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国诗歌史上，“乐府诗”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专有《乐府》一篇，和《明诗》等篇并列。许多作家的诗文集，也往往将“乐府”单列一类，和一般诗歌相区别。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部分诗，本是歌辞，是可以配乐演唱的，因此名之曰“乐府”。所谓“乐府”本是一个官署的名称。正如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是有了这个官署，“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
关于“乐府”这个官署的设置时间，根据过去的说法，都认为始于汉武帝时代，此说创自东汉班固的《汉书》。他在《礼乐志》中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同书《艺文志》也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诗，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使这种说法产生了疑问。因为据1982年陕西《考古与文物》所载袁仲一的《秦代金文·陶文杂考》说，秦始皇陵出土编钟，其一纽上有秦篆“乐府”二字，那么乐府官署的设立，至少可以上推至秦代，证以《史记·乐书》及《汉书·礼乐志》中都曾谈到汉惠帝时已有“乐府”的记载，这结论大致是可以肯定的。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所谓乐府诗，就是古代乐府官署中所演奏的乐歌。”然而这样的结论并不完全准确，至少是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谈。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秦汉以来掌管音乐的官署共有两个：一个叫“太乐”，是“奉常”（后改名“太常”）的属官，掌管“雅乐”；一个叫“乐府”，是“少府”的属官，掌管“俗乐”。前者所掌为宗庙祭祀、朝廷典礼所用的乐曲；后者所掌则为采自民间的歌曲，专供帝王贵族娱乐享受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说：帝王们所以要演奏这些民间乐曲，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这种说法虽多少有点美化的用意，也未必尽属杜撰。因为根据一些古籍的记载，采诗之制起源甚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周代。汉何休《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是东汉后期人，他的说法可能有根据儒家思想而加以理想化的成分。但关于采诗的事，在先秦典籍中确有记载，如《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吴韦昭注：“无眸子曰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这里所说的“献诗”，应该包括他们自己所作的诗和从民间搜集到的歌谣。现在我们所常读的《诗经》，尤其是“十五国风”，有一部分可以断定是民歌，大约就是经过这些采诗者的采集，然后由周代乐官加以润饰、整理后的产物。后来汉以后的各类乐府民歌，其形成情况，大约也与此相类似。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乐府民歌，大抵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
但是，现今我们所说的“乐府诗”，其内容并不限于民歌，其中有一部分却出于文人手笔，有些还是专供帝王的宗庙和朝廷所用，例如今存《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燕射歌辞》以及一部分《鼓吹曲辞》就是这样。这些乐曲似乎在当时，应当归“太乐”之官所职掌，而非“乐府”官署所司。只是由于它们也是乐曲，所以后人就笼统地把它们归入“乐府”一类。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所谈的“乐府”，就包括着这些内容。
二
在古代，“诗”和“乐”本来是不分的，凡是诗都能歌唱。一般来说，都是先有了歌辞，然后才被人谱曲歌唱。《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所以最早的乐曲，都是依辞配曲的。从汉代以来的乐府诗也是这样。《宋书·乐志一》说到汉代的《相和歌辞》及东晋南朝的“吴歌”时说：“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但这些乐曲一旦在人们中流行，并受到欢迎以后，就有人反过来，依照这种声调，另造新辞。这就是同书所说：“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这里所说的“魏世三调哥词”，也就是《宋书·乐志》中的“清商三调歌诗”，它们大抵是曹操、曹丕等人根据《相和歌》的曲调，另撰新辞，并经魏晋乐官谱曲歌唱的。但还有一些诗歌大约只是某些文人模仿当时的乐曲创作诗歌，实际上并未演唱过。如《文心雕龙·乐府》：“子建（曹植）、士衡（陆机），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后来不少文人拟作的乐府诗，大抵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乐府诗本是乐曲，却并不是所有的乐府诗都曾被人歌唱。这些没有被谱曲歌唱的诗，既然不曾入乐，有时也不免和乐律有所不合，所以在梁代就有人称这些诗为“乖调”，但它们为什么不合乐律，现在已无从知道。也许，那些已经入乐的文人诗，在配曲以前是否全部合律，有没有经乐官们加工，也很难确知。但隋唐以后的文人有些诗仍袭用汉魏旧题，而据《隋书·音乐志》，这些曲调在隋时已不复歌唱，可见其写作已不复顾及音律，据此来推论南北朝文人的某些拟乐府，是否也有这种情况，也很难说。然而不管怎样说，这些诗被归入乐府之列，已是约定俗成，不必另立新说了。
三
关于“乐府诗”的分类，我们一般根据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办法，把它们分成《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等类。此外，在《乐府诗集》中还设有《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两类。但郭氏所谓“近代”，实指隋唐五代，所以其中绝大部分歌辞，已和《新乐府辞》一样，不属于本书的入选范围，所以只选录了薛道衡《昔昔盐》、丁六娘《十索》等少数隋人之作。
至于前面所提到的几个部类，情况也各各不同，历来传诵的乐府诗名篇，大抵属于《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及《横吹曲辞》的某些部分，历来文人的拟作，也大多属于这些部类。我们不妨说，这几个部类实为乐府诗中的精华所在。
关于《杂歌谣辞》，情况就有所不同。无可否认的是在这一部类中，同样存在许多传诵的名篇，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把“歌”和“谣”是区别开来的。这样处理确有其理由。因为像《并州歌》、《陇上歌》这样的歌辞，如果有乐官加以采集、配曲，未尝不能像《相和歌辞》等乐曲那样演奏（其实《陇上歌》恐怕在北朝曾被配乐歌唱，如《洛阳伽蓝记》卷四所载田僧超吹笳所奏的《壮士歌》可能即《陇上歌》）。至于谣谚，恐怕是无法谱曲歌唱的，其产生时代有的很难判定，如《三峡谣》、《滟滪歌》、《丁令威歌》等，虽出于南北朝人著作，但其产生年代，则很难确定。因此余冠英先生在《乐府诗选》中专门设了“汉至隋歌谣”这一类，和“汉魏乐府古辞”、“南朝乐府民歌”及“北朝乐府民歌”这些类目并列。这样做是比较妥当的。但在现在这个选本中，既然要按时代顺序来分，那么这些歌谣的安排，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我现在考虑这些歌谣虽出于南北朝典籍所载，其产生时代当在此前。像《三峡谣》之类，既见于《水经注》，而该书作者郦道元又不可能亲自到过三峡，很可能转引自东晋前后人的著作，那么这类歌谣的产生时间，当不致晚于东晋，所以把它们放在西晋最后一部分，也许是可以的。当然，这样做也未必完全妥善，还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们赐教。
本书中选录《琴曲歌辞》和《舞曲歌辞》相对地较少，这是因为《乐府诗集》中这两部分作品本来数量不多，而艺术上比较好的数量更为寥寥。至于那些被视为庙堂乐章的《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近代以来的学者一般是不加选录的，如黄节先生的《汉魏乐府风笺》、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都是这样。我在这里则选录了一些《郊庙歌辞》，因为这些歌辞在艺术上多少有它们的某些特色；同时在体裁上也多少显示了后来七言诗形成的雏型，对读者了解诗歌形式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至于《燕射歌辞》，则现存的作品都产生于晋以后，而诗体则基本模仿《诗经》，很少特色，因此一概从略。
本书对入选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对一些难解的字辞和典故，都作了注释。这些注释一般要求比较简明，但在有些问题上，由于典故比较生僻或文字比较艰深，我不得不引证一些典籍或举出某些例证。特别是对有些作品的理解，我和前人有不同看法时，也作了一些考订和解说。这些看法是否妥当，还希望大家指正。
四
这部《乐府诗选》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先生提议下编选的。本来，在“乐府诗”的选本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了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但这部选本初版是以民歌为止，只采录了少量文人作品作为附录，而再版时，又把附录删去。这部选本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欢迎，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好书。但根据历来对“乐府诗”的理解，那些文人的拟作，似也不宜摒弃不录，因此出版社的几位先生就倡议再编一个选本。这个工作，照理说自然应该请余先生来做最为合适。但这时余先生已经九十高龄，身体条件已不适宜再从事这一工作。因此经陈建根、刘文忠、张福海三先生专门去征求了余先生的意见，命我来担此重任。我自惟学识浅陋，很难胜任，虽属师命难违，实在深感惶恐。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我在很多地方都曾参考过余先生的《乐府诗选》，并且始终受到余先生的亲切关怀。最使我痛心的是在本书初稿完成后不久，余先生就永归道山。“泰山其颓，我将安仰？”言念至此，不禁泪下。更使我难过是亡友沈玉成兄，原来准备和我一起来承担这一工作，后来他有其他工作，没有参加，但当本书的部分选目列出后，他曾提出一些意见，对有些篇的解释还发表过他的见解。不幸的是他在最近亦已逝世。谨以此书作为对师友的纪念。
当然，本书的出版，更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特别是刘文忠先生不但慷慨地把他的藏书长期借我使用，在书稿完成后，他和张福海先生又进行了细致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而中肯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曹道衡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北京车公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