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维特

《新爱洛绮思》是1761年出版的。十三年以后在另一个国家，在很不相同的环境中，一个与卢梭很少共同之处的天才青年，却在他的小说和思想的影响下，出版了一本小书，这本书包含了《新爱洛绮思》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任何缺点；它激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在整整一代人中引起了强烈的热情和对死亡那种病态的向往，在不少情况下引起了歇斯底里的伤感、懒散、绝望和自杀，以致荣幸地被慈父般的丹麦政府宣布为“不合宗教”而加以禁止。这本书就是《维特》。圣普勒改换了服装，穿上了蓝上装、黄背心这有名的维特服，而卢梭的belle âme（美丽的灵魂）进入德国文学，成了die sch ne Seele（美丽的灵魂）。

《维特》是本什么作品呢？下任何定义都不能确切说出这本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无限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主人公是出身市民阶级的青年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为消遣而画画，职业是公使馆的秘书。歌德不由自主地使这个青年具有他年轻时期的看法、感情和想法，赋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丰富卓越的才智。这就把维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性人物；他不仅代表了新时代的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时代的才智。他的宏富伟大的程度几乎和他的命运不相称。或许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不调和之处，在第一部分里维特的思想表现出青春的活力和力量，而在第二部分他却向环境屈服了。在前一半里，维特更多的是歌德的化身，歌德当然没有自杀，在后一半里他成了那个年轻的耶路撒冷^[1]的写照，这人不幸的死启发了歌德写这本书。但尽管如此，维特还是一个典型。他不仅在感情上是自然的儿子，而且就天才是自然的最高发展来说，他就是自然本身。他融化到自然里，在自己身上感到了自然的无限生命力，因而产生了“神化”的感觉。例如看一看1771年8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的那一段精彩的话，它和《浮士德》中的独白一样地铿锵有力，才华四溢。只要读一读那一段描述，“自然内在的神圣火热的生命”如何在他面前展开，他如何感觉到“深不可测的力量在大地深处活动着创造着”，他如何渴望“从汹涌的永恒之杯，啜饮沸腾的人生欢乐之酒，从而在自己窄狭局限的范围之内，尝一滴那独自创造了一切的造物主所赐予的幸福”，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当他开始感到自己像囚犯一样无路可逃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可说是泛神论的愿望，要把自己的生命抛掉，使他能够“和风暴一道，冲破乌云，抓住波涛”；你就会理解他临死时的呼喊：“自然！你的儿子、你的朋友、热爱你的人要走到头了。”

一个需要这样大的活动天地的心灵必然与社会格格不入，特别是在这个社交最盛的世纪的末尾，许多清规戒律束缚着人的手脚。维特憎恶一切清规戒律。这个时代的诗受到种种束缚，他却把它的规律归纳成一句话：“认识什么是好，就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作为一个美术家，他对绘画的看法也是同样不守正统的。他碰到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美术家，满嘴是温克尔曼、苏尔策^[2]等著名理论家的教条。这个家伙简直使他感到可怕。他写道：“只有自然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艺术上的规定和社会上的规定一样，维护它们的话可以说上许多。一个遵守它们的艺术家也绝不会产生坏的完全没有价值的作品，正像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绝不会成为一个无法容忍的邻居或突出的坏蛋；但是，任何规定，不管你怎么说，都容易破坏对自然的真正感受，妨碍真诚地去表现它。”维特对清规戒律的厌恶，也说明了他为什么对一切陈词套语那样讨厌。有一次谈到艺术时，他无意中谈出了一些热切的看法，那位毫无艺术修养的亲王立即搬出一些美学上的陈词滥调，这使他气得直咬牙。阿尔贝特最喜欢用一连串现成的评语来说短道长，对此维特十分恼怒。他嚷道：“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谈到一件事就立即说‘真愚蠢’或是‘真聪明’，‘这好’或‘这不好’？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对这个行动的内在意义做过调查吗？你们了解过它的起因、揣想过它的必然性吗？要是你们这样做过，你们就不会这样随便下断语了！”当那位大使对秘书草拟的公文的文体吹毛求疵时，维特对他这样自以为高明非常反感。当一位女神学学者把教区花园里的一些榛子树砍倒时，他真愿意灾祸降临到她头上。他对老学究的骄傲自大、对一切刻板庄严的仪式、对社会上某些有地位的人要求下属对他们卑躬屈节、事事遵从，他感到异乎寻常的恼怒。

他在儿童身上寻求慰藉，他们是“世间一切中最接近他的心的”。他也在没有受教育的人身上寻求慰藉，他们真挚的感情使他们在他眼中显得无比的美。看到女孩子从井里打水，他会想到古老的时代，想到丽贝卡和伊里瑟^[3]。在他自己煮豌豆时，他想起荷马时代的情景，那时皮奈洛佩^[4]的高傲的求婚者们自己杀鸡宰鸭准备饭食。自然使他着迷，使他倾倒。如果说他不信基督教，或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属于献给圣子基督的人（他内心感到圣父要把他留给自己），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圣父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他的上帝。

在上层社会，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触犯它冷酷刻板的戒律。他这个平民，在贵宾到来之后仍然留在他上司的客厅里，就这样无意间触犯了上司，他被以极其令人屈辱的方式从这些贵族人士中赶了出来。尽管他自己陷在热恋中不能自拔，却仍竭尽全力去援救一个不幸的青年，这个青年在无法控制的并非单相思的感情的驱使下诉诸暴力，杀害了一个情敌。结果不仅维特的请求遭到法律代表人物的拒绝，而且他被法律迫使去充当见证人，反对他迫切想庇护援救的人。

不过这些都只是次要的情节。他爱的女人最后嫁给了另一个人，要不是早已许配了这个人，他要得到她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使他心碎的打击。

这本书描写了一颗丰满的心（不管对还是不对）和日常生活习俗的矛盾，这颗心渴望广阔无垠的天地，渴望自由，这就使现实生活显得是一座监牢，社会上把人隔离开来的一堵堵墙，仿佛是牢房的墙。维特说：“社会只不过是在这些墙上画了画，使每个人感到面前有通往广阔天地的美好前景。墙本身却从来没有拆除。”因此头和墙相撞，长时间发出抽泣，陷入深沉的绝望之中，只有一颗子弹穿过胸膛才能把它消除。拿破仑在和歌德见面时，责备他把恋爱故事和对社会的反抗掺和在一起；这种责备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两者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才能表达这本书的主题思想。

和《新爱洛绮思》不同，《维特》并不赞颂美德和自然神论者的虔诚对自然本能和感情的胜利；它描述的是感情如何经历它命中注定的过程。在这部人类心灵的悲剧中，蔑视法律的人和不合法的感情遭到了必然毁灭的命运。但这故事的结局并不是歌德虚构的；他利用了描写年轻的耶路撒冷的死的那篇手稿（可参阅凯斯特纳^[5]关于歌德和绿蒂的书）。在最后几行，由于感到粗俗，他改动了几个字。那篇手稿写的是“理发匠抬着他”；在书上我们看到的是：“手艺工人抬着他，没有一个教士陪送。”这个简短有力的句子表明一个生命结束了，一个向自己和社会做斗争的人，在内心最深处受了致命伤之后死去了。手艺工人把他抬到墓地去，中产阶级的人伪善地躲得远远的；没有教士陪送他，因为他是自杀，而且还蔑视宗教条规；但他热爱人民，和没受教育的人来往，因此他们把他送到了墓地。

大家都知道，这部作品引起人们写出多么大一批伤感文学，它的激情如何被变成沉重的忧伤，如克罗兰、拉封丹和丹麦的拉伯克^[6]就是这样，或是被冲淡成为病态的精神恋爱，如像英格曼^[7]在他拙劣的仿制品《瓦尔纳的流浪汉》中所做的那样。但《维特》对这些是没有责任的，致力于描写感情只是这本书一个方面的特点。就在致力描写感情的过程中也描写了主人公对自然和生活的健康的爱，对世俗社会由衷的革命性的义愤。他恼恨它的偏见、它的清规戒律、它对天才的恐惧，唯恐天才的清流越过堤岸淹没“花圃和菜园”。这书给我们脑中留下的主要印象是它内容新颖，描绘并唤起了诗一般的意境，给予了诗一般的感受。

这比起《新爱洛绮思》来前进了多么大一步啊！首先，对自然的感情要比卢梭深刻纯净得多。另一点是它从一个新的观点来看景物，这可能是由于1762年文艺界发生的一件事所产生的影响，这就是奥西安诗的出版^[8]，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位苏格兰诗人甚至把拿破仑那样的硬心肠都感动了，拿破仑认为，他比荷马都好得多。那时候对是否有奥西安其人还没有提出疑问，后来人们气恼地不再去看这些诗，就仿佛一个人以为听到了夜莺的歌唱而狂喜，结果发现是一个躲在灌木背后的坏蛋骗了他。在同代人的心中，麦克弗森确实取代了荷马的地位。除了别人之外，他还影响了歌德，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维特》的前一半中荷马对自然的健康看法占主导地位，而在后一半中却主要是奥西安式的迷濛的景色，这和故事的越来越低沉不安和它抒情诗式的感情是协调一致的。

卢梭书里的女主人公描写得不是十分圆满。和大多数法国女主人公一样，她缺乏女人朴实的品质。就感情的真挚和诚恳来说，她远远赶不上和她同名的真爱洛绮思，真爱洛绮思的每一句话都发自内心，而朱丽的话却冷冰冰的；她不断地去重弹道德、上帝这类老调。她说过下面这样的话：“人间一切都是空幻的，除了独立存在的造物主，哪里都不存在美，除非是存在于空幻之中。”她指的是存在于我们的幻觉之中。朱丽爱用装腔作势的语言分析感情、评论事物。和她比起来，朝气蓬勃的夏绿蒂显得是多么天真自然啊！想一想，例如她在给小弟弟妹妹切面包涂黄油那个著名场面中的情况。如果说她还有什么地方使人不舒服，那不是她爱发长篇议论，而是她有一点爱无病呻吟，比如在她的思想和维特的思想见面的那个场面，她透过淋湿的玻璃窗望着外面的雨时说道：“克洛卜斯托克！^[9]”

从圣普勒到维特也是同样大的一个发展。在圣普勒身上，正像他的名字暗示的那样，还有点理想中骑士的痕迹^[10]。是歌德这个现代诗人最后扔掉了这种理想。在他写的主人公身上，几乎很少表现出体力方面的勇气（这种勇气对天真的读者没有不产生好印象的）。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都如此。维特也不是骑士，而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缩影。他这点有限的空间，却反映了整个世界。他灵魂中的苦恼是预示着新时代的诞生并伴随它的诞生而产生的苦恼。他最经常存在的情绪就是无限向往的情绪。他属于展望未来、开拓未来的时代，而不属于舍弃和绝望的时代。我们将在夏多布里昂的勒奈身上看到他的对立面。维特的主要痛苦来自他无限广阔的心灵和社会的种种约束之间的矛盾。早期的文学写的主要是国王和王子，他们在世上的地位和他们伟大的胸怀是谐调的，从来没有想什么而办不到的情况。即使在文学把它的天地扩展了一些之后，它也只写那些出身高贵、家财富有的人，他们不会干低下的苦活，也不会为生活而烦恼。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讲明了这个道理。他大声疾呼道：“最最幸福的是那些靠出身而居于人间高位的人，屈辱的低处他们从未住过，甚至都没有经历过，那里有多少诚实的人在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他们还没出生就坐上了大船，来经历漫长的共同历程；一切顺风都对他们有利，而其他的人却一无所有，只有跟在后面挣扎着在水里游，顺风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大好处，一到精疲力尽就往往沉没，惨死在波涛之中。”这里我们看到作者以有力的语言谈到人生中的一种幸福——金钱。金钱在人世的许多外在好处中还是最低的，因此对它的说法更有理由适用于所有其他形式的幸福和权力。

正是在这个由一个世纪进入另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的矛盾现象：有这么一个人，在精神世界里他简直是一个上帝，一个统治者，他的感情力量是那样大，他可以用它把宇宙的整个生命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来，他内心希望有无上的威力（因为只有有了这种威力，他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改造这个冷酷僵硬的世界），而有着这一切的人是个什么人物呢？或许就像维特这样是一个公使馆的秘书，一年才挣几百泰勒^[11]，他是那样缺钱，当世袭公爵赠送给他二十五块金币时他很高兴；他半天的时间关在办公室里，除了中产阶级社会他哪儿也不能去，他想占有一个少女，由此来实现他一切幸福的欲望，这个少女却被一个平凡而庸俗的人从他跟前夺走了。他想发展一项才能，道路上却障碍重重；他想满足一个愿望，总有清规戒律束缚他；他渴望按照他的强烈的冲动行事，想止住他精神上的极度饥渴，他热情地伸出双手，但社会总是专横地说：不行！在个人与事物总的状况之间，在心与理智之间，在感情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之间似乎有极大的可怕的不协调之处。这样的印象深深留在那一代人的心中。他们似乎感到生活这部大机器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久就会垮掉。确实不久他们听到了崩塌的响声，这样的时刻来临了：一切障碍物都被拆除，一切形式都被废弃，原来的秩序被推翻，阶级差别突然消失，空中弥漫着硝烟，也响起《马赛曲》的曲调，王国之间古老的边界改变了又改变，国王被赶下宝座砍掉脑袋，信奉了一千年的宗教被废除，一个科西嘉的炮兵中尉^[12]宣布自己是革命的继承者，宣布一切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一个法国小旅店老板的儿子^[13]登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一个过去的掷弹兵^[14]掌握了瑞典和挪威君主的节杖。

维特的特点是憧憬未来和对未来隐约感到不安。在他和下一个伟大典型勒奈这个法国人之间隔着一场革命。在勒奈身上预言的因素被幻灭的因素所代替。革命前的不满让位给对革命的不满。所有那些巨大变化都没有能使人的实际情况和人思想上渴望的东西一致起来。个人要求人权的斗争似乎只造成新的暴政。我们在文学中再次碰到一个时代的青年。他变化得多么厉害！面颊上失去了健康的颜色，头脑也不再那么灵，额上有了皱纹，生活空虚起来，手攥成了拳头。由于无地容身，他诅咒这个社会，被这个社会撵出来之后，他到新世界来，在野蛮部族居住的原始森林里游荡。维特身上没有的一个新的因素在他心灵中出现了，这就是忧郁的因素。维特一再宣称，他最讨厌的是抑郁和沮丧；他很不幸，但从不忧郁。而勒奈却陷入无用的忧伤而不能自拔。他心情沉重，悲观厌世。他是站在歌德的维特和拜伦的乔尔和科赛尔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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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路撒冷是当时一名自杀的青年，歌德以他为原型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

[2] 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批评家。苏尔策（Johann Georg Sulzer，1720—1779），瑞士美学家。

[3] 据《旧约·创世记》，丽贝卡在井边打水时碰到伊里瑟，伊里瑟是亚伯拉罕的佣人，正在为主人的儿子以撒物色妻子；丽贝卡后来与以撒结婚，生了雅各布。

[4] 皮奈洛佩是荷马史诗主人公奥德赛的妻子。奥德赛攻打特洛伊城长久未归，许多人向皮奈洛佩求婚，但她忠于奥德赛，一直等到他回来。

[5] 凯斯特纳是夏洛特·布夫（1753—1828）的丈夫。夏洛特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的原型，先是歌德的密友，后嫁凯斯特纳。

[6] 拉封丹（August Lafontaine，1758—1831），德国小说家。拉伯克（Knud Lyne Rahbek，1760—1830），丹麦诗人和文艺批评家。

[7] 英格曼（Bernhard Severin Ingemann，1789—1862），丹麦作家。

[8] 苏格兰人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在18世纪60年代发表了据称是第三世纪苏格兰民间诗人奥西安（Ossian）的诗，曾轰动一时，后来其真实性引起了争议。

[9] 克洛卜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以描写自然出名。

[10] 普勒（preux）在法语中是“勇敢骑士”的意思。

[11] 德国旧币名。

[12] 指拿破仑。

[13] 拿破仑称帝后让妹夫穆拉当了那不勒斯王。

[14] 指瑞典和挪威国王贝纳多特。原是拿破仑部下，后来登上国王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