。1884年，宗方小太郎以“学生”的合法身份周游中国北方各省，一直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日本海军官员出羽重远到旅顺访问时，当地守军主将宋庆在出羽要求下，在练兵场集合全军，举行阅兵式，摆出全部家当，所有新式精锐武器展示无遗。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为发动侵华战争做最后的准备，率大批军官亲自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李鸿章居然把他们一行视为上宾，予以“殷勤接待”，并请川上操六等参观军火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等，还让他们一行访问天津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及步兵操练步伐，又到北塘炮台参观山炮训练等。这使得川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中国军事情报和清政府的情况。

1885年驻日公使徐承祖曾通过收买日本官员获得了日本高层对朝鲜及中国决策的重要情报。当时，在日本政府内部，关于要不要夺取朝鲜与中国一战这个问题上，各派之间并无分歧，都赞成“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分歧主要在于什么时候开战，侵略之意已十分明显。该官员甚至直接托徐承祖告诫清政府方面一定加紧国防建设，“贵国一强，我国自无妄念”。这份重要的情报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国防重臣李鸿章深信以清政府现有力量足以抑制日本的野心，进而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时，清政府反而削减军费预算放松国防建设：自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后，北洋舰队再未增添一艘新舰。此外，清政府还以财政紧张为由于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导致战场节节败退。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兵圣孙子就曾说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在对日情报搜集几无斩获的情况下，甚至都无法做到对己方军事行动和作战情报的准确掌握。清军中一些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谎报军情，致使清政府无法准确掌握己方战场态势。例如，叶志超在成欢之战后，谎报战况，清政府因此而盲目乐观，于8月1日对日宣战。因为战场畏敌，1894年7月28日，清军骑探把逼近朝鲜的日军大岛义昌混成旅团4000余人夸大为“众约三万”，致使军队统帅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即使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情报，也常常因为被夹杂在纷至沓来的电报中而得不到重视，无法发挥应有的情报效用。在丰岛海战之前，北洋舰队得到“倭舰将要来截”的情报后，丁汝昌电请李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以防日舰偷袭。然而，李鸿章由于盲目迷信日本会遵守“万国公例”，认为日本不会偷袭中国的护航舰船和运兵船，没有采信“倭舰将要来截”的情报。最终，日本不宣而战，中国舰船“济远”号和“广乙”号在丰岛海战中惨遭日本偷袭。

1895年1月15日，山东登来青道刘含芳获知日军登陆相关情报后，便电告李鸿章：“闻日兵将由成山登陆。”然而，李鸿章将此情上报朝廷后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做出任何防备。1月20日，日军顺利在成山登陆，致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

清政府在情报领域的失败，注定了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心无忧患，国恒亡。甲午战争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清朝对日本间谍光天化日下情报刺探的忽视也许更值得当下长期身处和平环境的国人进行深入思考。

（参考资料：《绝版甲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12月1日、《情报日本》21世纪出版社2011年12月1日、《甲午海战，日本制胜于隐蔽战场》《民主与科学》2014年、《甲午烽火中的日谍》《档案春秋》2014年4月10日、《甲午谍战：一个寂静的战场》《世界知识》2014年11月16日、《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论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情报工作失误：心无忧患，国恒亡》人民网2014年7月17日等；作者：雪珥、胡平、阿烈、姚飞华、张炜、戴东阳、李冬伟等）

链接 甲午战争中被处死的日本间谍

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后，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先后派出19名职员和72名毕业生参加了日本军队在华的间谍活动，大部分担任翻译，17人参加战争谍报活动，其中有10人被中国政府逮捕，按国际法处死。

伪装成“商人”与“和尚”的日谍被押赴刑场

1894年7月底，日谍根津一来到上海，秘密找到早已潜伏在此的8名日本间谍，并给他们下达了搜集战地情报的命令。这8个人中，有来自汉口乐善堂的藤岛武彦、田锅安之助，也有来自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藤崎秀、猪田正吉、大熊鹏、向野坚一。

得到上级指令后，这几个野心勃勃的日谍立即分头行动。然而由于清政府已加强了对日本间谍的侦缉和抓捕措施，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此行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8人中最先落网的间谍是楠内友次郎和福原林平。1894年8月初，两人奉根津一的命令前往奉天和辽阳一带进行侦察。为了掩护身份，他俩化装成商人的样子，准备搭乘一艘法国轮船去营口。由于受到战争影响，这艘法国轮船推迟了开航日期，于是，两人就在法租界里的一家旅馆内住了下来，等待轮船起航。凑巧，就在二人住宿期间，略带日语的口音被人认出并被搜捕，其间谍身份被确认后，由清政府引渡到上海道台衙门，于9月被处决。

接下来被清政府抓获的是藤岛武彦。本来他是奉根津一的命令经华北、东北往朝鲜，去迎接日本第一军。根津一要求他利用沿途机会搜集中国军队情报，然后充当向导帮助日本第一军进军中国东北。

鉴于楠内友次郎和福原林平装扮中国商人失败的教训，藤岛武彦化装成中国和尚，为了不露出马脚，他还专程前去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受戒，同时与另一个叫高健武夫的间谍接头。当时，高健武夫已奉根津一的指令，于1893年11月，以和尚身份从日本直接潜入普陀山法雨寺受戒。藤岛武彦与高健武夫秘密接头后，按照根津一的既定部署，藤岛武彦先在法雨寺学习一些佛门礼节，熟悉佛门规矩后再回到上海。

但是，藤岛武彦是个地道的武夫，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去完成既定使命。这个在中国骄横已久的日谍分子，根本没有耐心去学习佛门的清规戒律，整日里烦躁不安，急于“建功立业”；同时由于他平时大酒大肉惯了，寺中清淡的饮食早让他忍无可忍，不久他便擅自离开了普陀山法雨寺。

藤岛武彦刚从宁波踏上返回上海的归途，就与同船的一个中国和尚发生了口角，情急之中口不择言，用日语咒骂中国和尚，还挥舞拳脚动了手，对方马上识破了他日本人的身份。在众人的帮助下，和尚喊来了水警。水警审讯时，藤岛武彦再次露出凶相想动武，水警遂搜查他携带的物品，其间谍身份暴露无疑，束手就擒。

之后，藤岛武彦被押解到浙江巡抚衙门。在审讯中，藤岛武彦先是硬顶着不理睬，后来实在憋不住，一开口便用日语大骂。衙役见他嘴硬，索性给他用刑，藤岛武彦受不了刑讯，不仅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还供出了在法雨寺与高健武夫接头的事。这样，藤岛武彦日谍罪状确凿，被判斩首示众。

高健武夫很快也被当地衙门逮捕，并解往杭州，与藤岛武彦一样走上断头台。高健武夫死前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对藤岛武彦出卖同伙的愤恨心情，诗云：

此岁此时吾事止，

男儿复不说行藏。

盖天盖地无端恨，

附与断头机上霜。

请美干涉难逃被处决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间谍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伍一的动态。

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有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继续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伍一遂搬到张士珩书办刘芬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伍一在躲进刘芬家的次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在初审中，石川伍一口风很紧，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而受托为日本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中国政府“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决战时间谍。

石川伍一被捕后第10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6天后，藤岛武彦、高健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伍一一案，成为事件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伍一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倾轧。李鸿章也确实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

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张士珩其实还算是一位能吏，在他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他一生都在从事军火生产，自己也成了一名军火专家。但因为是李鸿章的外甥，成为李鸿章政敌们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仕途上颇有蹉跎。

在沉默了12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伍一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石川伍一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感叹道：“潜伏于天津的石川等间谍‘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

日本间谍被处死后观者叫好不绝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关注。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致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伍一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命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词驳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处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弁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

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明显进展。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毙击毙；刘芬即行正法。”

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刘芬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随后，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上海和杭州被处决。

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宗方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

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后，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先后派出19名职员和72名毕业生参加了日本军队在华的间谍活动，大部分担任翻译，17人参加战争谍报活动，其中有10人被中国政府逮捕，按国际法处死。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甲午战争时期命丧中国的日本间谍》《文史春秋》2013年第6期、《揭秘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间谍：请美干涉难逃被处决》《人民政协报》2013年11月15日；作者：林仕谋、钟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