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我2010年至2017年间撰写的二十四篇文章，最早的《不死的俄罗斯之魂》发表于2010年8月19日的《时代周报》，最晚的《伫立在两座废墟上的爱情歌手》发表于2017年7月22日的《新京报》。八年一本差不多十几万字的评论集，作者显然难称勤奋，考虑到这些年我在历史、文化随笔方面也花了些功夫，同时也写了不少诗，这才略感宽慰一些。原本，对于写作数量根本不必纠结，如果你自信多数文章和诗作都不会让自己丢脸的话。但是年岁渐长，对于写作只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开始有更深的认识，所谓杰作不过是一系列刻板工作中的偶尔闪光罢了，最终，也许连是不是杰作也不该在写作者考虑的范围之内，他需要做的只是固守于思想和语言两端，持续地为这两者搭建最直观或者最复杂的桥梁而已。
作为我的第二本评论集，本书可以视作第一本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的延续。在主题上，两本书都以文学评论为核心。很幸运，从一开始我就可以评论自己感兴趣的那些书籍，和我打交道的编辑们在这方面一直给予我较大的自由空间。在篇幅上，本书里的文章普遍要长于《寂寞者的观察》里的文章，这完全是吸取了编辑《寂寞者的观察》时的教训——所有在写作时抱持任何一点敷衍态度的文章，最终都将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因此，在后来的写作中，我总会全力以赴，将想说的话尽可能说完。这些文章质量当然参差不齐，但对我来说并无太多遗憾，对于这些文章里某些灵光闪动的部分和笨拙木讷的部分，我一样可以坦然认领，而且并不会特别强调后者只是作为前者的铺垫才得以出现。
前不久，我通读了一遍全书的校样，除了几个明显的别字，主要删除了好几处作为最高级修饰语的“完美”以及“完整”，这也反映出我对自己评论写作的一个期望——每篇评论文章都应该是建立在准确表达基础之上的发现，一种契合于好奇心同时又迎合了词语本质上冒险气质的发现。也许是诗的写作方式对我影响过于内在和深刻，当我坐下来撰写一篇评论性文章时，对于即将出现在电脑闪烁的光标之后的文字同样充满期待。一本我喜欢的书，并不能天然成为有关它的评论的质量保证，每篇文章只有在它完成的时刻，以一种事后的打量回顾的时候，我才能大致判断这是一篇不错的抑或令人失望的抑或中规中矩的文章。和写诗一样，我也希望我的每篇文章里有那么几段或者至少有那么几句令我自己惊讶的文字，它们仿佛自在自为，仅仅是写作这一持续的勤勉工作本身偶尔将它们邀请出来。我们彼此互相打量，带着一丝羞涩和喜悦的意味。
这样的写作打腹稿是不可能的，在写作正式开始之前，顶多也就是有几条大致的脉络，它们孤悬在语言茂密的气根之外，根本无法给写作者带来任何信心。只有在写作过程中，语言之手恰到好处捋顺了主题的皮毛时，写作的愉悦感才会适时到来。T.S.艾略特曾经在《批评批评家》一文中将批评写作恰当地归纳为：“有学养的大脑所做的直觉活动。”也就是说，敏感的出色的批评不可能拥有一把先在的尺子，并用以衡量所评的作品，立竿见影地评判出它们的高矮胖瘦。这是痴心妄想，到头来受辱的一定是批评本身。批评的谦卑在于它敏感地意识到它和语言至少是一种共生关系，它的魅力在于和语言携手进行的探险活动，和创作一样，好奇心依然是这一类批评写作最本质的动机。自然，在语言的密度和强度方面，批评显然要逊色于诗歌，这大概也是批评家在一流的诗人面前总是自惭形秽的原因，但是较低的写作预期，也使批评家得以在介绍性的文字里锤炼耐心，并以传递资讯的较低姿态隐藏自己梦想拥抱缪斯的渴求。
这样的批评写作理想看起来更适用于文学批评，甚至有陷入形式化窠臼之嫌，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历史、社会批评，同样要用语言来达致，因此从语言的视角反观自身，也是追求深度的历史、社会批评的必由之途。如何将一个复杂的历史、社会观念准确表达出来，同样考验作者对于语言的运用，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是一把柔软的尺子，是批评家手中堪当大用的唯一武器，尽管学会使用它本身就考验着批评家全部的智慧，并且必然会涉及道德和心灵。
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变得更社会化，比年轻时更关注社会，而且也由于我们现在所处时局的特殊性，我和许多写作者一样对于种种社会不公问题变得敏感，甚至于激愤。这种转变直观地体现在阅读领域的拓展上，书架上的书更多了，在种类上也变得更加庞杂，纯文学书籍所占比例日益缩小，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开始引发我持久的兴趣。而在我倾注许多精力的文学批评内部，我也更关注那些更具社会性和责任感的文学作品，我很好奇在引发强烈“效果”的语句背后，道德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道德和语言、社会责任和诗歌的关系，我在多篇文章里都有论及，但是当我脱离评论文本孤立地谈这个问题时，我的头脑立刻变得一片模糊，我知道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在这方面真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要像箴言般被挑选出来、被镂刻出来吗？说到底是文学作品本身令这些过于抽象的问题在虚幻中显形，使这种讨论不仅可行而且令文学作品本身“变得”更具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的确参与了作家和诗人们的创作。没有道德意识的文学作品一定是轻浮的，被道德意识捆束太紧的文学作品则是僵死的，而语言如何在道德和社会的夹击下左右腾挪保持自身柔软迷人的身段，则是对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考验。
和《寂寞者的观察》里的文章一样，本书里的大多数文章也是应报刊编辑的约稿而作，这种方式为写作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直截了当的理由。我喜欢在截稿日即将到来的催促声中开始写作，否则为一篇文章所做的准备工作将是无穷无尽的。对于我，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仓促下笔，可是有了第一句话，语言之流才可能在电脑屏幕上从容流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应约而作的方式令写作自然获得了一种客观性，有一定创作经验的写作者都知道，在写作中“自我”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魔障，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我的写作，我的想法，诸如此类。当然我马上要为自己辩解的是，差不多八年才有这么一次机会谈论自己的写作，这个缓慢节奏大概可以抵偿由自我打量带来的虚荣和羞惭。
固然，写作总是以写作者个人经验为源头，哪怕像批评这种主要以二手材料为基础的写作也是如此，但是经常性地、不厌其烦地谈论“我，我”显然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况且还可能因为自以为是而显得有失风度。评论一本书则会使总是怠惰地沉溺于自我的注意力转向他人，当然在厘清他人思路时，恍惚间写作者有时像是在谈论自己的经验，这种邂逅在批评性写作中是常有的事，反映出两者经常性的相互影响。可是，一件他人的面具依然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仅是换个角度那么简单，它在抑制写作者的自我，使其获得一种低调姿态的同时，也解放了他的想象力，使自我真正成为被观察的对象，而不是发起狂飙的盲目的热带气旋。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抒情诗人向戏剧诗人的转变，人物的增加将把习惯性沉浸在自我中的诗人唤醒，逼使他对外部世界产生真正的兴趣。诗人天性的敏感、对语言的敏感，只有和投向外部的广阔视野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激动人心的作品。
如果以此为前提，我们就可以迅速得出，批评写作对于诗人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波德莱尔早就讲过，现代诗人是体内携带批评器官的诗人。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打量早已成为现代诗人的必修课和基本功，那么当他投身真正的批评写作，多年在诗歌写作中对于词语的掂量，将会对他人作品的品评产生影响，尤其对作品难言的微妙之处会产生本能的兴趣，这大概是诗人出身的批评者惯有的批评路径吧。反过来，批评写作和训练对诗歌创作是否会有助力呢？对这个问题，我难以给出自信的肯定的答案，太多批评家的创作给我们留下的是相反的印象，意念的表达往往挤占了语言自行生长的空间，使得许多批评家的诗歌写作变成观念的奴隶。可是对于艾略特、瓦雷里、奥登这样的批评家，由于清醒地意识到卓越的批评写作本质上也是直觉活动，他们的批评写作因此和诗歌写作处在创作的同一纬度上，牵引他们的是同一种直觉和灵感，他们的批评写作也因此保持了和诗作同样的魅力和神秘。不用说，这样的批评写作是我的榜样。
在这篇序言里，我没有直接论及本书里任何具体文本，这些文章中自然有我所偏爱的篇章，但是我很清楚这并不能替代读者自己的选择，所以在这篇所谓的序言里，我其实有意偏离自己的批评文本，说了一些远距离的“题外话”，实质上是希望在完成这篇序言的同时，仍旧可以保持对自己作品的沉默态度。在写下差不多十几万字之后还奢谈“沉默”大概多少有造作之嫌，但是如果读者朋友们有兴趣进入文本阅读，也许就能明白我的苦衷。一种旨在弃绝自我的写作，不可能索取太多。
我要衷心感谢诸位编辑朋友，没有他们对我的宽容和耐心，这本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是《新京报》吴永熹、《经济观察报》朱天元、《天南》沙湄、《书城》彭伦、《文景》顾文豪、《诗建设》泉子、《凤凰周刊》徐伟。我尤其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何客先生，他也是我上一本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和访谈集《与词的搏斗》的责编，原本这本书将会是我们的第三度合作，可是在所有编辑工作都已经完成的情况下，由于不可抗的原因这本书最终流产了，我相信他比我自己还要遗憾。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何客为这本书所做的工作——“无用”或许恰恰是高贵的证明吧。感谢译林出版社陆志宙女士，十几年前当我还在纸媒做书评编辑时，我们就有过很好的合作，在这本书出版受阻的情况下，她很快接受了它，使它得以漂亮的方式继续“降生”。感谢译林社年轻编辑李蕊，她细致的工作纠正了文稿中的一些错漏。
凌越
2019年8月23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