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新世纪河南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以及其他

对于文学发展而言，任何时间性的分期都难免蹩脚、生硬。但是语言的力量也在这里，当我们使用一个时间概念——比如“新世纪”——来界定某种客观世界变化时，即便这种客观世界变化并不一定完全局限于这个时间范围，但这个时间概念其实已经暗暗渗透到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时间概念也便开始建立起超出它自身的内涵，从而具有了一种更丰富的历史意蕴。换句话说，所谓“新世纪”，并不一定非要从“2000年之后”来理解，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其背后的历史内涵入手，对它做更丰富、立体的理解——它不只是一个时间性表述，而且是一个包含了一定历史内容的事件性表述。这个“事件”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正是这种发展，赋予了“新世纪”以特殊而丰厚的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新世纪的河南文学，便是植根于这一历史之中的，再加上河南新文学叙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共同形成了此间河南文学的突出特征。这个特征，大约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对于时代现实的强烈关注。其实近三十年来，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起，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便已开始。作家对于转型加速期时代现实的书写，汇成了此间除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外，还包括底层文学、“非虚构”等在内的诸多文学浪潮。而这其中，河南作家的表现应该是最突出的。以新世纪为例，我们看到身在河南本土的李佩甫、乔叶、邵丽、南飞雁、李清源，以及离开河南的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梁鸿等的创作，都莫不直面时代现实。他们的《生命册》《拆楼记》《刘万福案件》《红酒》《湖光山色》《到城里去》《中国在梁庄》等，都是直击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之作。这些身在河南省内和省外的河南作家，关注时代现实的热情是不约而同的。这一点，在其他省市的作家身上并不多见。作家的写作取材因个性、趣味、学识、经历等有所不同应是常态，但在河南作家身上，却共同表现着对时代热点话题的巨大热情。这些话题又尤为突出地集中于两点：城乡问题、官场问题。乡村叙事、官场叙事历来为河南作家所擅长，而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在分别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呈现出合流之势。比较早的如李佩甫的《生命册》《平原客》等，后来如乔叶的《拆楼记》、邵丽的“挂职系列”等，都不再单纯地描写“乡村”或“官场”，而是以一种更开阔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视野，整体性和宏观性地呈现转型时代的新型社会问题——它们与现代和前现代文化冲突下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河南这块传统而古旧的土地，面临的是时代和历史性的裂变与转折，其中的撕裂、阵痛可以说是其他土地所不具有的。这也成全了河南作家笔下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生和命运故事。

第二点，是河南作家的情感猛烈程度。这种情感猛烈程度，首先表现于其作品中的人物经历的惨烈程度，这一点如果读过了刘庆邦的《神木》、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李清源的《胡不归》等，相信不会陌生。当然，若论人事之惨烈，并不一定是直接性的血淋淋的悲剧，还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杀戮”，比如李佩甫笔下那块阉人的“平原”、南飞雁的“七厅八处”。说实话，我常常想，他们写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故事，如果放置于其他地域，很可能会让人觉得不真实，但让它们发生在这块土地，由这些作家痛彻心扉地讲出，却每每都让人无法不动容。其次，这种情感猛烈程度还表现于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作家态度。新世纪河南文学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种作家的文化忧患态度。这种文化忧患在其他地域作家身上也有，但河南作家却尤为直接和强烈。以其官场叙事来看，李佩甫、乔叶、邵丽等对官场的批判，有一个火力集中点：“权力—关系”文化。其实，这种带有强烈启蒙意味的“权力—关系”文化批判，是可以进一步延伸、扩展为一种更深广的文化反思的，但在大部分河南作家身上，这种“延伸、扩展”却往往被激烈的批判情绪所阻断，从而使其多滞留于一种浅表性的社会和历史批判，而无法上升为更深广、更悠远的文化反思。这一点和陕西作家便形成鲜明对比——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典型的文化反思之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然写的是社会转型，但却透露出更高远的文化道德重建的雄心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河南作家整体而言是缺少这种宏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的。

以上两点也决定了河南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即比较典型但又比较特殊的批判现实主义风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朴素的写实手法再现客观现实，河南文学显然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但河南文学却又因前述诸种原因而有自己的个性。首先，是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阎连科笔下那有着森森白骨的“耙耧山脉”，邵丽《第四十圈》中惨烈的仇杀，刘庆邦笔下吞噬人性和生命的暗黑矿井等，都是这一特征的体现。其次，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覆盖性。在河南当代文坛，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不仅是主调，而且是绝对的主调。本书所论及的河南作家（不包括周瑄璞和方丽娜），除了田中禾（他的部分创作带有浪漫主义风格）、带有先锋意识的李洱和墨白外，其他作家的创作全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不论中青年作家、老作家，男作家还是女作家。而若范围扩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河南文学看，这一结论同样成立。[4]这种大规模的前后相继、无论男女的文学追求在其他省份亦属罕见，比如气候地理和河南相似的山东，莫言、张炜、尤凤伟、王方晨的文学气质和河南作家便有明显差异，尤其是其个体间差异看起来也要比河南作家更大。而在陕西，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文学气质显然有异，[5]高建群、红柯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各有千秋。这些北方省份的文学风格总体要比河南文学的风格更多样一些。

这样一种创作特性，共同形成了新世纪河南文学的个性。这个个性，或许不具有“质”的独特，却有“量”和“度”的惊人。如果说这种文学特征可以用现实主义来概括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富有中原特色的现实主义——它形成于中原特有的“现实”，并以某种群体性和共性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样貌形成了一种“主义”。传统的形成，必定是多种因素的集成。这个过程是无形的、无意识的，但却有着强大的同化力。乔叶说她早年并不希望自己被贴上“河南作家”的标签，但“现在就比较认命，真的就觉得自己是个河南作家”，因为在她眼里，河南作家“就是很像”。[6]九岁便离开河南迁居陕西的周瑄璞，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多湾》《日近长安远》都笔落河南，追寻一种已逝去的、理想化的中原文化和中原精神，其内在的激切、忧愤，与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有异，而与河南作家如出一辙，她说：“我作品的魂魄，好像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上，才有所寄托，才有着深扎大地的强大生命力”。[7]而另一个关于河南文学同化力的证明来自李洱和墨白，他们的写作虽然都有着“先锋”的面目，甚至作家本人也自命为“现实主义的叛徒”，[8]但其实他们作品的血肉，乃至于他们生命的根基，都与中原大地紧紧相连。

在论述新世纪河南文学特性方面，我们选择了十位作家（田中禾、李佩甫、墨白、李洱、邵丽、乔叶、李清源、南飞雁、周瑄璞、方丽娜）。而“新世纪”即便作为一个单纯的时间范畴，对他们的创作而言，也是意味着某种根本性的发展变化的。田中禾生于1941年，新世纪之后发表的《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相较于他之前的创作，在艺术风格、主题表达上都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李佩甫生于1953年，除了《羊的门》（1999）之外，其他代表作品《城的灯》《生命册》《平原客》等，都发表于新世纪；李洱新世纪后发表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明显摆脱了他早期的先锋写作风格；而同样的变化，也程度不同地发生在墨白身上；至于更年轻的邵丽、乔叶、周瑄璞、方丽娜，她们更是于新世纪前后才在文坛崭露头角；而李清源、南飞雁则是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才跃立文坛。所以，“新世纪”对我们所论述的这些作家而言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可以独立讨论的时间范畴。

最富争议的，是“河南文学”这个概念。“河南文学”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指称。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属于文学地理学范畴。文学的地理属性确实也能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中找到相应例证，世界范围内国族、地域之间的差异与文学差异的对应，中国古往今来文学地理性的区隔，也像一个区域的人种、语言差异一样，并不是那么难于想象的。也正是因此，丹纳才将种族、时代、环境作为文艺研究的三要素加以强调。事实也是如此：五四以来，“乡土小说派”笔下的“鲁镇”“浙东”“贵州”，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海派作家的“上海”，都是现代文学时期著名的文学地理坐标；新中国成立后，柳青的“陕北”、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山西”、孙犁的“河北”，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地理存在。

“河南文学”这个地域性的文学指称，显然也承袭了这样一种文学地理学传统。关于河南文学，还有“文学豫军”（“豫籍作家”）、“中原作家群”等称谓。按照孙荪、何弘等研究者的论述，这个文学流派的存在是有着客观史实支撑的。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群体的河南文学，大致于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形成（现代文学时期力量比较薄弱），孙荪认为，“文学豫军”是一个源于新文学初创时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爆发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群体。它主要由“省内作家”和“豫籍作家”两部分共同组成。[9]“文学豫军”的提法是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新时期之后最早的指称是“河南作家”。“从‘河南作家’到‘文学豫军’再到‘中原作家群’的阶段性变化”，其中隐含着时代环境变化、命名者精神诉求、文学体制规约等多种力量的制衡。以“文学豫军”为例，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提出（以1999年河南省文学院组织的“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会”为标志性事件）呼应了当时“陕军东征”“文学湘军”等中国文坛的动向，同时也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发展低迷从而亟须振作的文艺界心态有关。至于新世纪之后（大约2010年）出现的“中原作家群”称谓，因立足于新时代、新语境、也引入了新队伍成员（如“70后”的李清源、“80后”的南飞雁等），所以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充分使命感的论述”[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河南文学的这种称谓衍变，背后虽然有时代变化和相应的文学群体变更（尤其是代际更迭）、创作特征嬗变等因素，但实际上体制力量可能更具有决定性——在“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命名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孙荪、何弘，他们本身便是河南省作协的领导。那么，既然是一种人为性的官方主导的命名，那么便不可避免有生硬之处。不过，文学地域性命名之生硬，并不只是因为体制力量的介入，而是与这种命名方式本身所暗含的矛盾有根本性关联。这种矛盾，至少有两点：第一，地域和人（作家）的矛盾；第二，人（作家）和文学的矛盾。

先看地域和人（作家）的矛盾。首先要说的是“地域”，地域划分方式一般至少有两种，一是行政性划分，二是自然划分，前者是人为性的，后者更尊重了某些超人为性的客观因素，尤其是更尊重了地域自身的某些自然属性（民族、文化、风俗、信仰等）。行政划分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会尊重地域的自然属性（地域本身是无法改变的），但囿于现实考虑必然不会完全迁就，所以自然划分往往是超行政化的。比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河南文学，“河南”是一种行政划分，而中原作家群的“中原”则是一种文化划分。于是将文学和作家进行地域划分，便必然会出现行政—文化冲突的尴尬。比如我们提“中原作家群”，这个“中原”至少从字面来看，其文化范畴所包含的地域肯定不仅仅囿于行政区域的河南一地，那么受中原文化影响和辐射的其他非河南作家是否也属于这个群体？同时，行政区域又是随着历史发展有所变化的，今天的河南辖域肯定不同于民国的河南辖域——如今天商丘的某些辖区当年便属于山东，假如当年有个作家恰生于此辖区，那么他是否在河南作家之列？而至于“人（作家）”的方面，最突出的矛盾在于人是可以移动和变化的，而地域则相对固定。一个作家离开这个地域，那么他是否还属于这一地域的文学群体？如果说他的文学风格保持地域特色不变，那我们还可以把他纳入这个地域文学群体（将离开河南的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等称为“豫籍作家”便是这种考虑），但是他的地域风格到底能保持多久（甚至多大程度的保持才算“保持”）？其实，根据现有的地域归属来划分作家是我们今天惯常的做法——湖北作家姚鄂梅去了上海便被称为“海派”，山西作家孙频去了南京便位列“苏军”，江苏的戴来远嫁河南便被归为“豫军”……其实全国上下除了北京有些特殊外（北京的特殊地位导致北京首先没有像其他地方作协那样迫切地打出“北京文学”或“北京作家”的旗号，其次即便也有“京派”的说法，但因其历史理解相对定型化所以也导致这个概念在今天失去了扩延的弹性），其他地方文学群所表现出来的“包容性”，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当然，如果不按行政区域划分而按文化属性划分，可能也有问题——甚至是更根本的问题。即这种我们往往标举出的文化属性是否真的是地域特色？比如湘楚之地都受楚文化影响，这是勉强说得过去的，但如果单独提“文学湘军”“文学鄂军”，这两者的区别又在哪里？

这里，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问题。共性肯定是存在的，同一个国家、地域，因为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信仰、语言等相似，必定会使文学存在共性。但也并不尽然。这里暂且不提对于文学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立场、文学观念等，单就习俗描写、语言风格等艺术层面的问题而言，同一个地域、国家的作家其差异性可能也并不比不同地域、国家的作家要小，而不同地域、国家作家间的相似性，也可能要比同一地域、国家的作家要大。鲁迅的传人不止于浙江和绍兴，沈从文的文学后裔不会只流布于湖南和湘西——这显然是更符合事实的例证。

这里所牵扯的问题，就是人（作家）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文学地理学显然首先考虑的是主体——“作家”，而不是“文学”。这也能解释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关于河南文学的问题——“河南文学”后来被替换为“豫籍作家”“中原作家群”，都是更突出了“人（作家）”，而不是文学的属性。其实，关于文学，一直有一种超越性的或者说理想化的理解与期待，即好的文学不应该只属于某一地域；或者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有面向世界和全人类的抱负。虽然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这样的说法也广受认可，但这个说法的重点显然在后半部分——“世界的”。“世界的”是归宿，是目标；而“民族的”则是方法，是途径。这里有体用之别。或者更明确地说，“世界”是一种价值追求，而“民族”则更多的是一种风格追求。这样说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但也基本符合事实。无论从创作还是接受而言，对文学的这种超越性（超地域、阶级、种族）理解和期待，相信我们都不陌生。而在文学理论领域，现代阐释学、结构主义等学派，也都是在消解文学的主体性，其背后也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冲动。如果说20世纪这些反人本主义思潮过于极端的话，那么我们能举出的更切实、更具体的例子是——有些作家的创作确实是比较缺乏地域特征和地域属性的，我们读《红楼梦》会觉得曹雪芹是北方作家还是南方作家？莎士比亚、卡夫卡的写作和他的故乡有多少关系？[11]甚至，柳青的写作和赵树理、周立波相比，某种程度上也是回避地域性的；20世纪80年代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对地域性更是不屑一顾。也就是说，至少从理论上和某些事实来看，人、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对应是不同的——一个人的长相、说话口音、生活习惯等可以很南方化或北方化，但他的写作却可能是朝向世界的。所以莫言文学的“嫡亲”是马尔克斯，而非蒲松龄，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文学的地域属性和地域性划分，确实有着很多难以厘清的难题和困境。这些难题和困境，既有逻辑上的、理论上的，又有现实性的。然而，理论和现实上的这种困境，却又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作家的地域属性又是客观存在甚至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尤其是当我们将目光对准一些个体，而不是进行宏观的、群体性概括和定义的时候，地域属性确实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精神个体。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新世纪河南文学，至少就田中禾、李佩甫、墨白、邵丽、乔叶、南飞雁、李清源等人而言，河南这块他们生长和扎根的土地，对于他们的创作而言是决定性的。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确实也存在一种精神上的共性——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文学地域属性的提出，只有在适用和需要的时候才应该提出？而作为一种效果检验，我们应该要观察和追问的是：地域性的提出是否为我们理解特定的——而不是所有的——文学和作家提供了帮助？

我认为，至少就河南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河南文学）而言，地域性的提出是有效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突出了这种地域性，所以我们这里选择的比较多的是河南本土的作家（有七位）——这也是我们在具体论述和行文中使用“河南作家”（而非“豫籍作家”或“中原作家群”）这个称谓的部分原因所在。因为“河南作家”通常指的就是在河南本土工作的作家群体。[12]在我们讨论的十位作家中，情况特殊的首先是李洱，李洱是2011年离开河南，除了《应物兄》外，他新世纪的代表作《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都写于离开河南之前，加上他新世纪创作所展现的精神倾向和艺术特征，把他纳入讨论范畴应无异议。除了李洱之外，还有周瑄璞和方丽娜，周瑄璞早年便去了陕西，方丽娜则是通过读书出国入籍奥地利，她们写作所涉及的空间场域，看起来和河南的关系更疏淡（尤其是方丽娜），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河南这块土地仍然内在性地影响了她们的写作。选择这十位作家，其实不仅仅因为他们和河南的关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本书的主体共分为五个部分，所讨论的“历史与现实”“写实与先锋”“女性与启蒙”“青年与生存”“外省与世界”五个话题，其实也牵扯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些话题，比如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启蒙等。而所选择的这些作家，有的值守本土，有的出走，有男作家，有女作家，有青年，有中老年，有的前卫，有的保守——他们恰好与这些话题构成了完美的对应。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河南文学本身丰厚和活力的体现。

选择这十位作家，除了研究话题的需要，也有某种机缘。他们很多就在我身边，这些年来也曾作为一个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进入过我的视野。正是因为有这种在地优势，所以本书也特意发挥了这一优势，而采用了一种“访谈录”的形式，力图更生动、更有力地展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并不能说这些访谈解决了我预先想要解决的所有问题，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话和访谈带来了很多意外的收获，它们激发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很多都是我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同时又极富启发性的。和作家们对话，打破了自己惯常的凝固而封闭的纯书斋式研究，带给我极大的交流的乐趣，让我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的、富有个性的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土地和历史，从而获得知识和人生启迪。当然，条件有限，像老一辈作家里的张一弓、张宇、郑彦英等，更年轻的“90后”“00后”们，乃至于散文和诗歌领域的写作者，一时尚都无法顾及。这是遗憾，也是未来继续追踪观察的动力。

本书题为《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可能会带来错觉，认为所关注重点乃是新世纪文学中的河南书写或河南形象。其实并不是。我们首先指涉的还是河南作家和他们的文学，而非“河南书写”。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文学世界，当然与“河南”有关，但也不尽然，然而从更高远、更抽象的层面看，因这些作家都身属河南或与河南密切关联，故而他们的所有表达——不管是否写的是河南故事——广义而言也便都与河南相关。也因此，标题中的“河南”，所凸显的也便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性坐标，它也囊括了人、人的精神，以及这精神的外化——文学。这样的“河南”，在新世纪文学中也便形成了关于这块土地自身的一种“映像”。而通过此“映像”，我们也许能对新世纪中国文学，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精神脉象，甚至我们自己，有更深切的把握。

第一节 历史与现实

对文学创作而言，作为一种题材的“历史”和“现实”，它们在文本中的呈现，往往和作家的生命长度与厚度有关——这直接决定了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表现力度。老作家田中禾（1941— ）与李佩甫（1953— ）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河南作家。他们经历了革命年代和改革时期，见证了凋敝与繁荣。在他们身上沉淀了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这构成了他们生命和文学的基本背景，形成了他们笔下的历史与现实题材的故事，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种共同的对历史与现实的呈现中，两位作家也展现着不同的个性：生于山水相依的南阳盆地的田中禾，他早年的生命便彰显着一种叛逆不羁，这使他文字里散发着一种飞扬的、浪漫的、自由的精神气质；而李佩甫生于古都许昌，正宗的平原所在，他笔下的土地保守、沉滞、压抑，也内在性地造就了他深婉、躁郁的气质。不同的气质，构造出不同的文学王国，展现着生命与大地、文学与思想、自由与困顿的冲突，以及这冲突带来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