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与李德
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博古对斯诺用英语介绍生平时，斯诺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的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个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鼓出。阿奇士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常称他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理得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上。他头脑反应很快，像周恩来一样敏锐，也许比周还要敏锐……
此时，他并不完全像斯诺描绘的那样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而是恰恰相反。
他以二十七年的人生阅历（1931年负责中央工作时只有二十四岁），担负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他作为王明的化身，支撑着中国革命的危危乎几欲坍塌的苍穹。他是不是一座博大精深、基础稳固、顶天立地的高山？他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的肩膀稚嫩？
严格说来，博古获得如此职高权重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感到偶然。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地位，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峰巅。他应该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军事上的才能和一个伟大人物的决策能力。但在这些方面他都不够，他没有办法跟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任弼时、彭德怀这些人相比！
在“最高三人团”中，他能力最差、资历最浅，在部队中享有的威望也最低。但他又处在作最后决策的地位，这是历史的偶然安排。他并不是那种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人。他骨子里是个满腔炽情的知识分子，他必须倚重李德和周恩来。但是，老一代和新一代的革命家，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不相同的。有人认为他是调和主义，而王明、项英等人则认为他已经迈到右倾机会主义边缘了！他有办事的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优良品格。用他的能力，却不用他来决策。这样，博古偏向于李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博古长于马列主义理论，却短于军事知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短期军事训练，简直形同儿戏。如今，他只能通过周围隆隆的炮声和湘江上的浮尸感受形势的严重。即使顺利过了湘江，即便打胜了这一仗，往后呢？瓦罐总在井边破，拖过十一能拖得过十五吗？他也希望快些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他没有李德那样坚强的信心。未可知的危险在前面等着他。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取下沾满灰尘的眼镜，用手帕擦擦，又擦擦晕眩酸涩的眼睛。他感受到一种沉落江底的那种永劫不复的阴冷和沉重。
意想不到的最高权力骤然落进手中时，他振奋了很久。这种变化太突然，太巨大，一时难以适应。在他慢慢习惯了这种变化时，振奋之情也就淡化了。他产生了一种置身于绝巅危崖的惶悚感。在这种位置上是不能失足的！
后来，他在保持地位的同时，却把权力之柄，委托给李德和周恩来，自己只处在选择决策的地位。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和国际顾问的身份，使他的天平指针自然向李德一边倾斜。远在红军出征之前，他就感受到了一种茫然，在广昌前线时，由于对自己缺乏自信，他常常感到精神紧张。那时，李德便是他的精神支柱，现在他更需要这根坚强的支柱。
在整个军事会议期间，博古几乎没有拿出个人的见解，只会点头摇头。他相信李德，也相信周恩来，同时又把朱总司令当成一个经验丰富的、可以信赖的、可以按照别人意图专事指挥作战的将军。
在博古心头，笼罩着双重阴影：一是红军的前程，二是正在散布不满情绪的毛泽东。他想起了项英对他的警告。不满情绪早就有了。他以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除了许多隐患，而现在却证明隐患并没有消除。
李德已经感到他的威望在逐渐丧失。虽然他还是“最高三人团”的主宰，却已经不是众望所归为大家所倚重的人了。许多事情已是不经他的过问便命令实施了。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失去权力是痛苦的事。在哲学思想上，李德推崇英雄史观，他曾一度强烈地表示要造出一个热火朝天的革命大好时势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这种胜利必将载入世界革命史册，也不辱他的来华使命。
在莫斯科，披着霏霏雨雪，跨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拱形大门时，他就抚摸着各科都是优等的毕业证书，为自己规划了远大的前程。自封了一世将才！
当他身着西装，怀揣一张奥地利护照，横越飞雪漫漫的西伯利亚时，他又历数了来华的历届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
他首先想到是列夫·加拉汗，这位第一任驻华大使；其次想到了米哈伊尔·鲍罗廷——这个支配广东革命政府的人。他更是怀着一种尊敬（他从未崇拜过什么人）的感情想起瓦西里·布留赫尔——这个使中国人难忘的、指挥北伐作战的加伦将军。在他眼里，印度人罗易是个失败的形象；巴威尔·米夫，这个为他送行的东方部副部长，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米夫成了斯大林所信赖的红人。米夫是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略的筹划者，也是中国大动荡的目击者。1927年2月至6月访问上海、广州、武汉，1930年末第二次来华，参加中共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深谙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0年向中国派遣的维经斯基工作小组，虽然也曾于1924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却对激烈动荡的中国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维经斯基甚至不知道还有个年轻的东方学者、不屈不挠的国际革命家柳德维格·马季亚尔。在李德看来，米夫是真正的通晓中国情势、指导中国革命的专家，维经斯基无法与米夫相比……
后来，他在上海礼查饭店和美国人的公寓里，秘密纵览中国政治风云和军事局势时，他更下定决心大显身手了！他在为巴伐利亚共和国而奋斗的街垒战中没有施展的宏图大略，很可能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得以实现。也许他可以用超人的才智与胆魄，来唤醒拿破仑害怕的东方睡狮。中国的土地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画布上，大笔挥洒，将画出多么灿烂的革命巨图呀！
但是，在上海时，地图上展示的图景很不具体。他把一些靠间接得到的材料画成数字和草图，拍在微型胶卷上，送往莫斯科。共产国际靠这种形势报告所作出的战略方针和各种指示，是否正确和具有实践意义就只有老天知晓了。
直到经过千难万险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李德才对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实感。
或许，对于这样一个献身国际主义革命事业的人，不管他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点，我们都不应该嘲讽和蔑视。如果他是胜利者，那“独立房子”就是应有的礼遇，如果他失败了，“独立房子”就变成了搞特殊的典型。
以成败对错取人，是一种浅薄。
在这种时候，李德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可是，他注定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他不具备在政治生活舞台上那种精湛的演技——掩饰内心真正的感情。很难从政治家温存的微笑里看出内心的杀机；也不会从政治家的谈笑风生中看出他内心在哭泣；很难从政治家充满自信的言谈里看出他内心的失望；也不能从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内心的怯惧和空虚。
李德，无法掩饰湘江之战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无法掩饰对红军前程和对自己未来的忧虑。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干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冲动。冲动，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忧虑似乎比李德更甚，因为李德责任虽重，但毕竟是客人！
二人虽然都很困倦，但由于心事重重，却很难入眠。
李德坐在一张竹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思绪很乱，无法凝聚到一个焦点上进行思考。
“这一仗没有打好，”博古躺在另一张床板上，颓然地说，“给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以借口。”他的俄语说得不像平时那样流利。
“是真的还是传说？”
“当然是真的。起先，他是跟王稼祥在一块儿，现在，洛甫又加进去了。有人称他们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不是搞小宗派吗？”
“他们能谈些什么呢？”
“还不是散布失败情绪？他几乎向他能够密谈的所有人宣传他的观点，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是由于我们战略上的错误。说西征是仓促的逃跑主义，无准备，无计划，无目的……”
“这是不公平的！”李德丢掉烟蒂猛然从床沿上站起，在屋子里急步绕圈，像只困兽急于突破囚笼，但他终于压抑了冲动，停在博古床前，“打了败仗，优点也成了缺点。”
博古也坐了起来，他的眼镜闪着亮光，颇带几分追悔地说：“看来，项英同志提出的警告，并不是多虑。让他跟随大军转移，这是一个失策。”
“问题是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是莫斯科来的同志，都是坚决贯彻国际路线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跟反对国际路线的毛泽东搅在一起？”
“是的，我得找机会跟洛甫谈谈。毛泽东不断用他的反围剿胜利唤起这些人的回忆和对比。人们在遭受挫折时很容易怀念过去，不能小看他的影响。”
李德眼前又出现了湘江边可怕的一幕，声调变得奇特而带凄恻地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早日与二、六军团会合！”
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几乎成了他的祈祷词。在总司令部的军事会议上，新出现的敌情，给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罩上一层阴影。
李德说得不像往常那样有力。博古这时才注意到这两个月来李德经历着一个深刻隐蔽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天，他满脸淡黄色的茸毛和胡须，抹掉了往日的勃勃英气，微蓝色的眼珠也失去了晶莹的光彩，潜溢出一种郁闷难抒的痛楚。
博古还发现，李德说的“我们一定与二、六军团会合”与“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所含的心理因素是有微妙差别的。难道他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失去了信心？
李德并没有丧失信心，但被湘江边的那一幕惨景深深地刺伤了。那个惨死在他面前的参谋的身影老在他面前闪现，那生涩的令人产生亵渎感的目光直刺他的胸膛，使他产生了一种宿命感。他朦胧地意识到脚下就是他事业的顶点。他的悲剧在于徒有雄才伟志，前程却再无进境。他承认并不了解中国。他也知道，权力之争有时是很激烈的。他在苏联的年代，就曾处在权力搏斗之中，那是十分残忍的斗争……
李德在泡子灯上又点了一支烟，回坐到自己床上，他的情绪越来越灰暗。他记起1921年在汉堡时，台尔曼曾让他读过一首歌德的诗。他只记得大意：
在命运的天平上，
指针很少不动。
不是下降就是上升。
不能凯旋，就要受罪；
不做铁砧，就做铁锤。
李德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是跟这次西征成败紧紧连在一起的。万一失败了，第三国际怎么对待他？失败的责任是否会落在他的肩上？
就在此时此刻，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被争夺权力的子弹谋杀了。
李德猛吸了几口烟，把烟蒂用脚碾碎，躺在床上。他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性格是倔强的，不屈不挠的，特别是在遭到危难的时候。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出生在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父亲去世时，留给他母亲的是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当时，奥托·布劳恩才六岁。他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勤奋和优异成绩使他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他被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破格录取。1917年像履行劳动义务一样，他被征召当了勤杂工和农业工人，这是他为自己贫穷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付出的牺牲。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白热化的最后阶段。他应征服兵役，上了奥地利——意大利前线。作为列兵，他在连续的拼杀中，获得了实战经验，也开阔了政治视野。战争结束，返回慕尼黑，重进师范学院。1919年，他获得了毕业证书。以他的优良成绩，本是可以留校任教的，但因为反宗教的观点，未能得到校方的准许。
那时，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自勉：
献身的人是伟大的，即使他的处境艰难，但他能平静处之。那么他的不幸也是幸福的。
奥托·布劳恩在学院时已经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7年他卷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被选进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的组织工作。
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党的工作者，他积极地参加组建和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和斗争。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的共和国，从1919年4月13日诞生到5月1日被艾伯特政府镇压，活了不到四百八十个小时，比巴黎公社的寿命短了五十二天！这就是李德曾为之浴血奋战的共和国。
就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天的街垒战斗中，他编了一首《不获胜利，战斗永不休止》的歌。在枪炮声中，当作口号来喊。他不仅是战斗者，也是组织者。他以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表现得特别出色！
共和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被捕三个月后，又误放了他。1919年秋他到了德国北部的汉堡。1920年至1921年，他是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党组织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两年中，他充实了大量的军事知识：读了老毛奇、小毛奇和克劳塞维茨、汉尼拔、安东尼的各种论著，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马略》、《苏拉》、《凯撒》等各种版本的传记。他既有理论修养，也有实践经验。所以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取得优异成绩并不困难。
他唯一的缺陷是蔑视东方：日本、朝鲜、印度、伊朗、蒙古的军事家的传略和记述，他不屑一读。即使到中国来做军事顾问，他仍然对中国的历代将领近于无知。对《孙子兵法》，他也嗤之以鼻！他不懂中国历史，不懂中国农民，不懂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代农民起义取得政权，靠的并不是马列主义。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是政治的褊狭、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在作祟。
1921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五个月后，他越狱脱逃了。1924年春，他调到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任务。这个期间他研究了政治和军事问题和理论著述，写了一系列文章。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这对夫妻的幸福和爱情是短暂的，1926年秋，二人双双被捕，被投入以残酷迫害犯人而臭名昭著的莫阿比特监狱。
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被监禁到1928年春。他在狱中开始学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他在战友（包括爱人奥尔加）的帮助下，又一次神话般地越狱潜逃。他的胆魄、机智和勇敢，在整个德国引起了轰动。
魏玛共和国[1]的庞大警察机构下令逮捕他，国内有几十个叫奥托·布劳恩的被抓了起来。
奥托·布劳恩在回忆这次脱逃时写道：
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这些恶毒攻击的。……到处都是欢欣鼓舞。……连小资产阶级也表示同情。当人们得知营救我的人是带着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而一百多名警察吓得向后撤退，以及我坐了十八个月的牢并未经法院判决时，他们对司法部门表示了极大义愤。整个柏林都在嘲笑被愚弄了的警察局。
越狱后，奥托和奥尔加在柏林的一些工人家庭中躲避了一个月，后来德共中央决定把他们秘密送往苏联。
在苏联，奥托·布劳恩以瓦尔格的名字活动。这也是他在德国时曾一度使用过的化名。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他作为来宾应邀参加了会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便成了这位在本国备受迫害的革命者的第二故乡。
那时，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正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心目中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它是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麦加”！那时苏联的名字就是“革命”！它是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利益就是世界无产者的利益！它是世界无产者的希望！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为系统地掌握工农红军的战争艺术和战斗技术，他决定去莫斯科无产阶级师接受培训，进行从列兵到团指挥员的训练。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写了很多著述。他到国际列宁学校和一些专修班，讲授军事战术，还为国际组织、革命战士互济会写了一些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小册子和文章。其中《莫阿比特》一文，详尽生动地记述了他的狱中生活和越狱经过，深深地打动了青年军人的心！他为青年共产国际写了《论红军和帝国主义战争》；也为苏联军事科学院写过《论巷战战术》的军事论述；还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写了《关于1923年的汉堡起义》的政治性很强的论文。
三十年代，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巨大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和军事指挥部，已经成了保卫中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一再强调指出：支持中国革命是共产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之一。这种支持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少成败得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但这种支持是不容否认的！
193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王明等人的要求派奥托·布劳恩前来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1933年秋天，他以一个外国考古学家的身份到附近参观一座古代的寺庙作掩护，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埃德加·斯诺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李德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大元帅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当南京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都惊奇地承认，他准确地预料到了他们进攻的每一个步骤！
斯诺的评价也许高了，但他诚实，并没有因为李德犯了错误而失去公道和善意。
“李德同志，我仍然想不出我们错在哪里！”博古苦恼地说，“一切挫折，几乎都是客观给我们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自古兴亡不由人……谁也没有办法，谁来领导也不会出现比我们更好的局面……也许会更糟。……我们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
“博古同志……”李德冷冷地止住了对方，语气缓慢，却异常凝重，“这不过是一次挫折！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内部的派别斗争……我们都不是自由的！”
博古并没有立即明白李德所说的全部含义，他实在累了，哈欠了几声，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睡了。
四 博古的推理
博古恍恍惚惚地坐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严寒封锁了苍茫的西伯利亚大地，茂密的黑压压的森林，急速地向后奔去。无边无际的荒野，像一幅熟悉的凄惨悲凉的图画。
他非常奇怪，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冷硬的铺位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车上？啊！难道他们知道有什么灾难发生，在前边车站下了车？为什么不告知我？”他疑惑间，果然无边的林海在极度恐慌中喧腾骚动起来。他听到树木的折裂声，暴风雪铺天盖地，像愤怒的海潮咆哮而来。博古蜷起身体紧贴在板壁上，好像预防着一只猛兽向他扑击。
荒野在呼啸中变黑了，像是无底的深渊。一棵枝桠狰狞的老橡树，就是他在黑海之滨疗养胜地索契公园里见到的那一棵，“它怎么到西伯利亚来了？”他忽然发现那不是橡树，而是一头北极熊，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车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一阵冷彻肌骨的寒风直透他的胸怀……
他被冻醒了，全身颤栗不止。在马灯昏黄色的微光里，他看见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屈腿辗转反侧。屋里马灯很暗，屋外的夜风卷起飞沙，啪啪地击打着窗棂。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们一行六十多人坐在奇冷无比的列车上，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漫漫旅行，那对他的革命意志和耐性是一种考验。车上没有暖气，火车头靠的是木柴做燃料来运行。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他们整整走了十二个日夜，没有餐车，只能在火车停靠时下去买些冰冷的食品，车上连一杯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悲惨的旅程，但革命的热情并未因西伯利亚的奇冷而稍减……”
人的感觉有时非常奇怪。如今，他从撤离中央苏区到目前只有四十来天，对中央苏区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反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八年，却历历如在眼前。他很想把这种奇异的感受告诉李德，但又不愿打断梦似的回忆：
在立三路线时期，他和王明因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后来，批判立三路线，他们两人又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王明赴苏前，两人回忆起这段斗争，兴奋异常。在他的笔记本上，曾留下这样一首诗：
痛苦留给你的一切，
请你细加回味；
苦难过去之后，
苦味就变为甘美……
博古每想到这首诗，总是怀着欣慰的心情：“人，是要在苦难中磨炼的。”他望着李德蓬松的乱发，心想：“这个人经过了多少人生患难啊！他现在的家在哪里？他没有任何亲人了。一个真正的以革命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李德涌起一种崇敬与怜悯之情。
那时的苏联，虽然十月革命已过去九年，旧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时常遇到困难。但是，只有苏联，是真诚支持中国革命的唯一盟友。博古感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从遥远的北方向他播撒着光芒！王明此时在干什么？也许在共产国际宽大的会议室里高谈阔论，也许在俄罗斯温暖的壁炉旁拜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想到此处，博古对目前的一些议论深感委屈。他在毫无折扣地执行王明的指示。因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国际的指示，第三国际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逻辑推理是十分严格的：斯大林不会有错，因此，王明也不会有错，而他执行国际路线也不会有错。革命的挫折，带有客观的必然性，谁也没有办法。
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广州向国民党中执委宣布中山大学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后，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传遍全国，有志于革命的广大青年，踊跃应试，仅广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报名。
那时候，连蒋介石在苏联考察时的手札中，也用恭谨的正楷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中山大学的成立与关闭，反映了人世间一切态势的变幻无常。
博古还清楚地记得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那座四层楼房，房前广大的校园里，白雪重压着枞树、山毛榉。中山大学的对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个圆形金顶给他以辉煌神圣的印象。
博古听说，主持中山大学开学典礼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说，在第一批学员中留下了良好的、鲜明的印象。那时，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威望”，是一个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严酷的权力夺争中，它意味着：不清除别人就被别人清除。
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长：他热情奔放，平易近人，就像一个普通人。他不修边幅，深灰色的上衣几个月不换。他身材矮小，戴着圆形的眼镜，宽额头，尖下巴，嘴里习惯性地叼着一个褐色的烟斗。他会七国语言，他才华横溢的演说使学生们为之倾倒。
博古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听着，又从图书馆资料室里补习了第一部分。从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证里，他首次了解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惊人的腐败。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托洛茨基说：“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耶夫一起反对我。”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上，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就丢下未讲完的课程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是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博古承认，王明比他成熟。
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这位新任的中山大学校长只有二十六岁。
米夫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却不是学者。他的办学作风、办学经验没法跟拉狄克相比，因而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语流畅的青年学生接触。他很少说笑，一脸严峻，使人莫测高深。
在米夫当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此时，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政治观点正确。他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教授免职，代之以党性虽强却又不学无术的人来当教员，后来的中国名词叫“只红不专”。
博古以他的热情奔放和聪明干练赢得了米夫的喜爱，但王明却以他的成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他最信赖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那时，博古和同学们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休养胜地特拉索夫卡度暑假。米夫和王明来向同学们报告中国之行。他们的报告给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在中国逗留了三个多月，自以为取得了政治资本，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用他所占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谈。他也因此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受委托筹备中共六大。
中共五大，毛泽东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被剥夺了表决权。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书记。米夫和王明带有倾向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在留苏的学生中留下了毛泽东无足轻重的印象。
这种情况，1943年12月16日，在洛甫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中得到了证实。他说：
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的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博古比洛甫更甚，他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新型的农民起义的领袖。
此时，博古看了看手表，已是十时五十分。
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透着彻骨的寒冷。
李德比他耐寒，在几经反侧之后，终于进入了梦乡。
博古想起来了，做枕头的包袱里还有一件毛衣。这是他的爱人刘群先在莫斯科大学时给他打的。
他轻轻地撑坐起来，门板吱吱嘎嘎地响了一阵，终于把毛衣加在身上。他突然看见李德两眼闪闪发光地望着他：
“噢，对不起，我把你弄醒了！”
“我本来就没有睡……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怕冷，是老的象征，记得在1918年冬天，我在意大利战线，在维托里奥威尼托的战壕里，只穿着单薄的已经不保暖的军衣。那时，年轻，血热……”
李德断断续续地说着，博古并没有很用心地去听，但他记起，在莫斯科时，自己也没有现在怕冷。
“莫斯科现在已经大雪纷飞了！”博古说得很有感情，声音微微颤抖，像一组阴郁的音符在寒冷的空气里荡开，慢慢地消逝了，复又归于沉寂。
显然，这话勾起了李德的回忆。他索性披衣而起，把马灯捻亮，对着火苗点燃了香烟：
“那是多大的雪啊，足有两英尺深。那时，伏龙芝军事学院派我到莫斯科无产阶级师参加军事演习，那是非常严格的战斗技术训练……零下三十五度……我带着部队高喊着‘乌拉’，冲进敌阵，忘记了寒冷。”
“是啊，零下三十五度。”博古应和着。他也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大雪天。那时，刚刚跟王明结婚的漂亮而富有诗人气质的孟庆树女士，忽然邀请他跟刘群先一同去游览新圣母公墓。这是一种大胆而富于浪漫色彩的邀请。
青春热血，精力旺盛得无处宣泄，忍不住要去赴汤蹈火。龙潭虎穴都敢去，难道还怕漫天风雪吗？新结婚去游墓地，这种“独创”精神并不是人人都有。
孟庆树用一句富有诗情的话概括了大雪后的莫斯科，她说：“上帝用一领洁白无瑕的大斗篷，把我们跟莫斯科包裹起来，预备送到共产主义的天国里去！”
莫斯科西南郊的新圣母公墓是世界著名的墓地之一，它占地六万四千平方米，被红色的垣墙护围着。墓地上古木参天，各具特色的碑碣雕像林立。它与巴黎的拉雪兹公墓齐名。各国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学艺术家，都怀着各自的愿望到墓地来巡礼。
这块墓地在十六世纪就初具规模，那时是封建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专有墓园，风景绝佳，环境幽静。一位俄国贵族在生前游览墓园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死后安葬在这里那是幸事。墓地的宁静使死神也变得受人欢迎。”十九世纪，加入墓地的是百万富贾和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这里成了红场之外的最重要的官方墓地，安葬着高级官员、将军、英雄人物、政治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名流。
四位俄语流畅的外国人，在这样的天气来墓园观光，使守墓人颇为惊讶。
墓园银装素裹，一片沉寂。他们的高筒皮靴踏着松软而洁净的厚雪，在墓道上漫步，各人心里都产生着一种奇趣。
博古：“我仿佛觉得墓中人在望着我们。感谢我们打破了严冬的孤寂，给他们带来了慰藉。”
刘群先：“我觉得墓地的寒冷非常特别，这种冰冻凝固的清冷，使我的心都冻透了。”
孟庆树：“这雪，使墓地变得纯洁、恬静、安详、美丽，这些长眠者生前未必幸福，而在墓地却享受着永恒的安宁。”
王明：“历史真情往往被后来制造的假象掩盖在坟墓中，死人注定是不得安宁的。”
孟庆树：“你说得太残酷了。”
王明：“这是对人生理解得深刻。”
博古：“这是对人生的悲观。”
王明：“人生总是带有悲剧性的。不要说那些被革命清除的反革命分子，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拉狄克这样的革命者，也难说不是悲剧性的。”
大家沉默了足有两分钟。“悲剧性”，王明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千百年的问题。谈话已经无法再深入了。
孟庆树的心思似乎从无忧无虑的欢乐静谧中，慢慢滑进了万丈深渊。她的确不理解目前苏共中央和中山大学领导层所发生的斗争的根源。她原来是崇拜拉狄克的，没想到拉狄克竟然是苏维埃的敌人！
入世越深心越寒！
这位天真烂漫的女学生，也许在这时，才开始向险要的世界，投去惊诧的一瞥。
“我们都到过苏联很多地方：列宁格勒、第弗利斯（斯大林的故乡）、赫夫苏尔、巴统、苏呼米、索契、雅尔塔、塞瓦斯托波尔……我觉得苏联是真正伟大的，美丽的。”王明为了打破“悲剧性”引来的沉闷气氛，把话题转换了方向，“不管革命的航船前面有多少急流险滩，我们都将在共产国际的罗盘引导下勇敢航行。我们是为革命而生也为革命而死的一群，当舰船到达胜利彼岸时，我们就可以毫无遗憾地安息了。就像庆树所说，去享受永恒的宁静与幸福！”
刘群先：“几十年后，我们也许像这里的死者一样，新的青年一代怀着崇敬的心情，踏着深雪来瞻仰我们的墓碑……”
孟庆树：“你比我还浪漫。”
王明：“并不浪漫。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死之后，我愿埋在这里，不为为后人所景仰，而是为了能看到克里姆林宫红星的闪耀，能听到斯帕斯基塔楼上的钟声……”
孟庆树：“那红星是世界革命灵魂的闪光，那钟声是世界革命脉搏的跳荡！啊！伟大的苏维埃，世界无产者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心脏！”
博古的回忆并没有给他带来王明抄的那首诗中的“苦味变为甘美”，反而使心境更为黯淡。他觉得王明应负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了。
李德想的只是湘江惨败，他没法向第三国际交待。博古想得比李德更深了一层，他懂得“胜者为王，王者无咎”的道理，只要当权，一切错误都可以诿之客观，如果失去权力，那就罪责难逃了。“好事全归花大姐，坏事全怪秃丫头！”中国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以及苏联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不就是镜子吗？他觉得有必要向李德诉说这种突然袭至的隐衷，但李德却已经发出了微微的鼾声。
五 拯救全军的上帝在哪儿
博古和李德都被闹醒了。屋子里挤满了刚刚渡过湘江的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他们并没注意屋子里已经睡了人，动作粗鲁，高声喊叫，开着不雅的玩笑。如果谁不能在这种环境里睡眠，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军人。军人是可以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往往认为在战火中的人，开口闭口离不开战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博古裹紧军毯，静听着平时很少接触的这些参谋干事们的调笑、戏谑和议论。
有的在铺稻草，有的铺着雨布已经倒头睡下了，有的在吸烟，各行其是。互相妨碍时，就会有几句短暂的不太伤感情、却很粗鲁的争吵。
“老陈，今天碰上中央纵队的一个背着蓑衣的马夫，恐怕全军上下只有他有这样一件特殊的装备……太显眼了，敌机专门对他轰炸，就是炸不到他，你猜他怎么说：是他妈给他的护身符！”
“你说得太夸大了……”
“你不信？我敢断言中国一百年也消灭不了迷信……”
“不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啦，还是管管眼下的肚子吧。哪位行行好，给点吃的！”发言者作出乞丐讨米时的祈求声。
“等咱们跟二、六军团会合后，我请你吃我们湖南的名菜，砂锅煨狗肉。冬令最佳补品，治小儿尿床有奇效！”
“滚你妈的蛋，等到那时候，说不定阎王爷早就请你去赴宴啦！”
“战争，本身就是跟阎王爷赌博，互有输赢。”
“咱们还是不谈阎王爷。虽然他是个好老头。还是谈吃吧，你们的煨狗肉未必真有。我们江西的安东鸡却是天下闻名的。我一说，就忍不住流口水，唐明皇最喜欢吃，不信？这是有史可查的！”
“是不是杨贵妃点的菜？要不要再来二两白沙液？”
“还是我们安福的火腿好，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钦定的，还写过一首火腿诗，其中有一句叫什么什么什么香……”
“我们的永新狗肉最有名，专治遗精，比你的治细伢子尿床有价值……”
“喂！喂！嘴巴卫生一点好不好，休养连的女同胞就住在隔壁！”
“那又怎么样？你就知道她们不爱听？……不想吃荤的可以去当和尚……”
“我抛个文明的谜语让你们猜好不好？”
“文明的？你老张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你听嘛：‘曲径通幽处，两谷夹小溪；洞内花隐隐，洞外草萋萋；老僧来往灌，归去醉如泥。’……”
“好诗好诗！”
“好个屎，你小马没有结婚，根本猜不出……”
“那是什么？”
“回家问你爸爸妈妈哥哥嫂嫂去。”
有人嬉笑着，把极美好而又极下流的谜底，悄声地告诉了小马。
小马恍然大悟，就像看到厕所墙上常见的那种肮脏画，“哎呀！丑恶丑恶，该打该打！”他扑过去在老张背上擂鼓般地猛捶。
嬉闹的人照闹，睡觉的人照睡。
博古颇有兴味地听着。这是无忧无虑快活的一群，是面对死神可以打哈哈的勇士。平时，在首长们面前不苟言笑，毕恭毕敬，除了“是，是，是！”就没有心灵的展露。他一时感到一种“权力”的重负。当戴上“荣耀”的枷锁，心灵就不再属于自由了，有时神经极度紧张，近于癫狂，是多么苦恼烦闷以至焦虑啊！“我也是青年人！可我没法让自己年轻。我从来没有轻松过……”
“你猜，老侯在做什么梦？”
“还不是过‘七七’？”
“什么过‘七七’？”又是好奇的小马在发问。
“这还不知道？牛郎会织女嘛！”
睡梦中，老尤在吱吱咬牙，好像有咬不碎的刻骨仇恨；小秦在吸唇鼓腮咂嘴倒沫，好像津津有味地咀嚼篝火上没有烤熟的马肉；老陈含糊不清地喃喃着，正在与久别的妻子倾诉离情别绪；老侯大张着嘴，露出一颗损坏的门牙，发出一阵阵痉挛的呼吸。
马灯的亮光被捻小了，精力最充沛的人也困倦了。只有老王斜靠着背包吸旱烟，仿佛以此来抵抗伸到他脸前的两双泥脚的臭味。
“老王，你在想什么心思吧？”小马仍不想睡。他透过昏黄的灯光，浏览着一幅或隐或现的《战地午夜酣睡图》，四周的枪炮声和周围的喧哗声，似乎和他们无关。小马仿佛看到所有人的梦海卷起的波澜：欢愉的，悲怆的，亢奋的，沮丧的，激动的，舒缓的，惊惧的，安适的，愧疚的，委屈的，高尚的，卑下的，遥远的，眼前的，恼恨的，眷恋的，恍惚的，清晰的，憎恶的，怜悯的，满足的，失意的，绝望的，希冀的……人间的一切酸甜苦辣，都在梦海的浪潮中沉浮翻腾，那是一个比现实更为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世界。小马忽然想到：与其说人生如梦，还不如说梦如人生哩！
“我在想，”老王沉思了一会儿说，“等我有了孙子之后，我一定带他到湘江来，对他说：‘你爷爷当年在这里打过白狗子。’如果他问什么是白狗子，小马你说，我怎么回答好？……”
小马也想不出如何回答。门口有一道电光闪烁，火蛇似地在屋里划了一下：“你们还不快睡？两个小时之后起床！”电光随着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走远了。
李德没有睡。他听不懂人们谈话的内容，却听得出他们的情绪。开头，他很不高兴，有人竟不客气地把他的腿推了一下，坐在他的竹床沿上吧嗒吧嗒地吃东西。他觉得国际顾问的尊严受到了亵渎。但他只好装睡，如果起来抗议，那就等于自找难堪。忍耐了一会儿就习惯了。短促的争执，唧唧哝哝的私语，满屋劣质香烟的气味，形成了一种战时常有的那种混乱嘈杂的氛围，让他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觉。
他记起来了，那是慕尼黑起义失败之后，他和几个战友逃到乡村躲进一家农民的柴草棚子里。那时，他们为了打破战友们心冷意沉的气氛和制止互相埋怨指责的争吵，曾领头唱起一首古老的战歌：
上帝把钢铁铸造成刀剑
交到我们手里。
它给我们刚强和勇气。
战斗吧，人生不能为奴隶！
神圣的祖国啊！神圣的旗帜。
我们重新对你宣誓：
我们要把压迫者处以极刑
让乌鸦啄食他们的尸体。
我们就这样进行赫尔曼之战[2]
高举着正义的大旗！
……
此时，他也希望有一个拯救全军的上帝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