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安第斯奇迹——“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

47年前，乌拉圭的一支业余橄榄球队包机前往智利途中遇上风暴，飞机坠毁在39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脉上。一周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在这样下雪的季节，人类几乎没有幸存的可能，谁还会相信仍有幸存者？

饥寒交迫中，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存活，幸存者被迫以遇难者的人肉果腹，其中3人以惊人的毅力爬过了雪山，来到智利境内求助。在安第斯山中度过了艰难绝望的72天后，最终16人获救。然而几十年来，那些空难幸存者几乎很少亲口讲述他们的求生故事，直到2006年，幸存者之一南多·帕拉多终于出版了回忆录《安第斯山脉上的奇迹》，首次披露了当年绝境求生的可怕经历。空难生还者以他们超人的意志力活了下来，被世人视作英雄，但是有关他们求生的手段引起质疑后，他们又被看成魔鬼。

幸存者们最后得到了被食用者家属的谅解——那些死去的生命此刻就在生还者的体内存活着。

责任编辑/黄梦怡

“好像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像是被遗弃在外星球”

2012年10月12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场橄榄球友谊赛正在进行，场上的球员都是6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来自乌拉圭和智利。这是一场迟到了40年的球赛，而40年前发生了什么？场上一位名叫丹尼尔·费尔南德斯的老队员回忆说：“回想起40年前的这个时候，飞机正在下坠。”

1972年10月12日，乌拉圭的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球队租用乌拉圭空军571号包机，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时年22岁的南多·帕拉多，是当时老基督徒队的一员。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出发去圣地亚哥的前夜，队长告诉我们，飞机上有10个空座位。如果谁愿意带家人或者朋友同行，他们可以免费坐飞机。”于是帕拉多带上了母亲泽尼亚和妹妹苏西。

没有人会料到，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当天，飞机飞到安第斯山脉附近时，天气变得很糟，飞机不得不在阿根廷的门多萨临时降落。安第斯山脉属于科迪勒拉山系，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纵贯南美大陆西部，素有“南美洲脊梁”之称，山脉有许多海拔6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的高峰。

第二天早上，飞机飞往圣地亚哥。下午3时多，飞机突然开始轻微颠簸，大部分乘客并没有在意。但是飞机颠簸得越来越剧烈，甚至连飞行员也没有意识到，飞机已经偏离了航线。

在茫茫云海中，飞机撞上了安第斯山脉深处的一座无名山峰，尾部被撞飞，机身前半部分顺着山坡滑落。由于特殊的U型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最终停了下来。45名乘客，33名得以幸存。没有人能告诉这些幸存者他们当时在哪儿。

幸存者罗伯托·坎尼萨回忆了坠机前后的情形：

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也就是1972年10月13日，我是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一名医学院学生，同时我还是一名业余橄榄球运动员，是一个名叫劳丽的美丽姑娘的男朋友。在此之前，我和朋友们都拥有远大前程，未来可期，我们将成为律师、工程师、医生、建筑师……一切都很美好。

飞机坠毁前，我望向窗外，感觉有些不对劲，机翼离安第斯山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峭壁实在太近了，飞行员到底在干什么？

此时，机舱内的气氛却是一片欢乐，年轻的队友们正在打闹、唱歌、放声大笑。我们正在飞向智利，到那里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

飞机又颠簸了几下，我抓紧了座椅，可以感觉到飞行员正在努力拉起飞机，但无论是飞机引擎还是飞行员，好像都精疲力竭了。

突然，我听到一侧机翼剐蹭到了山壁，接着是一些爆破声，然后飞机就彻底失去了控制，像是被飓风卷了一样，旋转、急速下落。我紧紧地蜷缩起来，抱住自己的头。这下大概是完了，我低着头，等待着飞机最后的撞击将我们的生命画上休止符。

飞机猛地一停，我的座椅撞向前方。一切都停了下来，我还有呼吸，我还有意识，我还活着。

周围是呻吟声和哭喊声，当中还夹杂着飞机燃料刺鼻的气味。机身从中间断开，敞开了一个大口子，机尾已经不见了踪影。

有人用力扶起了我的座位，我回过头一看，是老朋友泽比诺，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位医学院学生。他看着我，好像在说：“原来你也活着！”我们陷入了沉默，面对一片狼藉，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从哪开始下手。

山上的气温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原来机舱内是24℃，现在已经到了零下23℃。我和泽比诺翻出几个行李箱，找出几件运动衫和夹克穿上，又找出了一些短袖T恤作为止血绷带，开始救助别的幸存者。

没过多久，我就感到呼吸困难，山上空气实在太稀薄了，心里开始暗骂：我们到底在什么鬼地方？我们的飞机怎么好好的就撞上了山头？

天很快黑了，我们小心翼翼地点起了火，生怕引爆残留的飞机燃油。我的手上全是死人和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的血。夜幕的降临，让人感到极度疲劳，我蜷缩到一个小角落里。在幸存下来之后，我第一次认真地检查和感受自己的身体，虽然每一块肌肉都快累得抽筋，但我发现自己居然完全没有受伤，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依然感激。

发生事故的地点位于安第斯山脉的东侧，高耸的山壁阻挡了我们前往智利的路。飞机上的45人中有5人在事故中当场死亡，7人下落不明。智利方面知道我们的飞机在即将进入智利境内的时候失去了联系，那时我们距离目的地大约160公里。虽然，当时飞机上的通讯工具无法使用，但我们相信救援很快会到来。

我们把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食物聚集起来，大家平分，打开所有能找到的行李箱，翻出里面的衣服穿起来保暖。用行李箱在地上拖着，写出了大大的SOS（国际摩尔斯电码求救信号），希望能有飞机在高空中看到。但飞机迟迟没有出现。夜幕降临，我们只好回到四处漏风的机舱内。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到飞机的声音在头顶盘旋，我们看到远处还跟着一架小飞机。大家都觉得飞机看到我们了，于是跳着、喊着、欢呼着。结果，它们飞走了……接下来，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飞机没有再出现过，我们安慰自己，可能是因为救援难度大，他们需要直升机，很快直升机就会来救我们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幸存的人数继续减少。我感到绝望，好像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像是被遗弃在外星球。

“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

当飞机坠毁后，南多·帕拉多的头部遭受重创昏迷，后来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坠机后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天渐渐亮了，意识也随着血液慢慢流回我的大脑，我听见周围有人声。眼前的影子渐渐化成一个人的脸，我看到一对深褐色眼睛上面的一蓬乱发，他在对我说着什么。我慢慢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头，发现头发被干了的血块粘在了一起。周围的人轻轻地对我耳语着，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掉进了大山里。机上45人活下来的只有33人，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和与我同行的母亲都死了，19岁的妹妹苏西奄奄一息。

我几乎寸步不离地呆在妹妹身边，搓她冰冻的手脚，跟她说话，把融化的冰水滴到她的嘴唇上。我常对她说：“别担心，他们会找到我们的，会把我们带回家。”这时，我多么需要我父亲给我一些力量，我似乎清楚地看到他在家里，被难以想象的巨大伤痛击倒，我为他心碎。我多么想告诉他：“我还活着！”

到了第二天下午，我用手臂揽着苏西，突然感觉到了她的变化。她看着我，但没能开口说话。她的身体不再紧张，忧虑渐渐地从她脸上消失了，她停止了呼吸。我整晚抱着她，天亮后我把她埋葬了，埋在我母亲身边的雪里。

我从没有过这么强烈的孤独感，我22岁，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我们中的多数都只是些从18岁到22岁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然而我们却被抛弃在这荒山野岭中，饥饿、伤痛，还有寒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看着冷漠的雪山，我觉得我们必死无疑。我很想哭，但本能立即告诉我不能哭，我不能失去任何水分和盐分。我又想到了我的父亲，觉得父亲的爱好像一条生命线牵动着我。我会回家的，我在心里向他保证，我不会死在这里。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飞机上的副驾驶员在生命垂危之际曾喃喃道：“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库里科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面180多公里的一个小城市。照此推断，只要越过西面最高的这座山峰，向西就是智利。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首先要想办法活下去。

进入冬季的安第斯山，绝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寒冷折磨着我们，高山空气稀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高山的阳光充满了强烈的紫外线，嘴唇和皮肤都起了泡，厚厚的积雪让我们举步维艰，稍一走动，雪就没到臀部。

坠机后，队长马塞洛召集未受伤的人组成搜救小队，将几十个被困在机身里的队友解救出来。两个学过医的队员罗伯托和泽比诺帮着照顾伤员。有的人伤得很重，一个名叫恩里克的球员被一根6英寸的钢管刺穿腹部，泽比诺替他将钢管从身体里猛拉出来时，连带着拉出了几英寸长的肠子！但性格坚韧的恩里克不顾自己的伤痛，马上又去帮助其他人。

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飞机里面的温度也只有零下25℃。第一夜，6个重伤者在严寒中死去。空难幸存者爱德华·斯特劳克回忆起第一夜的经历时说：“我们把所有尸体从机舱拖到外面，这样我们在机舱里就有更多的空间。”

幸存者们用摔坏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飞机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把飞机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来缝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晚上所有人挤在一起，脸对着脸睡觉，这样呼出来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面人的脸上。帕拉多回忆道：“我们都带有打火机，尽管空气稀薄仍然可以勉强生起火来，但身边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我们甚至烧掉了我们所有的纸币——大约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来取暖。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挡不断有人死去。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

“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

坠机现场没有任何饮用水，幸存者们也没有足够的热量来源可以将冰融化。帕拉多说：

我们开始吃冰，结果我们的嘴唇全都破裂流血了。

第一周结束时，仍然没有盼来救援者的影子，我们开始饿得头晕眼花，马塞洛搜出行李箱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只有几块巧克力、一些零食、几瓶葡萄酒。之后，他开始定量分配食物。我们每人每一餐不过是一块巧克力或一勺果酱，用一口葡萄酒冲下肚。这完全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只是这种进餐方式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儿力量。

一天早上，我站在机身外，看着手掌上一粒裹着巧克力的花生。这将是最后的一点儿食物，我绝望地决定要慢慢享用。我把巧克力舔光，把剩下的花生装进了口袋。第二天，我把花生米分开，将一半塞进嘴里，盛下的一半装回口袋。我把花生含在嘴里，几个小时才肯咬一小口。第三天，剩下的半个花生被我以同样的方式吃掉了，真的弹尽粮绝了。

我们疯狂地寻找食物，驱使我们的并非普通的食欲。当大脑意识到身体细胞开始自我燃烧换取能量，它释放出大量肾上腺素，我们像逃避猛兽的猎物一样逃避饥饿。我们把飞机残骸搜索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撕下皮箱的皮革来吃，虽然明知道它们经过了化学处理，有害无益。我们撕开坐垫，希望在里面找到稻草、麦杆，却只发现了一些塑料泡沫，我的脑袋里充满了疯狂的想法，也许某块石头下藏着一只虫子，也许某个地方生长着一棵植物？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所有死者的口袋了吗？有时，在漫长的沉默后，我突然大叫：“这个该死的地方，什么吃的也没有！”

有一些界限，人需要长时间才能跨越。当然，这座山上有食物，有肉，大量的肉，近在咫尺，就埋在机身外，薄薄的一层冰雪下面埋着死者的尸体。虽然饥饿令人发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忽略了几百英里内唯一可以吃的东西。但是，当思想最终跨越那条界限，那种原始的冲动让我深感震动。

那是一个黄昏的下午，我们躺在机舱内，准备度过又一个难熬的夜晚。我的目光落到躺在身边的一个年轻人的正在愈合的伤腿上，伤口中央的肉湿润、鲜嫩，边缘凝结的血结成了疤。我无法把眼睛移开。我闻到空气中血的味道，觉得胃口大开。我抬头，看到其他球员，他们也在注视着那条伤疤。羞耻感让我们挪开了目光。但是，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抵赖：当我们看到肉，本能地将他当作食物，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恐惧，但是，那扇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

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向球队支持者和我信任的朋友卡利托斯·泼耶兹坦白。“这里有大量食物，”我说，“我们的朋友不再需要他们的身体”。泼耶兹沉默了好长一阵子，然后说：“上帝保佑我们，我一直在想同样的事情。”

一开始幸存者们都满怀希望，认为自己会在坚持数天后获救。然而第10天，收音机里传来消息，经过10天徒劳的搜救尝试，智利政府决定，救援幸存者的行动暂且停止。空难幸存者卡里托斯·帕泽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时说：“在得知搜救行动停止后，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漫长的煎熬，希望彻底破灭了。”此时他们早已吃光了所有的食物，如果想活命，接下来只能吃人肉。

这天傍晚，27名幸存者聚集在一起，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帕拉多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规则不再属于我们，山中的规则由大自然决定，我们为了生存必须适应这一规则。当时我们幸存的27个人将手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圆圈，然后看着彼此的眼睛，立下了这个协议。”据坎尼萨回忆：

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大家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坚持下去，要活着出去。但是食物的匮乏让情况变得糟糕。没有蔬菜，没有肉，在坚持了几天之后，我感受到身体在明显消耗着自己，用不了多久，我们都会饿死。

其实，大家心里都曾经有过一个想法，但是那太荒唐、太恐怖。

那些不幸遇难的队友，他们正躺在冰冷的雪地里。那里有我们维持生命需要的蛋白质。但是，我们可以那么做吗？我走到机舱外，站在雪地里，望向天空，希望上帝能够做出一点暗示，告诉我该怎么做。没有那些遇难朋友的同意，我会感到自己是背叛、是在偷取他们的灵魂。

在这一刻，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当中，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要变成野蛮凶残的食人族了？怀疑这是不是现在唯一能做的理智的事情？

我们曾经围坐成一个圈，互相许下承诺：如果自己有一天遭遇不幸，那么其他人可以吃掉自己。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肩并肩走到底，如果自己不幸掉队，那么请拿走我的手臂、我的腿，让我的肌肉支撑大家活下去，这是另一种延续自己生命的方式。

而作为一名医生，我现在必须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它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定下协议后，该如何实施？帕拉多回忆：

我建议先吃飞行员的尸体，因为其他大多数遇难者都是熟人，一开始吃飞行员的尸体，会让我们感觉更好受些，因为我们不认识他。

接下来必须解决更可怕的问题。“这究竟该怎么做？”有人问，“谁勇敢到能够切下朋友的肉？”机舱已经被夜幕笼罩。

长久的沉默后，我分辨出罗伯托的声音。“我来做。”他说。

泽比诺站起来，冷静地说：“我来帮忙。”

一位前球队队员菲托也站起来：“我也来帮忙。”

罗伯托找到一些玻璃碎片，领着他的助手们走向墓地，我听到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小声说话。他们回来时，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小块肉。

泽比诺递给我一块。那肉呈灰白色，像木头一样硬，非常的冷。我告诉自己，这已经不属于人的一部分，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但是，我还是很迟疑。我避免接触其他人的目光，但是还是从眼角看到有的人像我一样拿着肉，鼓足勇气要吃。其他的人正面无表情地咀嚼着。

最后，我把肉放在嘴里。我嚼了一两口就强迫自己咽下去，我不觉得有罪恶感，但是感到一种强烈的憎恨，憎恨命运强迫我们在吃人肉的恐惧和死亡的恐惧之间做出选择。

空难发生后的第10天，幸存者们开始以尸体果腹。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不再有内心的煎熬，每个人都将此作为生存的必需。

徒步走出雪山获救

10月23日，得知救援行动暂且停止后，虽然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消息，但幸存者们还是很快平静下来。他们马上商讨出对策，每天都派出一个侦察小组，在飞机失事地点附近勘察，看看是否有救援的希望和食物。他们心里也都明白，这个举措多半是没用的，但是总比呆在原地发疯和等死要好一点。

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拉多发现，他们的身体似乎变得越来越弱，直至再也无法离开。他回忆道：

尸体将被我们吃光，剩下的只有大眼瞪小眼，看谁第一个死去，成为食物。这样的想法让我迫切想离开，走出雪山的机会很小，但反正注定是死，有什么区别。但我不能一个人出发，于是开始研究周围的人，设想在这群饥饿的年轻人中，谁是理想的伙伴。

马塞洛崩溃了，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罗伯托——聪明、坚强、倔强、自信，如果说，谁能以倔强挑战冷酷的安第斯山，那就是他。

“我们必须这么做，罗伯托，你和我，”我说，“我们走出去的机会比这里的任何人都大。”

“你疯了！”他粗暴地回答，“看看这些山，你知道它们有多高吗？”他打量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然后指着机舱说：“进去吧，我快冻死了！”

然而，不幸持续降临。罗伯托·坎尼萨回忆：

在安第斯山的第一个月快结束了，连续下了好几天雪，整个世界被灰色的天空吞没，我们紧紧依偎在一起。10月29日，这天轮到我睡机舱最舒服的位置，在飞机驾驶室边上，童年伙伴丹尼尔睡在我边上。突然，头顶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像是风暴。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我就被巨大的力量拍倒在地，像是压了成吨的水泥。

是雪崩！这下真的完了。

我晕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发现朋友罗伊的脸正对着我。他正在努力地把我从雪里挖出来。深吸一口气，挣扎着爬出这个冰雪棺材后，我想起了丹尼尔，他原本在我边上。我用手扒着边上的雪地，手指开始流血，很快就看到了丹尼尔的脸，他之前和我一样，也是毫发无损地逃过了空难。我清理了他脸上的雪，凑上前去听他的呼吸和心跳，却只有沉默。

我继续挖，挖出来一个又一个。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晚上。我们失去了8个同伴，一切被摧毁了：伤员的吊床、我们用衣服铺成的床垫、用飞机椅套做成的帐篷……打火机由于缺氧点不着火，我们在黑暗中沉默，互相看着对方模糊的轮廓，等待上天的安排。

之前的勘察更多的是为了给大家提升士气，而现在我们都清楚，必须要有人站出来，真正地走出去，远远地走出去，直到找到救援为止。大家讨论决定，将由帕拉多、安东尼奥和我3个人组成远征小组，带着大家最后的希望上路。

意外的是，在12月8日，收音机里传出了搜救行动即将重启的消息，虽然他们只是为了来寻找我们的尸体，但至少我们没有被忘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开始犹豫，这个时候进行远征是否明智？天气好的话，在原地等待搜救队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帕拉多也回忆了那场雪崩：

我们损失惨重。马塞洛死了，还有恩里克和其他6个人。机身完全被雪覆盖。上面还有多厚的雪？2米？10米？我们被活埋了？

我们用一条铝杆通了几个孔用来呼吸，原来上面只压了几尺厚的雪，但我们用了几个小时才从塞满雪的飞机里挖出一条通道，却发现外面风雪咆哮。

被天气所困，我们无法睡觉，无法取暖，无法烘干衣服，机身内的雪如此的厚，我们根本无法在里面站立。我们耷拉着脑袋坐着。无法靠近外面的尸体，没有食物，大家变得更加虚弱。

8名雪崩死者的尸体就在旁边，我们却迟迟不肯下刀切肉。迄今为止，只有三四个人负责从墓地割肉回来，其他人并不知道吃的是谁的尸体。谁能咽得下亲眼看着从新鲜尸体上切下的肉？

大家一致沉默，宁可挨饿。可是，到了10月31日，暴风雪的第三天，我们再也撑不下去。有人找到一片碎玻璃，扒拉掉覆盖在一具尸体上的雪，开始切肉。看着他切割一位朋友，听着玻璃划过肌肉的声音，这种恐怖无以复加。

当一块肉被递到手上时，我顿时感到恶心，它还没有冻硬，而是柔软、油腻的，带着血和软骨。放进嘴里，我不断干呕。一种堕落的罪恶感在腐蚀我的心脏。

我们花了一周时间才清理干净机舱内的雪。现在，所有人都确信，唯一的机会是走出去。

于是，11月中旬，我们决定向东走，很快就发现，山谷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绕向西边。但是，出发后不久，我们发现了丢失的机尾部分，里面装满了巧克力、发霉的三明治，最重要的是，还有飞机电池。我们相信它能让无线电重新工作，向外界求救。一周之后，无线电依然毫无生气。与此同时，我们又失去了2个人，球队的外侧前卫阿托罗死于腿部伤口感染，球队支持者拉菲尔腿部长了坏疽，遭了几个星期的罪，也死了。我们中最强壮的人也开始变得虚弱，许多人眼神中流露出放弃。我自己大概一样。

更可怕的是，食物越来越少。我们敲开头骨，取出大脑，吃掉以前无法想象的部分——肺、骨髓、手、脚。在普通人看来，我们的行为或许不能理解，但是求生的本能实在太强烈，当死亡临近，人可以习惯任何东西。

12月的第一个星期，气候开始好转。我们准备最后向西攀登。菲托和他的堂兄切下肉，储藏在雪里。其他人把从机身找到的绝缘布缝成睡袋。罗伯托几经犹豫后，终于同意和我同行，还有前锋安东尼奥。接连几天，我们不停地做准备：把尼龙坐垫罩子做成毯子，用坐垫做成靴子，一个可以用来融化雪的瓶子。罗伯托把几条裤子的裤腿打结，穿上尼龙带做成了背包。

安东尼奥和我迫不及待地想出发，但罗伯托似乎总是不断找借口推迟行程——他的睡袋需要缝得更牢，他需要恢复体力等。12月11日，球队的一个老朋友拉玛·图卡蒂因为腿部感染而死去，残酷的现实敲碎了罗伯托的顽固。

12月12日，空难发生后第61天，帕拉多、罗伯托和安东尼奥组成的三人小组带好行囊出发了。帕拉多回忆：

我们一言不发，顺着冰川往较低的一座山峰爬去。大家都清楚面对的危险：我们的身体虚弱不堪，没有任何登山技巧。开始雪地很硬比较好走，后来雪开始融化，我们不得不一路趟水。我的鞋子很快浸湿了，觉得像拖着一块铁板在走。

中午，我们抵达让人头晕的高度，可是在攀登了五六个小时后，眼前的山峰似乎还是那么远。我身体渴望放弃，但是本能却推动着我前进，一步步机械地迈步，没什么可在乎的。我是一台爬山的火车头，很快把安东尼奥和罗伯托远远甩在后面。他们大叫着让我停下，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等他们。吃了一些肉和融化的雪水后，我们都明白麻烦大了——如果天黑前找不到避风的地方，天亮前我们就会被冻死。

我们接着往上爬，已经接近傍晚了，气温开始下降。我开始慌了，爬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希望看得远一些。最后，我们在另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下面找到一块空地，铺开用铜线粗糙缝成的睡袋。

夜晚气温降得如此之低，用来融化雪的瓶子破裂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把冻得硬邦邦的鞋放到阳光下解冻，接着继续攀登。

每一百米，就有一段接近垂直的峭壁。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一脚踩空就会摔死。脑袋里重复着一个单调的声音：左脚放那里，现在伸手去够那个裂缝。那块石头牢靠吗？好，抓稳，相信自己。小心冰！

我从未如此专注，如此警觉。在那些生死一线的时刻，痛苦反而消失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推动我们继续前进。但是，一整天，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假巅峰，却发现眼前还是直耸入云的山峰。日落前，我们早早地歇下了。第二天早上，安东尼奥和我决定继续攀登，而罗伯托留下看包裹。

几小时后，我们碰上一段几百英尺高的悬崖，几乎是绝对的垂直，但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冻得很硬的雪。

我研究了一下崖壁。我的脑袋变得愚钝，但很快想起了绑在背上的铝拐杖。

“我们需要台阶。”我说，一边用拐杖在雪上凿出台阶，然后像爬梯子一样爬上去。我们继续前进，挖凿，攀登，又挖凿。

几个小时过去，接近中午时，我们看到山脊线上的蓝天。在经过那么多假巅峰后，我不敢抱太大希望。但这次，我发现自己站在空旷的山顶上。

我不记得那时候是否感到狂喜，如果有，也是短暂的。放眼四周，每个方向，都是一览无尽的山脉。每座都和我们曾经爬过的一样陡峭。我立刻明白，包机的副驾驶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没有飞过库里科，我们根本没有接近安第斯山的西麓，我们的飞机掉在了山脉的中央。

那一时刻，我所有的希望、梦想、猜测统统蒸发。我一直以为生命是自然的历程，死亡只是生命的尽头。现在，在这个没有生机的地方，我惊恐而清楚地意识到，死亡是无尽的，生命才是短暂而脆弱的梦。

我突然强烈地想念我父亲。我相信，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在绝望中，对父亲的记忆仍然让我沉浸在幸福中。我猛然醒悟，即使是这些望不到尽头的山峰也无法毁灭我的爱。在那一时刻，我发现一个简单惊人的秘密：死亡有一个对手，但是它不是简单地活着，也不是勇气和信念，死亡的对手是爱。我竟然一直忽视这个真谛！我的恐惧消失，我绝不让死亡控制我，我要满怀着爱走过那些该死的土地。我将走到生命离开身体，倒下，我死去时离家又近了一步。

很快，我听到下面传来的声音。

“你看见绿色了吗，帕拉多？”安东尼奥喊着。

我喊回去：“告诉罗伯托上来，让他自己看。”

罗伯托用了3个小时爬上来。“向下看，”我说，“那里有个山谷，看到了吗？”

“那肯定有50英里。”罗伯托说，“我们怎么才能走到？”

“智利就在那儿，”我说，“只是比我们想的要远。”

看上去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制定了一个计划。安东尼奥将返回坠机地点，把肉留给我们，罗伯托和我继续前进。

那天傍晚，安第斯山的落日尤其壮观。太阳把群山染成金色，天空飘着红色和紫色的云。

1972年12月20日，经过9天的艰难跋涉后，南多·帕拉多和罗伯托·坎尼萨在智利境内碰到了一个牧羊人的营地。两天后，帕拉多领着直升机救出了全部的幸存者，把他们送往圣地亚哥医院治疗高原反应、脱水、冻伤、骨折、坏血病以及营养不良等病症。

在经历了严寒、断粮、雪崩等70多天的痛苦挣扎后，飞机上的45人中，16人生还。他们的获救，被称为“安第斯奇迹”。

求生手段震惊全球，引起强烈争议

成功脱险后，帕拉多没有接受任何心理咨询，也没有做过任何噩梦。如今，他和妻子育有两个女儿。劫后生还的帕拉多后来一共11次重回安第斯山脉上的飞机坠毁地点，向母亲、妹妹和朋友的坟墓献上鲜花。每年12月22日，空难生还者们都要聚会一次。

当年，16名生还者获救时共同立誓绝不对外人谈论以人肉为食一事。但34年后的2006年，南多·帕拉多终于撰写出版了回忆录《安第斯山脉上的奇迹》，首次向世人披露了空难幸存者在绝境中立下的恐怖协议。他们求生的手段，立即震惊全球，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当时有报纸在一篇名为《靠同类相食生存？》的文章中说：“16名幸存者是靠吃朋友的尸体活下来的。”

帕拉多说，是他的父亲促使他后来写下了这本书。“我之所以怀着强烈的愿望走出山，是因为我想再一次看到父亲，父亲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死了，我没有女朋友，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去看到父亲，让他拥抱我。人们问我为何要等这么久才将我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想为自己的父亲写点东西。当我父亲读了我的书后，对我说‘谢谢你’，然后他拥抱了我，那正是我想要的。”在安第斯山脉绝境中，能够再次被父亲拥抱，曾经是他所有的梦想。

空难生还者以他们超人的意志力活了下来，被世人视作英雄，但是有关他们求生的手段引起质疑后，他们又被看成魔鬼。

幸存者们最后得到了被食用者家属的谅解——那些死去的生命此刻就在生还者的体内存活着。

这场空难已经过去47年，当年的幸存者如今都已走到生命的暮年，他们中很多人都承认，正是这场空难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帕拉多在回忆录中写过这么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安第斯山。”这座安第斯山就是生命本身潜藏着危险和绝境，但又一定蕴藏着希望和奇迹。

（参考资料：《安第斯空难奇迹》《看世界》2012年第22期、《安第斯空难幸存者披露绝境求生内幕》《楚天都市报》2006年6月7日、《安第斯空难幸存者口述：坠机、断粮、雪崩，我们这样熬过72天》《广州日报》2016年12月6日、《“食人者”生命与道德的对峙：安第斯奇迹空难的幸存者》《华夏时报》2015年1月6日等；作者：关照、周江林等）

链接 那些空难唯一幸存者

他们是“唯一幸存者”。无论称之为奇迹或者幸运，“唯一幸存者”都是十分沉重的字眼。每一个被“庆幸”的生存者内心都遭遇着巨大的创伤。

13岁女孩海上漂浮9小时获救

2009年6月30日，一架也门航空626次航班在降落阶段不慎坠入印度洋，机上141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13岁的法国女孩巴伊亚·巴卡里是唯一的生还者。

水性不好的巴伊亚没有救生衣，她紧紧抱住一片飞机残骸，在海上漂浮了超过9个小时，成功获救。后来，巴伊亚回忆说，她听到一个声音在喊“过来”，抬头看到一艘船，然后“一名男子跳进水里，抓住我，把我拉到船上”。巴伊亚被全球媒体称为“奇迹女孩”。

4岁女童在母亲庇护下逃生

1987年8月，美国西北航空225次航班由密歇根州飞往亚利桑那州，起飞后不久因人为操作失误而坠毁，共156人死亡，是美国空难史上最大的事故之一。

唯一幸存者塞西莉亚·希成当时年仅4岁。救援人员发现她时，她的身边是父母和哥哥的遗体。塞西莉亚能幸存，据说是因为她的母亲用身体完全护住了她。

如今，塞西莉亚已经成家，她不太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没有发表公开性声明或出席每年举行的空难纪念仪式。但她左腕上文了一个飞机形状文身，铭记她经历过的灾难。

17岁少年爆炸前逃离飞机

1985年1月21日，因飞行员失误，一架飞机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起飞不久后失事，69人遇难。

刚参加完周末滑雪活动的17岁少年乔治·拉姆森，与坐在机舱前排的父亲座位相邻，紧挨着舱壁。

在飞机起飞前，拉姆森父子和别的乘客换了座位。拉姆森永远都不会知道是不是这个决定让自己生还。

在飞机坠毁过程中，拉姆森的座位和机身分离。当飞机坠落在高速公路中央时，拉姆森却仍然被座椅的安全带绑在座位上，因为受的伤比较轻，在飞机即将爆炸前，他迅速解开安全带逃离飞机。

空姐万米高空坠落大难不死

1972年1月26日，前南斯拉夫航空357次航班在飞往丹麦哥本哈根途中，在33000英尺（约合10058米）的高空，因恐怖组织安放的炸弹爆炸，飞机行李舱爆炸而在捷克境内坠落，机上27人只有22岁的空姐威斯娜·乌罗威克生还。

威斯娜被困在飞机尾部的餐车里，后来她成为了“坠落距离最长生还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因为她在未降落伞的状态下，从万米高空中坠落，受到重创却免于一死。

荷兰女乘客在森林里等待8天才获救

1992年11月14日，从越南胡志明市起飞的航班在降落时撞山，机上30人身亡，只有荷兰女乘客安妮特·赫尔弗肯斯生还。

当时，安妮特和未婚夫登上这个只有55分钟航程的航班，准备去芽庄度假。飞行大约50分钟时，机身突然剧烈地震荡了一下，然后一头栽落下去。在四五个小时后，安妮特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还在机舱里，全身遍布伤口，小腿上露出了4寸长的骨头。未婚夫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刚开始，有一个重伤的越南男子安慰安妮特：“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但安妮特看着这名男子越来越虚弱，最后也没有了呼吸。在这个遍布残骸的山林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安妮特躺在树丛中，等待救援。她没有水喝，只能利用从飞机隔热材料上发现的海绵，接雨水挤进嘴里。

就这样，坚持到了第8天，终于有一小队越南人来到了坠机现场，用两根木棍和一块帆布做了一个简易担架，把安妮特抬下了山。

2006年，安妮特回到越南，拜访当年救助过她的人，并徒步趟过6条河再爬了5个多小时的山，重回坠机现场。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空难幸存者口述实录他们是这样活下来的》《信息时报》2016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