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茨威格小说全集 Ⅰ 中短篇小说

一九二三年八月六日，高尔基读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之后，写信给罗曼·罗兰，打听这篇小说的作者身份。倘若这位茨威格便是《罗曼·罗兰传》的作者，“请向他转达我对这个出色短篇的由衷赞赏。这篇东西好极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高尔基想把这篇小说收进柏林一家俄罗斯出版社的“爱情丛书”里，征求茨威格的同意。同年八月二十八日，罗曼·罗兰回信给高尔基：“斯台芬·茨威格——就是您提到的出色短篇的作者，您的要求我将转告，他会感到十分高兴。”[1]

这位受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热烈称赞的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对中国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茨威格自己也知道他的作品已经译成中文。他在自传《昨日世界》里回忆他在一九三一年庆祝五十岁生日时，这样写道：“海岛出版社为了庆祝我五十岁寿辰，特地印了一份用各种文字发表的我的著作的书目汇编，它本身就成了一本书；各种文字应有尽有，既有保加利亚文、芬兰文、葡萄牙文，也有亚美尼亚文、中文，以及摩诃剌陀文。”[2]

歌德在一八二七年五月三日和爱克曼谈话时说过，一个优秀作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歌德以法国年轻的文学家让-雅克·安培为例，发表精彩的论述：“请您设想一下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一个大国最杰出的人才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在每天的交往、斗争和竞赛里，互相切磋，彼此提高。世界上自然和艺术的各个领域里的精华都成天在那里供人公开观赏；请您设想一下这样一座世界大城：……一百年来经过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努力，已经有那么多聪明智慧在那里传播，简直在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地方；这样一想您就会明白，像安培这样好的人才，在这样充满着聪明智慧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二十四岁的年纪是能够有所作为的。”[3]

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十九世纪初的巴黎相似。一八〇六年，拿破仑迫使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九年后，老谋深算的奥地利帝国又以维也纳会议的成功召开，把拿破仑放逐到圣赫勒拿岛，洗尽蒙受的耻辱，夺回了往日的风光。一八四八年登基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二世又以奥匈帝国的称号重展多瑙河帝国的雄风。尽管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奥国兵败，奥地利退出了和普鲁士角逐德意志各邦盟主的斗争，国力衰微，但赢得了几十年的歌舞升平。十九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维也纳作为奥匈帝国的首都，虽然没有成为全欧瞩目的政治经济中心，却成为可与巴黎媲美的国际文化都会。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智慧使得维也纳不仅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精神财富更傲视全欧。几十年里，贝多芬、海顿、莫扎特使维也纳成为数一数二的音乐首府。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迷人乐曲更使这音乐都城在贝多芬交响乐的凝重雄奇、莫扎特奏鸣曲的清新明快之上，又加上维也纳圆舞曲特有的幽雅飘逸，把维也纳森林里的鸟语花香，多瑙河上的碧波荡漾，都化为流畅迷人的圆舞曲传到四面八方，使莱茵河、塞纳河、泰晤士河、伏尔加河都激起回响，醉倒了一代欧洲人。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期，欧洲文坛上新人辈出，流派纷陈，新作如春花烂漫，争奇斗艳，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法国的象征派、印象派曾一度独领风骚。由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的出现，内心独白或意识流在奥地利异军突起，以阿尔图尔·施尼茨勒[4]为首的一代才气横溢、成就卓著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在德语文坛上也创造出不俗的成绩。施尼茨勒被人称为弗洛伊德的双身人，他和弗洛伊德殊途同归，作为心理分析的大师，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同时踏上人的心灵这一广袤的大地。他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古斯特少尉》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都在一九〇〇年发表，比吴尔夫的《墙上的斑点》早十七年，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早二十年。奥地利文坛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犹如繁茂的花圃，百花盛开。其中像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5]这样被誉为“神童”的天才诗人，在十六岁上便一举成名。他的出现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影响并且鼓舞了一代青少年争相效法。从此奥地利文坛不复寂寞。一时维也纳成为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群英荟萃，人才毕集。无论在企业界、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还是政界，犹太人在维也纳都居于领先的地位，以至于比茨威格晚生一年的希特勒青年时代作为失意的艺术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候，发现各行各业一切重要位置都被犹太人占领，咬牙切齿地发狠，誓要消灭犹太人种。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斯台芬·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的家里。父亲莫里斯·茨威格是个成功的企业家，经营纺织业发家致富，酷爱文学艺术，弹得一手好钢琴。母亲伊达·勃列陶尔，出身于国际金融世家，都属于奥地利上层社会的犹太精英。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世界》里讲到，犹太人一向重视精神修养，绝不仅仅满足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他们重视精神素质的提高，渴求知识，勤奋好学，努力上进，勇攀高峰，在各行各业都占据显要位置。弗洛伊德、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以及维也纳影响深远的《新自由报》副刊主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赫尔策尔，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奥地利犹太血统的资产阶级，最为热心文化艺术。这对茨威格的成长极为有利。早在中学时代，茨威格便不满足于课堂上陈旧的教学内容，如饥似渴地阅读法语和德语文学界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作品。他把比自己只大七岁的霍夫曼斯塔尔看作学习的榜样。在这批诗人的影响下，茨威格在十六岁那年，便在维也纳著名的《社交界》杂志上发表了他最早的诗歌，博得一致好评，从而作为抒情诗人，登上文坛。

文坛上的繁荣并不是孤立现象，它和学术上的活跃是孪生姐妹。值得一提的是尼采的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派也先后应运而生，对当代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学时代，茨威格就接触弗洛伊德和尼采的作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对茨威格后来的创作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尼采是个十分复杂、极有争议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含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内容，影响都很大。茨威格认为，尼采在哲学方面进行了一场革命，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宣扬的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尼采哲学开阔了茨威格的眼界，使他对这个社会认识得更深刻，透过道貌岸然、金碧辉煌的表面看到肮脏污秽腐朽没落的实质。我们在茨威格的小说里所看到的深刻的社会批判便是明证。

一八九九年，茨威格中学毕业，上维也纳大学学习德语文学和法国文学。然而对他来说，真正的大学乃是“人生大学”。他把社会，把人生，把形形色色的人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学期，他前往柏林，有意识地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和一些被唾弃的社会渣滓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对这些畸零人产生深切的同情，拓宽自己审视人生的角度，加深对社会的了解。同时他勤奋研究外国文学，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翻译法国现代派诗人的诗歌，虚心学习，认真借鉴。他利用假期出国访问，到比利时和法国去求师访友。国外旅行和广交朋友使他思想活跃、心胸开阔。这位前程无量的青年抒情诗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对自己一鸣惊人的诗集《早年的花环》和《银弦集》采取严格审视的态度。一九〇四年，茨威格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结束大学阶段的学业，开始成为职业作家。

大学毕业后，他更加有意识地游历各国，和各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广泛接触。在比利时，他拜访他的忘年交、著名诗人、“青年比利时”派的首领维尔哈伦；在法国，拜访杰出的雕刻家罗丹，结识了作家法朗士、纪德和罗曼·罗兰；见到了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丹麦文艺评论家勃兰克斯。和这些名流的交往使茨威格眼界开阔，看到当时文艺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也使他不至于受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

从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一帆风顺，无论是他的译著，还是小说集《最初的经历》，诗剧《特西特斯》，都得到同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交战国都掀起民族主义的浪潮。茨威格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情形说：“当时民众还不假思索地信赖他们的权威；在奥地利，谁也不敢产生这样的念头，说受到万众尊敬的国父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凭他八十四岁的高龄，并不是万不得已，居然会号召人民起来作战；他居然不是在邪恶凶险、罪恶多端的敌人威胁帝国和平的情况下，会要求民众流血牺牲。”[6]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对国君的迷信，也确实是广大百姓上当受骗的原因。不久，战争狂热席卷交战各国。“忠诚老实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这样的纸条：‘愿上帝惩罚英国’，或者打上这样的邮戳。社交界的妇女发誓（并且写信给报纸），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剧院，莫扎特和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宣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群人不染上这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7]

因此，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很多著名作家、诗人都卷入沙文主义的狂热之中，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志愿参军。惟有少数卓越人士能够头脑清醒、目光犀利地看透沙文主义的欺骗，不受战争狂热的影响。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和他们不同，他憎恶战争，他对战争的进展、人民的命运十分关切，看见战争的惨烈、人民的苦难深感痛苦。茨威格之所以能够不受战争宣传的欺骗，不受战争狂热的影响，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不是因为他对这次战争的性质比别人认识得清楚，而是因为他和敌国的人士有密切友好的交往。奥地利宣战前夕，他正好在比利时维尔哈伦家做客。他不能相信，他那些生活在边界那边的朋友一夜之间会变成仇敌。当各国民众争先恐后地表示自己如何忠于祖国时，茨威格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写了一篇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他忠于一切在外国的朋友。尽管现在相互之间不可能建立联系，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要和他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他把这一稿件寄给当时读者最多的《柏林日报》。使他意外的是，该报把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只删去一句话：“不论胜利落在谁的头上”，因为它有失败主义之嫌）。两周之后，茨威格收到罗曼·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信，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感情深厚，意义深远：“Non，je ne quitterai jamais mes amis！”（法文：不，我永远也不离开我的朋友们！）当时罗曼·罗兰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茨威格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的文章里向他公开表示感谢，感谢他为人道主义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茨威格的这一行动不仅为他赢得了罗曼·罗兰的诚挚友谊和人们的普遍赞扬，同时也表明他绝不是一个钻在象牙塔里为艺术而艺术、为心理分析而进行心理分析的作家。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战士，但是他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那敏感的心知道战争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无边的痛苦。大战爆发后，罗曼·罗兰倡议在瑞士召开一个大会，请各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以便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促进了解加强团结的号召。茨威格负责争取德奥两国的作家。当时德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豪普特曼[8]拒绝参加。托马斯·曼[9]和德默尔[10]还未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霍夫曼斯塔尔和瓦色曼[11]也不能指望。“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还太早，战争对于后方的人来说还相隔太远，我们是孤零零的。”[12]茨威格后来这样喟然长叹。

战争爆发后，茨威格因为体格检查不合格，免服兵役，经过朋友帮忙，在军事档案馆任职，管理图书馆。一九一五年，茨威格奉上级命令到波兰前线去收集俄国方面贴出的公告和布告的原文。他亲眼看见了奥军占领地区百姓遭受的痛苦和灾难，发现奥军和俄军战俘之间并无敌对情绪，交战双方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百姓都把这场战争视为厄运。这些观感加强了他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加深了他反战的决心。必须为反战而斗争！他认识到敌人是谁，“就是虚假的英雄主义，它宁可把别人送去受苦丧命，那些没有良心的预言家们——政治的和军事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他们毫无顾忌地预言胜利，延长屠杀，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来的那些合唱队。谁要是表示顾虑，他就扰乱了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要是发出警告，这些人就嘲笑他是悲观分子；谁要是反对这场并不使这些人自己受罪的战争，这些人就攻击他是叛徒。”[13]他选定了这些预言家们以及他们所鼓吹的虚假的英雄主义和骗人的乐观主义作为攻击的目标。他也选择了一个预言家作为他的反战剧本《耶利米》的主人公。这位《旧约全书》里的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灾难，可是无人听信。茨威格用这个剧本向那些陶醉在盲目的胜利喜悦之中的人们发出警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目的绝不是写一部‘和平主义’的剧本，说些人人皆知的真理——和平比战争好，而是要表达一下在众人兴高采烈的时候，被人看作软弱分子、胆小鬼而受到轻视的人，在失败的时刻大多证明只有他们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能控制失败。”[14]茨威格当然不敢指望这出预言失败并且赞扬失败的戏能在德国、奥国的舞台上公演。这个剧本能够付印，已经可以说是出现了奇迹。一九一七年复活节，《耶利米》出版，获得空前成功，作者深感意外。时间帮助了茨威格，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他的成功在于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出来的话：对战争的憎恨，对胜利的怀疑。

不久，瑞士苏黎世市立剧院来信要求上演《耶利米》，并邀请作者参加该剧的首次公演。茨威格便借这个机会，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首先到日内瓦去拜访罗曼·罗兰，然后再去苏黎世。他在那里不仅参加了该剧的首次公演，还和法国诗人儒弗[15]一起举行联合朗诵会。茨威格朗读他的《耶利米》，儒弗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和罗曼·罗兰等旧日朋友一起，进行民众友好、共同反战的活动。他们用这样的行动表示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友谊，并无仇恨，民族仇杀违背人民心愿。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举动。茨威格留在瑞士，直到战争结束，于一九一九年方才回国。

大战结束后，茨威格完全可以继续待在瑞士，但他决心回到自己的人民中间去。战争期间，茨威格在萨尔茨堡买了一所房子，是座年久失修的古老府邸，坐落在小山上。就在那里，他和人民一起经受了战后的饥饿寒冷和通货膨胀。冬天缺乏燃料，无法生火取暖，茨威格就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写作，写完一页便把冻得发紫的手指伸进被窝取暖。他看到很多人无家可归。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饥饿，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茨威格分担了普通百姓的痛苦，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对他们充满了爱。两次大战之间，茨威格亲身经历了战后通货膨胀和失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经历了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分子的崛起。在和人民接触过程中，在多次出国旅行途中，他研究人的灵魂，研究人的内心世界，研究历史，以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事件中群众和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活动。这就使他在这些年里写出了大批动人的小说和传记，把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广阔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用饱蘸同情的笔墨描写人们的不幸命运，刻画他们饱经忧患的灵魂，挖得深、写得细、写得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赢得了他们的爱。这位熟谙历史、洞悉灵魂的传记作家、小说家，在人们还没有看清法西斯的罪恶企图，还没有觉察法西斯的危机之前，早已预感到阴云密布、杀气冲天。可惜他性格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对此也直言不讳：“我的天性和英雄气概是格格不入的，我并不耻于公开承认这一缺陷。我在任何危险情况中的自然态度总是躲避。”[16]这个弱点到紧要时刻，竟导致他悲剧式的结局。

在十九世纪末涌现出的这批维也纳大师当中，茨威格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著名诗人德默尔劝茨威格从事翻译。还在大学时代，茨威格便翻译了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诗歌，一九〇二年，他到比利时访问著名诗人维尔哈伦之后，用两年时间集中全力翻译了维尔哈伦的诗。在翻译过程中，既锻炼了文字，也学习了写作。茨威格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翻译成为作家的。然而，单单翻译还不能造就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要有生活，要接触现实。海涅说过：“巨人安泰只有在脚踏着母亲大地之时，才坚强无比，不可征服，一旦被赫拉克勒斯举到空中，便失去力量；同样，诗人也只有在不离客观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便变得软弱无比。”[17]茨威格少年时代，就曾经像他的短篇小说《家庭女教师》里的那一对小姐妹那样，以天真无邪的眼睛观察过他周围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现实。他发现，这些家庭的家长害怕子弟出外寻花问柳，败家破产，宁可纵容子弟和家里的女教师、使女纠缠不清，牺牲这些可怜的姑娘，供纨绔子弟玩乐。在资产阶级标榜的冠冕堂皇的道德背后，隐藏着惊人的伪善。上大学以后，他有意识地深入到社会底层，去认真研究现实生活。后来他又经常出门旅行，欧、亚、非、美洲都印上了他的足迹，他甚至到过中国边界。在长途旅行中，他着重研究的还是人，人的命运，人的内心。他对那些被社会抛弃、被命运压扁的畸零人充满了同情，在他的作品里描写了这些人的命运。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被人误认为颓废派的作家。其实，何尝是作家故意丑化现实，现实本身就丑恶畸形。不是文学故意要写伤痕，而是现实生活本身伤痕累累。日丹诺夫也曾经十分粗暴地把现代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的鼻祖恩·台·阿·霍夫曼[18]打成僧侣主义、颓废主义。可是海涅却认为霍夫曼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把霍夫曼和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相比较：“不过，说实话，霍夫曼作为诗人要比诺瓦利斯重要得多。因为诺瓦利斯连同他笔下的那些虚幻的人物，一直飘浮在蓝色的太空之中，而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19]茨威格笔下的奇人怪事何尝不是依附于人间的现实？《家庭女教师》《恐惧》《火烧火燎的秘密》这样的作品，不正反映了他所十分熟悉的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生活环境吗？读了《看不见的珍藏》，我们惊讶的是他对收藏家的心情这样清楚；读了《象棋的故事》，我们又会赞叹他对象棋和棋手的了解之深，殊不知这一切也是以他切身的经验为基础的。茨威格本人就是一个热心的收藏家，专门收藏名家手稿，例如歌德青年时代的著名诗篇《五月之歌》的手稿，便是他珍藏的无价之宝。这位因为读书而忽视体育的作家最喜爱的体育活动乃是下棋。

因此，尽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文坛上各种流派热闹非凡，茨威格却能保持现实主义的风格，牢牢地把握住现实。他特别喜欢表现那些在人生的搏斗中遭到失败的人在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优越性。且看《马来狂人》中的医生。这分明是一个被社会唾弃沦落到远东丛林里去的人渣。可是最后，在他的灵魂里还能迸发出一些正义的火花，为了维护一个妇女的名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信守诺言，视死如归。《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更是一曲凄婉动人的赞歌，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的坚贞。在肉欲横行、爱情堕落成商品、婚姻变质为交易的时代，一个少女能爱得这样忘我、这样无私、这样纯洁，使人读后就像在令人窒息的秽气中嗅到一股清香，在满地污泥中瞥见一朵白莲。这是对人赞美，对美德的歌颂。读者掩卷沉思，是谁造成了他们不幸的命运？时代和社会本来就是畸形的，把正常人压成了畸形。这难道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刻画这些畸零的人，岂不就是对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两次大战期间的二十年是茨威格创作的鼎盛时期。尽管他不时出游，足迹遍及欧、亚、美许多国家，甚至到达正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的工地，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下和东南亚热带丛林，观赏大自然的山川形胜，领略异国风土人情，探望故旧，结识新交，研究社会问题，探讨人生要旨。然而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托钵僧山上宁静的住宅里，潜心笔耕，写下堪称独步的中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等名篇，独树一帜的作家传记《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妖魔搏斗》（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和《三位描述自我的诗人》（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以及在维也纳宫廷剧院和德国各大剧院上演的获名家好评、深受观众喜爱的剧作《一生的传奇》《海滨之屋》《穷人的羔羊》和《沃尔波纳》等，从而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作家。其作品译成外语的语种之多，销售量之高，居同时代作家之首。

这个巨大“成功”得来并不容易。我们不希望艺术家妄自菲薄，然而自我陶醉却往往会阻碍艺术家继续进步。对自己放松要求，对成绩沾沾自喜，往往比失败和挫折更容易断送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茨威格的发展一帆风顺。继诗集《银弦集》（一九〇一年）之后，一九〇六年他的第二部诗集《早年的花环》问世。在这之前，他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埃丽卡·埃瓦尔德的恋爱》（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七年，茨威格二十六岁，这是他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这年，柏林王家剧院和维也纳宫廷剧院几乎同时要求上演他的第一部剧作，古典诗剧《特西特斯》（后因两家剧院的主要演员都猝然去世未能上演）。也在这一年，莱比锡著名的海岛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作品，这家享有盛誉的出版社专门出版第一流作家的作品。这两件事对于这位青年作家来说，正好说明社会的承认和公众的赞赏。因为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诗集也由海岛出版社出版，所以茨威格后来写道：“由于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该社提出的惟一有效的标准便是最高标准，因此二十六岁上我就获得了这个‘海岛’长年的公民权，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多么自豪。”[20]他不无得意地说：“现在道路已经畅通无阻。”[21]可是茨威格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忘乎所以，他为人谦虚谨慎，不重名利，平生最怕头衔、名望，总是避之惟恐不及。面对荣誉，他更加兢兢业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身份（即‘海岛’公民的身份）对外意味着文学上级别的提高，同时对内也加强了责任感。谁一进入这批精选分子的圈子，必须严于律己，谨慎行事，不得让人指责为文学创作马虎，新闻报道轻率。”[22]他对二十六岁以前的作品，是采取冷静客观、极端严格的自我批评的态度的。“我几乎相当早就开始发表作品，可是内心深处却坚信，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造出真正的作品。”[23]他认为自己早期的抒情诗尽管语言清新、音韵优美，可是缺乏生活，缺少新意，好些早期诗歌后来都没有收进集子。以名家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使他总感到才力不济。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写作中短篇小说，一九一一年发表小说集《最初的经历》，一九二二年发表另一部小说集《马来狂人》，一九二七年发表小说集《感情的混乱》。差不多在登上文坛三十年后，一九三八年才发表他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

我们不妨把茨威格十六岁到二十六岁这十年，看作他的练笔阶段。从一九〇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创作趋向成熟。他的剧本《海滨之屋》于一九一二年在汉堡上演。他的喜剧《化身戏子》在一九一三年发表。他的各项写作计划正在顺利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他的思想境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感到作家作为民众的良心，有责任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悲哀；在“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的时候，有责任登高一呼、振聋发聩。他后来回忆当时作家在道义上起的巨大作用：“对于诗人、作家来说，在那个人们的耳朵和心灵还没有被无线电絮聒不休的声浪所淹没的时代，并不是没有说话的希望。相反，一个大诗人的自发的宣言所起的作用，比政治家所有的公开演说合在一起要强千百倍。”[24]“话语在当时还有威力，它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宣传’滥用得声名狼藉，人们还听信这些写出来的话语，他们等着倾听这些话语呢……罗兰的一篇八页长的文章《超乎混战之上》，巴比塞的一本长篇小说《炮火》，都能成为一件大事。”[25]茨威格自己的剧本《耶利米》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正因为他意识到作家的职责、文学的作用，他开始写传记《三大师》。在彼此仇杀的年代里，写文章赞美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个所谓敌对国家的杰出作家，其政治目的不判自明。他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笔，运用语言这一工具，尽自己作家的本分。于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二十年内，他的创作达到了顶峰，数量惊人，质量优异。除了前面提到的小说之外，他还写了剧本《沃尔波纳》（一九二六年），《一生的传奇》（一九一九年），《穷人的羔羊》（一九三一年）；传记《三大师》（一九一九年），《与妖魔搏斗》（一九二五年），《三位描述自我的诗人》（一九二八年），《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九三二年），《玛丽·斯图亚特》（一九三五年）。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迎来全面的丰收季节。

茨威格后来这样回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在那几年有位客人造访我家，并且好心好意地在我家落户定居，这是一位我从来不敢企望的客人，它就是‘成功’。”[26]在《耶利米》之后，《三大师》为他开了路。当时各种流派，什么表现主义、实验主义等都已衰微。“对于那些耐心的人，顽强的人，通向人民的道路又畅通无阻。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广为流传，通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一本小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所有的学校都念这本书——收在‘海岛丛书’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行量便高达二十五万册。”[27]“我发表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便出售两万册，报上还没有登出任何广告呢。”[28]他的书被拍成电影，译成各种文字，畅销全球，销售量达几百万册，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获得这样巨大成功的人还不多见。

读者会问，他的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突然给他带来似乎意料之外，实乃意料之中的巨大成功？茨威格的解释是：

“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个个人的怪毛病，也就是：我作为读者缺乏耐心，脾气急躁。一部长篇小说，传记，或者一篇论争文章里，任何离题万里、繁复堆砌、夸张过分的文字，任何含糊不清、多余饶舌、徒使情节延宕的段落，都叫我生气。只有一页页读过去，情节始终高涨不衰，一口气直到最后一页都激动人心，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才给我以充分的享受。落到我手里的书，十之八九，我觉得都因为充满了多此一举的描写，喋喋不休的对话，毫无必要的次要人物而失之庞杂，因而不够紧张，不够生动活泼。甚至最著名的古典杰作里面，也有许多枯燥、拖沓的段落，我读起来很不舒服。”[29]

“对别人作品里拖泥带水、冗长烦琐的东西深恶痛绝，势必在自己写作时也以此自儆，教育自己要特别警惕。”[30]茨威格写作起来轻松自如，毫不费力，任笔驰骋，下笔千言，心里想写什么，全都诉之笔端。可是写完之后，许多细节又全被删除。

“因为等形成雏形的第一稿一誊清，我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这就是浓缩凝练、巧妙布局的过程。这项工作我可以一做再做，无休无止。不断扬弃糟粕，不断使内部结构紧凑澄净。把知道的东西隐而不吐，别人大多下不了决心。一字一行，只要是得意之笔他们对此都怀有某种偏爱，总想把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博大精深，而我的雄心壮志却在于总使自己知道的东西远比流露在外的要多。这个提炼的过程，从而也是戏剧化的过程，便在校样上重复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变成一种充满乐趣的逐猎，再去找出可有可无的一句或者一字，去掉它们非但无损表达的精确，同时还能加快速度。我的工作中，我觉得最愉快的其实是删繁去冗。我记得有一次我特别满意地干完活从桌旁站起，我的妻子对我说，你今天似乎成功地完成了一些极不寻常的工作，我便得意地对她说：‘不错，我又成功地删去了整整一段，从而使情节的过渡更加迅速、激动人心。’这种特点绝不是来自我天然的热情或内心的激动，而完全是由于那种按部就班的方法，不断把可有可无的间歇和杂音全都摒除。如果说我深谙什么绝技，那么这个绝技就是善于割爱。因为如果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进了字纸篓，而只有两百页作为筛滤后的精华留下，我也绝不抱怨。”[31]

舍得“割爱”，把一千页的手稿删去八百页也在所不惜，这是茨威格成功的秘诀。这严格的去粗取精，精雕细刻的过程保证他的作品尽是千锤百炼的精品，因此他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浓缩凝练的中短篇小说，他在生前只发表了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又译《爱与同情》）。难怪茨威格被誉为世界文坛上最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之一。

茨威格的成功还由于他善于学习，勤于学习。茨威格是个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他撰写作家传记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原著、研究传主生平和创作的基础之上的。他对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使他获益匪浅，大大有助于他自己的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深入钻研。这位态度严谨的学者追求真理不畏强暴的勇气，令茨威格深深折服。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为茨威格开启了通向人的心灵的通途，使他得以在一向被视为黑暗的“辽阔大地”——人的心灵——之中探幽寻胜。他尊重这位前辈，在一九〇八年便把自己的诗集寄赠给他，从而开始了这两位忘年之交二十多年的友好通信。一九三一年茨威格写了《精神疗法》，以最大的篇幅介绍弗洛伊德的生平和他的学说。这是茨威格学习弗洛伊德学说的心得。茨威格并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对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提出异议，认为力比多（即爱欲）终归可以为人的理性所控制。他对自己景仰的大师的学说敢于直言，提出批评，他的小说并非弗洛伊德学说的诠释。

当然茨威格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乃是他对人类的关爱。一般研究者人云亦云地侈谈茨威格是个不问政治的作家，只会描述人们的变态心理，刻画人们的畸形激情。仔细审视，茨威格小说中描述的激情乃是人情之常，并不畸形变态，便是他的写作态度也并非著文自娱，而是表达他对女性的尊重、对人性的讴歌，对那些受欺凌、遭唾弃的畸零人的同情。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不可能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撰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优美诗篇，锦绣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写出反战剧本《耶利米》和反战小说《无形的压力》，指出互相杀戮的疯狂和充当炮灰的无谓。一九二八年他欣然接受卢那察尔斯基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回国之后发表了系列通讯《俄罗斯之行》，盛赞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工农大众对文艺的渴求和热爱。他遗憾地发现苏联严格的思想统治，使他对这个国家从此保持距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无耻政客使德国政坛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为纳粹分子创造了可乘之机。于是茨威格写出了《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一书，企图以法国大革命中的这个三朝元老不断出卖信念、出卖朋友、出卖主人、投靠敌人、捞取私利的行迹来儆戒德国民众，不要被这些政治上的变色龙、风派人物的动听言辞所迷惑而受骗上当。

希特勒上台前，茨威格便看出法西斯包藏祸心，绝非善类。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分子上台不久，便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企图向全世界证明，国际共产主义，也就是世界犹太主义，阴谋颠覆德国政府，是德国人民的死敌。可是法西斯弄巧成拙，明眼人全都看清了这次大火的秘密。柏林当时正在上演茨威格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火烧火燎的秘密》。人们站在广告牌前，相视而笑，心照不宣。这微笑激怒了做贼心虚的法西斯匪徒。这些真正的纵火犯终于撕掉了广告，电影被禁止上映。接着，柏林狂热的纳粹大学生在广场上焚烧进步作家、犹太作家的书籍，以表示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对元首的忠诚。包括海涅、托马斯·曼和茨威格的作品在内的大批书籍被焚，这些作家的作品统统被禁。大批进步人士，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作家纷纷受到迫害，被迫流亡国外，或关进集中营，德国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过深刻分析的茨威格，根据《我的奋斗》[32]和法西斯上台前后希特勒的言行，对此人也进行了分析：希特勒青年时代作为一个落魄的艺术家，流落在维也纳街头，衣食无着、走投无路；为此他绝不会宽恕维也纳，放过奥地利。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他一定要以胜利者的姿态，随着凯旋的行列，进入维也纳，看这座曾经使他蒙受耻辱的城市匍匐在他的脚下。因此，当大部分欧洲人士，包括张伯伦这样老练的政治家在内，都对希特勒抱着幻想，以为绥靖政策可使法西斯餍足的时候，茨威格却看清了法西斯的罪恶本质。一九三四年他被抄家，这是奥国当局所采取的一次难以自圆其说的行动。于是，茨威格离开萨尔茨堡，前往英国。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先后在柏林和全国各地焚烧禁书，把茨威格的著作连同海涅、马克思、弗洛伊德、托马斯·曼等进步作家或犹太作家的作品一起付之一炬。茨威格便写信向朋友表示，他要用他的武器——他手中的笔——和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斗争。于是写出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传记，其中包括四百多年前的人文主义者埃拉斯姆斯，拍案而起、反抗宗教改革家卡尔文思想统治的瑞士勇敢学者卡斯台里奥，十六世纪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和十八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是叙述人文主义者的生平还是描写女王和王后的命运，都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抨击思想禁锢和专制独裁。无论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卡尔文，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革命家，当他们忽视民众的思想自由，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众人畏惧的独裁者。茨威格的这一思想自然是讽示德国当时的现实。他便是以历史的教训来警告世人，使他们注意这批善于蛊惑人心的政治骗子。可惜他的警告未能奏效。纳粹分子一步步得手，他们兵不血刃地侵吞了捷克和奥地利，接着便于一九三九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〇年，除了两度访问美洲之外，茨威格一直侨居英国，一九四〇年取得英国国籍。流亡英国的茨威格在二次大战爆发后，曾希望参加反法西斯的宣传鼓动工作，可是未被英国当局采纳。于是他途经美国前往巴西，和他第二位妻子绿蒂一同定居彼得罗波利斯。

彼得罗波利斯宁静安谧，可是茨威格心系战火纷飞的欧洲。他在离开美国之前，集中力量写作他的回忆录《昨日世界》，到达巴西之后，又创作了他最后一篇杰出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淋漓尽致地描写法西斯对人们的精神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摧残。这一本传记加一篇小说既是他对法西斯投去的两支具有巨大杀伤力的长矛，也是他告别人生的绝命书。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的消息突然传出。几十年来，德语文学研究者纷纷探讨这位作家的死因，提出种种疑问，作出种种解释。为什么茨威格会走上这条绝路？莫非他流亡国外，生计无着，穷途潦倒？抑或看不见前途，悲观绝望？

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茨威格在物质方面没有任何匮乏，而且也绝不缺乏荣誉。他在美洲的演讲旅行，总是一次次凯旋的进军；他在巴西举行作品朗诵会，总是万人空巷，深受欢迎。他有英国国籍，不像一些流亡的犹太人处处受到歧视，在饥饿线上挣扎；他拥有巴西的长年签证，是受到特殊礼遇的共和国的贵宾。那么，他为什么自杀？

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自杀当天写的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迫切需要我去完成：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如此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息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十，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别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经过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但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33]

茨威格在他更详细的绝命书《昨日世界》里，回顾一生，描写了那个昨日的世界，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作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触动人们的感情。而在这现实世界里，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回忆起罗曼·罗兰对他说的话：“它（艺术）可以给我们、我们个别的人以慰藉，但是它对于现实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写了《象棋的故事》之后，便就此搁笔，他那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巴尔扎克研究也就此中辍。其实，《象棋的故事》是揭露法西斯十分有力的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奏效是内在的、缓慢的。而茨威格焦躁不耐，他等不及了。脑力劳动之所以是他最高的乐趣，乃是因为他通过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如今既然无从影响人们，也就生不如死了。我们前面提到他在流亡期间物质上的优越条件，然而物质毕竟不是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主要原因和条件。精神上的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对于思想敏锐、感情细腻的人，更是如此。这点，他在《象棋的故事》里写得十分深刻而令人信服。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的牢房里，有多少优秀之士不堪这种折磨，终于精神崩溃；又有多少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无声无形的酷刑，内心极度痛苦，终于在自杀中寻找解脱痛苦的途径。茨威格身在国外，没有受到他的亲友遭到的厄运，但是因为去国离家，成为无家可归四海飘零的流亡者，内心也受着折磨。他那敏感的心灵，既承担着自己的痛苦，也分担着在祖国备受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于是，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外在的肉体的疲劳，而是心灵上的疲惫。就像他在《约瑟夫·富歇》一书中描写的“百日”[34]期间拿破仑的精神状态一样：对命运的打击已失去抵抗力。这位心理分析的大师，自己也是感情细腻、极其敏感的人。再加上他为人正直，不仅仅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人类未来的设想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所摧毁。连天烽火，遍地尸骨，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堕落成为自相残杀的野兽。真是理想破灭，万念皆灰。就在他自杀前几天，传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进一步感到心力交瘁，生不如死。他坚信旭日终将冉冉东升，妖雾终会涤荡净尽，可是他耐不住黎明前的焦灼，等待“旭日东升”。他深知这需要等待，需要经过长期的善与恶的搏斗，而这场搏斗中他只能等待，只能忍受，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这种等待便是折磨。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他决定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亡乃是返回故里。他不是战士，他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要指望他战斗到最后一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作家，他曾为别人的苦难，笔尖蘸满了同情，写下了一篇篇催人落泪、动人心弦的作品，让我们也为他的死一掬同情之泪，为这样一个天才作家的陨落而谴责那罪恶的法西斯主义。这位优秀的作家终于和他妻子一起，平静安详，不失尊严地告别人世，给后世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为世界文坛留下无法补偿的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可一世的“元首帮”葬身瓦砾堆里，遭人千古唾骂，而茨威格却在他那遍布全世界的读者心里得到永生。在奥地利，茨威格协会为研究和出版有关这位作家的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国，茨威格的作品也得到广泛流传。

茨威格生前，作品在中国已有翻译介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读到《世界文学》上发表的茨威格的著名中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使人惊喜交加，感到耳目一新。接下来神州大地便沉入史无前例的中国式的冬天的童话之中。

十年噩梦终于过去，中国文坛又现春色。茨威格就乘着春风飘然而至。先是《象棋的故事》问世。这位受法西斯迫害神经错乱的主人公的命运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同情，联想起我们自己不久前身受的思想迫害。报上把作者写成被纳粹迫害致死的牺牲品，使人想起在噩梦中丧生的中国作家，尤其使人无限唏嘘的是这位不幸辞世的奥地利作家出色的写作才能已不能再为世界文坛增添华彩。于是对茨威格的兴趣迅速高涨，我欣然译出茨威格的四个名篇以飨读者：《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家庭女教师》《看不见的珍藏》。不料原来以为可以用来止渴的甘露，竟成了激起干渴的烈酒。读者的呼声日高，译者的兴趣也日浓。到八十年代初，同时出现两部茨威格小说集。一九八一年前后，为了纪念茨威格的一百周年诞辰，国内四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茨威格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中国的这股强劲的茨威格热潮竟与当时国际茨威格热潮合流。由于纳粹的禁令，从三十年代起几十年内，茨威格的作品几乎绝迹。大学里没有讲授茨威格的教授，报刊上不见研究茨威格的文章，整整一代人不知道茨威格为何人。一九八一年，德国S.菲舍尔出版社为纪念茨威格的百岁诞辰，重新陆续再版茨威格的全部作品。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遗稿也被克鲁特·贝克整理付印。读者得以欣赏茨威格的另两部长篇小说《幻梦迷离》和《克拉丽莎》。在《幻梦迷离》结尾处，主人公冷静地直面生死的选择。作品对自我和社会的剖析更加犀利更加深刻。尽管茨威格的研究者由于历史原因人数不多，但是新版的茨威格作品是德、奥书店的畅销书，销售额历年居高不下。至于在国外，在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茨威格始终是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

中国的茨威格热传到德国，引起出版界的重视。一九八四年秋至一九八六年夏，我通过德国洪堡基金会在波恩大学从事科研。回国前夕，忽然接到德国《图书交易报》副主编的电话。他对“文革”后的中国出现茨威格热这一现象，表示极大的兴趣，请我回国后为他的杂志撰文介绍茨威格在中国深受读者欢迎的情况和原因。我用德文写了《内心生活—陌生世界——谈茨威格在“文革”后中国的接受》一文，谈到这些年我在研究翻译茨威格作品时的一些体会，谈到中国读者首先折服于茨威格的心理分析，折服于他对人们灵魂的发掘与刻画。在他的小说里，没有传统小说中那个必不可少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起伏和事件背景全都告诉读者，而是由主人公现身说法，或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敞开心扉，“让读者瞥见人物灵魂深处最幽微，最隐秘的角落，感觉到灵魂最精微的震颤”。茨威格的小说“不用众多的人物，广阔的历史背景，绚丽多彩的风俗画面，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来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内心斗争，变幻莫测的感情起伏，也就是以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来动人心弦”。我们“文革”时期的作品脸谱化、概念化比较严重。好人恒好，坏人恒坏。茨威格的作品则让我们看到，“写小说并不是非要捏出一个天使，一个恶魔不可。那种非黑即白的状况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在小说中也大可不必”。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宵小作祟，恶人暗算，厄运使然”，往往是“外界的影响如何激起主人公心里汹涌的波涛，内心的潮涨潮落如何左右主人公感情的起伏，行动的进退”，主要是由于心灵的危机。我也谈到，茨威格小说中浓郁的抒情性也是使中国读者为之倾倒的重要因素。

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我在德国拜罗埃特大学讲学，开设茨威格研究专题课，和学生们一起分析茨威格的作品和他笔下的人物。在分析《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女主人公时，课堂上发生激烈的争论，有几个信奉女权主义的女生，对这位陌生女人大肆攻击，当然也免不了猛烈批评茨威格，另外一派女生则竭力捍卫茨威格。这样激烈的课堂讨论对我也是个难忘的经历。我高兴的是，我这个来自中国的教授把茨威格介绍给了这些德国女同学，使她们为他而激愤，为他而喜悦，为他而感动，没有人对他无动于衷。也许我在讲授时的激情感染了学生，也许她们想知道，茨威格的什么魅力竟使这位中国教授这样激情满怀地翻译和介绍他的作品，使为数众多的中国读者为他着迷。

一九九三年回国后，我发现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有增无已，而且不仅对他的小说感兴趣，也对他的传记作品发生兴趣。我于是着手翻译茨威格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让广大读者看看八十年前茨威格如何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著名变色龙的故事为其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勾画脸谱。

在我和两位德国同行共同主编的德文版中国日耳曼学年刊《文学之路》的第二卷（二〇〇一卷）里，同时发表两篇论文，其中之一出自斯图加特大学教授霍尔斯特·托美之手。在德国大学里，研究茨威格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正在增加，茨威格已经越来越为德国学术界所关注。茨威格的读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多。作为茨威格的读者、译者和研究者我深感欣慰。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茨威格，国内德语界的著名学者和富有经验的翻译家通力合作，共同翻译了这部小说全集。他们殚精竭虑的辛勤劳动保证了小说集的质量。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忱和诚挚的敬意。我深信，这位优秀的维也纳大师不仅会以他杰出的作品感动中国读者，还会以他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赢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尊敬和热爱。

张玉书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于海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