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词研究概况
和热闹非凡的两宋词研究相比，金词自诞生起到今天的八百余年里，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如梳理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20世纪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
前期主要是指金词产生之后到清末的较长时段。清人黄廷鉴指出：“金之立国，元既相仇，明人又视同秦越，其文一任散佚。”[1]所以视金如寇仇的元、明二朝，毋庸说金词，甚至连整个金代文学，或视而不见，或贬损有加，因而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并没产生出可以称道的研究成果。迨至满清入关，清朝始立，由于满清王族与女真同属一脉，出于民族认同感等原因，故有清一代对金源文学多所关注，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如《金文最》（张金吾编）、《全金诗》（郭元□编）以及《元遗山诗集笺注》（施国祁）等。然专门研究金词特色、风貌的成果几乎没有，有的多是提及或间接论述的著述，具体有贺裳的《皱水轩词筌》、沈谦的《填词杂说》、沈雄的《古今词话》、徐□的《词苑丛谈》、王奕清等的《历代词话》、许昂霄的《词综偶评》、冯金伯的《词苑萃编》、叶申芗的《本事词》、张宗□的《词林纪事》、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丁绍仪的《听秋声馆词话》、刘熙载的《词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张德瀛的《词徵》以及晚清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十几种词话文献。虽简略不成体系，但它们奠定了一个研究的框架和基础，亦属难得。
进入二十世纪，金代文学研究有了重大发展。可以说，二十世纪是包括金词在内的金代文学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五十年间，首先在金词的辑印方面，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代表性的有缪荃孙编选的《宋金元明人词》（1908）、吴昌绶的《景刊宋元本词》（1911）、朱祖谋的《彊村丛书》（1917）、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1924）、刘毓盘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1925）、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及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等。这些词籍的辑佚、校勘、考订与刊行，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对金词研究贡献重大。其次，探讨金词理论的论著也出现了刘毓盘所撰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吴梅的《词学通论》（1932）以及吴梅弟子卢前所作的《词曲研究》（1934）等。此外，还有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1934）、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实由顾巍成代笔，1934）等成果，这些著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金词的创作情形及其特征，对后世颇有启发。如刘毓盘《词史》之第七章讨论了宇文虚中、吴激等30余位金代词家，明线索，述纲要，简述词人生平仕履、词集流布情况，并论其代表作品，颇有识见。吴梅的《词学通论》[2]是词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其第八章专门评述金词，他说：“完颜一朝，立国浅陋，金宋分界，习尚不同。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一时文物，亦未谓无人。惟前为宋所掩，后为元所压，遂使豪俊无闻，学术未显，识者惜之。然而《中州》一编，悉金源之文献。《归潜》十卷，实艺苑之掌故，稽古者所珍重焉。……综其传作言之，风雅之始，端推海陵，南征之作，豪迈无及；章宗颖悟，亦多题咏，聚骨扇词，一时绝唱；密国公□，才调尤富，《如庵小稿》，存词百首，宗室才望，此其选矣。至若吴蔡体行，词风始正。于是黄华、玉峰、稷山二妙，诸家并起。而大集其成，实在遗山乐府所集三十六家。”[3]既有史的描摹，又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特色的探究归纳，许多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可惜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充分展开。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原因，有关金代词学的研究陷入萧条冷落期，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三十年间，除了个别文人如元好问、王若虚等偶有人关注以外，其他则为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1970年代末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学术研究焕发了生机，包括金词在内的金代文学研究也重现活力，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微观的梳理。具体表现是：
其一，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在编《全宋词》之后，不顾年高体弱，又编纂了《全金元词》。是书的辑录范围比前人任何一部金词总集都要广泛，引用文献达200余种。在体例上，它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金词》，下册为《元词》。金词部分收70人3572首，元词部分收212人3721首，共282人7293首。该书是目前搜集最为完备的金元词总集，为研究金元词的创作情况和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不久，唐圭璋又辑得金元词四家四首，以《读词续记》为题在《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发表。随后，一些学者先后将自己辑佚的金元词作陆续公布出来，如张绍靖的《〈全金元词〉补辑》，罗忼烈的《〈全金元词〉补辑》，宁希元等的《补〈全金元词〉二十九首》等。后唐圭璋先生之女唐棣棣及女婿卢德宏参考时贤意见，撰成《〈全金元词〉订补附记》，附于中华书局《全金元词》2000年重印本书末。《订补附记》分为调名错误、分片错误、标点错误、错字与错简、收词重复、词曲混收、题序小传及其他、外加补词等共八项，对初版《全金元词》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了较全面的订补。
值得一提的还有金诗整理的成果，这表面虽与词无涉，但金代词家几乎都有诗歌创作，所以有关金诗诗集文献的整理对研究金词亦有帮助。此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成果是黑龙江大学薛瑞兆、郭明志重编的《全金诗》[4]。是书从宋元诸家别集、总集、史书、方志、类书、道藏、诗话、笔记、金石碑刻、书画题跋及考古资料中广征博引，爬梳辑佚，共辑采出534位诗人12066首诗，是清编《全金诗》的两倍以上。同时，是书还考订诗人生平，撰写小传，而小传材料翔实丰赡，是对《中州集》的超越。可以说，这是继唐圭璋《全金元词》之后金代文献整理的又一可喜收获。
在金词别集方面，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金毓黻、缪钺等学者即致力于此项工作，并有重要成果。金毓黻搜集、整理了王庭筠的《黄华集》[5]。是书八卷，卷首为金氏所作之叙目，卷一至卷三为王庭筠作品，即卷一收文6篇；卷二为诗44首及残句4则；卷三为词13首，其中12首辑自《中州乐府》，其中《桃花水》（钓鱼船上谢三郎）1首，据元吴师道《敬乡录》卷一云，此乃宋俞紫芝所作。卷四为王氏家集，是王庭筠父兄子侄作品，收有王遵古、王万庆等人的诗文8篇；卷五为纪事，汇集王氏及祖、父等人传记资料；卷六为题识，集录诸家之所题咏；卷七为杂记，为随笔所纪若干则；卷八为金氏所作王庭筠年谱。书后附有引用书目。缪钺主要汇纂了元好问年谱，并撰《遗山乐府编年小笺》，收于开明书店1936年出版的《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二、第三号上。该书于遗山交游、时事钩沉索隐，考订稳当翔实，不足的是，其所据底本为《彊村丛书》校刊明弘治五年（1492）高丽本。该本为元氏在金亡之时（1234）自编，其后直到去世（1257）的二十多年里，遗山当另有歌词创作，故该本非元氏词集足本。可见，缪钺只完成了部分作品的编年笺注工作。
关于金词别集的整理，做得最好的是元好问集。众多元氏别集成果中以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姚奠中主编的校点本《元好问全集》最为详赡。该书以读书山房所刻《遗山集》为底本，增补了《新乐府》和《续夷坚志》以及14篇散文（含《续夷坚志》3篇）、20首诗歌，同时删掉了7首误收的诗歌。在书后附录了诸本序言、提要、时人诗文、后世评论、《诗文自警》辑录及年谱2种。但该书出版后仍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未能收入《中州集》中的作家小传，以及尚有个别作品漏收，如狄宝心《元遗山作品新证九则》从《山右石刻丛编》中所发现的遗山佚作《州将张侯墓表》。此外，有的篇章还有校勘不精之弊，比如其中《萧轩杨公墓碑》一文，仅据《金石萃编》补录，残缺甚多，难以卒读，而《四库全书》本《还山遗稿》附录中有《杨府君墓碣铭》，比《金石萃编》完善得多，应取以为底本[6]。基于以上不足，姚奠中弟子、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为该书做了大量增订的工作，经过艰苦努力，该书李氏增订本由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在史籍文献的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金史》校点本（1975）、崔文印所编的《金史人名索引》（1980）、崔文印点校的《归潜志》（1983）、崔文印校证的《大金国志校证》（1986）以及崔氏笺证的《靖康稗史笺证》（1988）等成果，这些著作校勘妥当，为金代词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学界还产生了一些金词的选本。如夏承焘、张璋编选的《金元明清词选》[7]，选释了金源代表性词人28位共50首作品，反映出金词大体的水平和特色。其他还有张璋选编、黄畬笺注的《历代词萃》[8]，严迪昌的《金元明清词精选》[9]等。这些选本都不同程度地见出编选者对金词的理解与评价。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有关金词的鉴赏类工具书，如唐圭璋主编、钟振振副主编的《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0]，王步高主编的《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1]，前者选金词44家作品125首；后者收金词28家作品74首。这些作品对金词的普及、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来说，金词文献整理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必须看到，相对于其他朝代的词学文献，金词文献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元好问的《中州集》及《中州乐府》，迄今尚未有完善的校注本。金词大家元好问尚且如此，其他词家境遇可想而知。像蔡松年《明秀集》、王寂《拙轩集》、王庭筠《黄华集》、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集》、“二段”《二妙集》以及李俊民《庄靖先生乐府》均没有排印、点校本出版。故金词家别集的点校、笺注、译释工作几乎还多为空白。
其二，关于金词理论的研究
首先是关于金词性质的讨论和界定。学界依然在前代学者的藩篱下莫衷一是。其中一派观点认为包括金词在内的金源文学是北宋文学的附庸，比如吴梅在《辽金元文学史》中即提出，辽金文化的成熟是“逐渐舍弃其旧俗，而服从我中夏之文教”的结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1939年）亦认为金朝“文学则宋之余波所沾溉尔，故以附于宋之末”。于是，后来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2]提出“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窠臼”的主张。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3]也认为“金人的文化是承袭了辽与宋的”，故其对金源的诗词文一带而过，只是作简单的评述，甚至连元好问这样重要的作家，郑氏也只用几百字的篇幅来议论。显然，此举不无偏颇。以至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仍有人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比如夏承焘、张璋在《金元明清词选》前言称“金代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只是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而染上一种特殊的色彩”[14]。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15]一文称金代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略有变化而已”。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16]、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7]，虽无明显的高下之论，对金源诗词文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其并未明确金源文学的性质，将金文学依然置于“宋代文学”名下之一章，显示出其金源文学附属于宋代文学的主张。另一派观点是强调金词以及金文学的独立地位。如许文玉在《小说月刊》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所发表的《金源的文囿》就指出金朝是“新开辟的国家，那时候是中国北方完全沦陷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自然会有一种新民族的文学产生”。与之相呼应的成果有张啸虎《论金代文化结构及其宫廷文学》[18]认为金代文化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在兄弟民族中的渗透与延伸”；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9]认为金代文学“虽上承北宋，然不受北宋的局限；与南宋相比，更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吉林省社科院的周惠泉则进一步指出：“植根于各民族文化接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20]周氏以“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观来判定包括金词在内的金源文学的性质，摆脱了多年以来的民族偏见，视野开阔，为学界所接受。不足之处是偏于抽象，有待进一步探究如何将此观念落到实处。
其次，关于金词特征的探讨。随着对金源文学性质的讨论的日益深化，学界对金词特征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周笃文在《金元明清词选序》[21]中认为金词与北宋苏轼词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论述说：“整个金代，词风与南宋大异，周邦彦、姜白石的格律词派，在金人中是很少影响的。响彻北国词坛的，是苏东坡铜琶铁板式的豪健风格。”同时，周氏还提出金词风格的形成是汉族文化与金源特殊之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唐景凯撰《金元明词派》[22]，提出了“由于金朝长期戎马倥偬，争战不已，加之金朝词人多宗法东坡，或师承稼轩，金词基本风格是豪健的，并形成了一个近乎苏辛的悲咽苍凉的词派”的观点。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方智范发表了《金元词论：批评的两个走向》一文，指出金词的主导风格是“伉爽清疏，自成格调”，它是由南北不同民族气质、历史、文化和所处不同自然环境造成的。同时，与两宋词相比，金词感情真切而充沛，而这正是乱离的时代在词人心中的投影。方氏同时还指出，南宋风雅派的流风余韵在金源词坛仍一脉尚存。显然，这个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张晶刊发在《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的文章《乾坤清气得来难——试论金词的发展与词史价值》则站在较高的视角上，对金词的创作特色进行了宏观的描述。他说：“金词在整体上所能找出的殊异于宋词之处，首在一个‘清’字。这个‘清’字，乃是北方的自然与人文综合而形成的氛围特点。……北人是以‘清’为审美理想的。”认为金词虽深受宋词影响，但文化环境与词人心态的不同造就了其特殊的风貌。所以，与意旨深曲朦胧的宋词相比，金词词旨清晰明了，很少有晦涩难解的意象，此正是“清”的一种表现；在宋词作品中有很多典故，金词却用典较少，如果用典也是为人所知的熟典。张氏既看到了金源词坛对北宋词的承继关系，又明确地指出其不同于北宋词的风格特色之所在，颇为允当。
总之，学界关于金词的性质与特质的研究，多囿于就词学说词学的传统方法，缺少跨出去、走进来的学术勇气。笔者认为应该打破学科壁垒，站在更高远的视角上，树立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观念，培养多学科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返回金代社会多元文化碰撞、交通、融合的历史现场，从金源词人生存状况、文化心态以及具体作品为出发点，深入考察政治、地域、民族、宗教等促使金词成长的因素对金词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其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而对金词的性质、特征、地位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本书所追求的目标。
再次，关于金宋词坛互动与影响。早在1960年代，龙榆生的《两宋词风转变论》[23]即看到辛弃疾词与金词的渊源关系，提出了“稼轩词格之养成必于金国时早植根柢”的观点。迨至90年代，胡传志、赵维江、王昊、刘锋焘等青年一代学者也关注此问题，并有新的补充和推进。比如胡传志在《稼轩师承关系与词学渊源》[24]一文中认为：“蔡松年是苏、辛两大词人之间的桥梁，是稼轩词学的重要渊源。”赵维江作《论12至13世纪南北词坛的不同走向与互动关系》[25]、《12至13世纪的南北词派及其关系》[26]二文，他立足于金词为“北宗词”的观念基础，提出：“北方金元词坛主要继承了北宋词人苏轼‘以诗为词’的观念和豪放旷逸的词风，但北宋婉约词及南宋南宗词在北方词坛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北方词坛对南方词坛的影响和北宗精神的南移。”[27]王昊《关于金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8]、刘锋焘《历史的交替 词史的延伸——论金代初期词与北宋词的承继关系》[29]以及陶然《论北宋词与金词的传承关系》[30]等也都从不同视角梳理了金宋词坛的互动和影响，成为此方面问题之代表性的成果。
最后，关于金词分期的研究。学界主要有“三分说”、“四分说”、“五分说”等不同意见。“三分说”是很多学者所主张的，如吴梅、郑振铎、游国恩、金启华、周惠泉、王兆鹏等人都将金词或金代文学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比如金启华的《金词论纲》[31]根据金词作品、词风等情况，认为金词分为金初时期、世宗章宗时期、金末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并对各个阶段主要词人都以具体作品加以分析论述。王兆鹏、刘尊明在《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5期上撰文《风云豪气，慷慨高歌——简说金词》，他们把金源词人分为三代词人群，并以此来确定金词史的三个时期。第一代词人群是活动于金初的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人，他们与宋“南渡词人”同时。这是金词的“承传期”——承传北宋苏轼词的创作范式，主要以表达词人人生感怀为主。第二代词人群活跃于社会安定繁荣的金中叶（大定、明昌时期），代表人物有王庭筠、党怀英、赵秉文等，他们大致与辛弃疾等南宋“中兴词人群”同时。此期是金词发展的“凝定期”——凝定和强化由蔡松年承传而来的“东坡范式”，在主题内容上，以表现士大夫文人的闲情雅趣为主。第三代词人群以元好问为杰出代表，生活在金末元初时期。这是金词发展的辉煌“创获期”，也是尾声。张晶的观点与“三分法”不同，在《辽金诗史》[32]中他结合金诗发展内在逻辑，将金亡前后元好问及其他遗民诗人的创作视为“升华期”，这样就在通行的“三分法”的基础上，分出第四个时期来。虽然他说的是诗，但置于金词研究也是适用的。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33]和《金代文学史》[34]则将金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即准备时期（1114—1160）、发展时期（1161—1189）、兴盛与转折时期（1190—1208）、金末文学复兴时期（1209—1233）、金亡后金代文学的总结时期（1234—1271）。詹氏把金代文化背景、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结合起来观照，归纳了包括金词在内的金文学在每一时段的内涵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金文学的规律性问题做了理论的梳理。持“五期说”的还有刘锋焘。在《金代前期词研究》[35]中他将金词发展也分为五期：“太祖、太宗与熙宗时期，是金词发展的初期”，“金初词人，主要是由宋入金的文人，而以宇文虚中和吴激为代表”。“海陵朝”为金词“过渡期”，代表人物是蔡松年和完颜亮，这是“一个新气象出现的时期”。金世宗大定及章宗明昌、承安时期“作者辈出，词人较多”，“但这一时期词作成就并不高；而就本期词的特征而言，可以说是承平时代文人心态的一种形象化反映”。“宣宗南渡前后的词人，以赵秉文和完颜□为代表”，“这一时期词艺趋于深化，词境更趋醇雅”。金亡前后（哀宗正大元年至元世祖至元八年）为金词发展的第五个时期，词人主要是李俊民、段氏兄弟以及金词巨擘元好问，此为“金词苍凉而悠远的嗣响”。上述分期大多以历史发展为标准，其实除了考虑历史的因素以外，还可观照金词发展的内在规律，故本书尝试着将金词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金初、金中叶、金末以及金亡“遗民”时期。
此外，赵维江和陶然站在金元词为整合一体的视角上，提出了金词分期的看法。陶然在《金元词通论》[36]中将金元词分为五期，金词分为“借才异代期（1127—1150）”和“气象鼎盛期（1151—1232）”，而在“遗民悲歌期（1233—1300）”中则合论金、宋遗民词人的创作。赵维江在《金元词论稿》[37]中则以“北宗词”的创立、完善、高峰、持续繁荣、衰微来梳理金元词发展的脉络，认为“北宗词范式”的形成是金初词坛的贡献，时间为宋廷南渡至金世宗即位（1127—1161）。从大定明昌到贞祐南渡（1161—1213）为“北宗词”的完善期。“北宗词”的艺术高峰期则是金末元初（1213—1260）这一时段，其标志是《遗山乐府》的问世。这种将金元词视为一体的认识，在“金源文学为北宋文学一脉”的传统声音里，当然是一种新的思考，尽管它的某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其三，关于金代词家的个案研究
词家个体研究是词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金代词家的个案研究中，成果最多的是元好问研究。自元、明、清以来，元好问就一直是金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二十世纪以来，学界更是用力颇多，在其创作、词论、生平等方面多有创获，代表了包含词学在内的金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首先在生平研究上，缪钺作《元遗山年谱汇纂》[38]。该书以清代学者翁方纲、凌廷堪、李光庭、施国祁等几家年谱成果相比勘，广征博引，兼采各家之长，详加考订，对元遗山的生平交游、作品系年以及文学思想多所梳理，无疑，该成果是当时元遗山年谱研究最重要的收获。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发现，是书某些部分仍有修订和完善的必要。故19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突出的成果以辛一江、狄宝心的两篇论文——《元好问在元初的文化活动》[39]、《元遗山作品新证九则》[40]为代表。此外，关于元氏生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亦是难点问题——如何评价元好问在金亡前后的活动——学界也有可喜的收获。代表性的成果有黄时鉴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上的《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刊发的孔繁华、肖舟《元好问在癸巳之变前后》以及降大任《且莫独罪元遗山》等系列论文[41]等。其中以降大任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元好问为崔立撰碑不假，但元氏能做到秉笔直书，并不一味地为其歌功颂德，此种行为并无失节问题。至于元氏上书耶律楚材以及后来觐见忽必烈，甚至奉其“儒学大宗师”等行为，其直接的动机是为保全金源人才，维护华夏文化道统，这种行为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但不应指责，而且应给予肯定。此种观念反映了学界关于名节问题的圆通和进步。关于元氏研究，学界还产生了许多传记资料、研究资料的汇编，如《元好问研究资料汇编》（纪念元好问800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编）、《纪念元好问800年诞辰文集》（刘泽、孙安邦选编）以及《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等著述，这些成果为元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其次是遗山词研究。与其他领域相比，遗山词的研究相对薄弱。重要的成果有赵兴勤、王广超《元好问词艺术初探》[42]，赵慧文《元遗山词概论》[43]，赵兴勤《论元好问词创作的三个阶段》[44]，张晶《论遗山词》[45]，王兆鹏、刘尊明《风云豪气，慷慨高歌——简说金词》[46]以及赵永源的一些论文。比如关于遗山词的创作道路，赵兴勤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元好问词创作的第一阶段是泰和五年（1205）到元光二年（1223），此期词人对国家振兴充满乐观信心，坚信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作品以劲词壮语，吐豪情壮志抒磊落情怀，有雄健浑朴之气，风格豪健、疏快。正大元年（1224）至正大八年（1231）“赴召史馆”之后为遗山词的第二阶段，题材上多写广阔的社会生活，以旷达之言来掩饰其悲慨之怀。词中狂欢与深痛、旷达与幽愤、豪迈与酸辛相互交织，显出词人对国家、对人生充沛而丰富的情感。第三阶段是天兴元年（1232）至蒙古宪宗七年（1257），金源亡国，蒙元新朝建立，于是黍离麦秀之感、坎坷遭际之叹，成为遗山此期创作的主题，词风转向沉郁顿挫，蕴藉多致。赵慧文则提出：“元氏以词写志、抒情、寄赠、咏物、吊古、摹山水、咏田园，真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将元氏词分为咏怀词、言情词、咏物词、山水词、农村词以及寄赠词等类别，并以此类别归纳遗山词风格特征，认为其咏怀词多与驰骋疆场、雪耻杀敌、国运危殆相关；其言情词表达了词家忠贞不渝的爱情观，真挚深沉，有时他还以爱情来隐喻家国身世之感怀；其咏物词以曲笔抒怀，托物言志；山水词多状写北国雄伟壮丽的风物，从中可窥见词人崇高的主体精神；农村词既写恬静优美的农村风光，也表现农家之苦，反映了阶级压迫下民生之艰；此外，寄赠词则以寄赠激励友人、抒写内心抱负。最后赵氏指出：“元词反映了金末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之丰富、深刻，词境之扩大，不愧为金词之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张晶等人站在词学史的高度，对遗山词进行辨析，指出其词熔豪健与婉约为一炉，既有北国雄风，又不乏蕴藉深沉，既柔婉之至又沉雄之至，从而肯定元氏为金源词人之冠的地位。这些研究观点符合遗山词的实际，是遗山词研究难得的成果。但对遗山在民族文化融合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为少数民族词人对金词乃至词学史的贡献和成就，学界尚缺少深入的开掘，这也是本书所着力探究的内容。
除了元好问以外，对于吴激、蔡松年、完颜亮、完颜□、王寂等人的创作，也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缪钺《论金初词人吴激》、刘扬忠《从〈蕙风词话〉看金词发展的几个问题》、张晶《金代女真词人创作的文化品格》、周延良《完颜□的文化翰藻与词旨归趣》、胡传志《论金初词家蔡松年》、刘锋焘《论“吴蔡体”》等，但总体依然显得薄弱。可以说，关于金词家的个案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综上，历史跨越了八百年的岁月长河，但由于长期受“华夷之辨”、“以宋为正宗”等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八百年间金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金词的性质和地位、金词的创作面貌和发展过程、金词文献的整理和作品的普及、金源词家个体研究等方面都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化探索。虽然20世纪以来金词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起中国古代文学其他领域，它依然有许多空白待填补、许多领域待开拓，比如女真族词人如完颜□、完颜从郁，渤海词人王庭筠、羌族裔词人折元礼等都需深入研究，一些名气不大但很有特色的词人诸如王寂、刘迎、李晏、李俊民等也宜深入讨论。又如对金词词律、词谱、词乐这些较为生僻问题的研究更需加强。至于从文化学、民族学的角度或学科交融的角度探究金词艺术倾向、词史地位、内在体制等问题，成果也不多。基于以上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书拟在金代社会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背景下，以原始文献的解读、分析为基本立足点，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相结合以及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法，做出自己的努力。具体思路及各章节的观点如下：
本书立足于金源时期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语境，从金代词坛汉族词人与少数民族词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分别对两类词人的创作追求、主体精神、审美风格作出梳理和分析。本书关注的重点有三：第一，在多民族文化融合为突出特征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时期的词坛创作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吸收融合、相互取法的特点，除了汉族词人仍旧为创作主体，由女真皇族词人、契丹词人、渤海词人以及鲜卑裔词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词人积极参与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喜欢俚俗、戏谑的文艺，故在少数民族词人创作的影响下，此时期的词文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俚俗化的现象，词体重新向俚俗本体回归，“返祖”倾向鲜明。第二，在题材上，南北地域文化的渗透融合使得金词比两宋词有了新的开拓，关注与表现北国风情成为它独具的特色。同时，在风格上金词则呈现出清劲伉爽、雄健磊落的北派风格，这一点上更迥异于两宋词。第三，金朝以武立国，文人地位低微，反弹的结果就是词人们多采取逃避现实，向往隐逸的处世态度，创作上表现出厌弃功名、关注山林的隐逸情怀。
本书分上下两编展开论述。上编讨论了在多民族文化交通、融合的背景下，汉族词人的创作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第一至四章，文章将金词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即金初“借才异代”时期，金中叶“大定明昌”时期，金末“南渡”时期和金亡“遗民”时期，并以此分期为序，阐述了汉族词家的创作情况。作为金代词坛的主体，北宋羁臣词人首先以“南朝词客北朝臣”的身份活动在金代词坛上，“泪眼依南斗，难忘故国情”（高士谈语）成为金初词坛的主要情感倾向。不仅如此，羁臣词人还将北宋娴熟、高超的词艺带到了金代的词坛，金词由此获得了较高的发展起点。随着金代社会进入承平时代，民族文化碰撞的阵痛过去，文化融合成为“大定明昌”时期的主题。反映到词坛上就是追究典雅工丽的风尚渐趋流行，在内容上，或表现诗酒之乐，或书写山林之趣，反映了由动乱走向繁荣的时代现实。但词人们又各具面目，投射出金词艺术的趋于成熟。然女真帝国很快走向了衰落，加之蒙古铁骑攻势迅猛，金源摇摇欲坠。面对时代的剧变，词家们试图以慷慨呜咽之音呼唤人们救亡图存之志。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词人对现实感到绝望，于是或逃脱于佛禅，或躲避于山林，将哀伤和悲痛诉诸于诗酒隐逸之中，词坛遂一改中期的豪迈雄放而趋于悲咽苍凉。在蒙古、南宋的联合进攻之下，一百二十年的女真王朝终于覆亡，可谓其兴也勃，其败也速。然金亡而金词不亡，金词继续惯性前行。民生之苦，山河之恸，故国之思，孤臣孽子的百感千怀，皆倾注于此时期的词家笔下，或慷慨激越、或悲怆低回、或散发扁舟，一时间金源词坛如夕阳返照，迸发出耀眼的光采，并直接开启了有元一代之词运。
除了上述汉族词人以外，在金代词坛上，还有一个特殊的汉族词人群体——全真教道士。其出于宣教布道的需要，将热情倾注于词文学的创作上。在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金元词》里，收录全真道士词人有10人左右，然词作数量却高达2700余首，占《全金元词》所收金词总量的76%。可以说，全真道士词人的写作是金代词坛的别样景观，这也是金词不同于两宋词的又一重要表现。本书第五章通过考察分析，认为全真道士词是对传统词文学艺术的“越界”。首先，是诗词创作方式的“跨界”，全真道士词人群将“以诗为词”的传统强调到了极端，将诗法引入词体之中，同时又将词的俚俗观念融入诗中，因而出现了藏头拆字词、数字词、福唐体、联珠词、叠字词、嵌字词、攒字词、一至七字词、喝马、复字词以及五更词、四时词、十二月、步虚词、青词、十报恩等，名目繁多。其次，是诗词文体功能的“扩大”。全真道士词人群将诗的实用功能移植到词体之中，“以词喻道”，藉词境而述道心玄境，词体遂成为其传教布道的工具，词体原有的“要眇宜修”的艺术特质被打破了。再次，是诗词审美风格的“俗化”。为了宣讲教义，全真道士们还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一律将诗词俚俗化，创作了大量俚俗之诗、趣味之词。并且，全真道士词的内容又多为传道醒世和隐逸乐道，而这也正是后世元曲的主要内容，从而表现出诗词审美风格曲化的迹象。
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结束，为下编——关于少数民族词人的创作研究。本编分别对女真皇族词人、鲜卑裔词人元好问、渤海词人王庭筠、契丹词人耶律履父子的成就，即他们对词体文学传统的继承和新变进行考察。少数民族词人的崛起不仅为金词，也为中国词学史注入了新鲜血液，其异质文化的因子、其别具特色的审美观念都使得词文学变得卓异不凡。第六章以女真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为视角，梳理了女真皇族词人完颜亮、完颜雍、完颜璟、完颜□以及完颜从郁等人“华实相扶，骨力遒上”的词艺，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由雄健踔厉到典雅华美再到“姜、史，辛、刘两派，兼而有之”（况周颐语）的艺术发展轨迹，显示出女真民族接受汉族词文学的过程，以及给词体带来的清新刚健的变化。
第七章主要考察金代词坛最杰出的代表——鲜卑裔词家元好问的创作特点和成就。认为作为高度汉化的鲜卑裔词人元好问，首先是金源屈指可数的词学理论家，其在词的体制、风格、功能、创作主体以及欣赏接受等方面都有真知灼见，显示出金代词学理论的成熟。其次，元好问还以传世378首词作的骄人实绩，昭示了金代词艺的高度。具体从题材的广度与主题的深度、风格的多样与成熟、体制的丰富与完备等三个方面对元氏词进行了评析。本章的结论是：鲜卑裔词家元好问以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开放圆通的词学理论，创作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词文学作品，将金源词学推向了最高峰。无疑，他给词学史带来了重要的变化。
第八章主要观照的是渤海词人王庭筠的创作情况。渤海贵族在金源一代政治地位较高，然出身渤海大族的王庭筠却终身坎坷，仕途坎壈，显示出金代文人地位低微的尴尬现实。渤海族接受汉文化的进程早在唐代就开始了，远早于女真等其他北方民族，所以反映到王庭筠的词作上，风骨内蕴，气格自高。具体来说就是他克服了女真等族词人的生硬粗率、蕴藉较少的弊病，词写得幽秀绵邈，词境也婉丽深邃，颇有北宋词风味。王庭筠在金代雄壮刚健的主体词风里，显得别树一帜，可谓是金词中的“南派”。这同时也见出金代词文学创作的多样与丰富。
第九章考察契丹族词人耶律履父子的创作特点。契丹族也是汉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早在耶律履七世祖——辽初耶律倍时期，契丹人就接受了汉文化，从事汉语文学的创作。并且耶律倍一脉，历代均有杰出汉文作家，故金源时期的耶律履以及由金入元的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都有深厚的汉文学修养，都有词文学的创作，虽传世作品不多，但其中的崇苏倾向、苏辛合流的特质，以及词体内容上的悲观和游仙气息，也代表了金源词坛契丹词家的不俗成绩，表现出金词创作的民族多元性。
附录部分，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金词研究基本文献的爬梳，这是本书研究的基础。由于金末战火频仍以及历代轻视等原因，金代文献十不存一，金词文献亦然。所以金词别集传世者只有区区28部，词集总集、选集、丛编等文献鲜有以金词为主的，收录一二家者多为常见，词话文献也是类似情况，很少有金词词话的专门文献，然尽管只鳞片爪，也是金词研究难得史料，故不厌繁冗列于文后。第二方面的内容是限于体例，不能置于本书正文章节中的论题，辄以附录形式出之。比如金代词坛有一个重要的现象，许多词人在填歌制词的同时，还染指曲子的创作，成为元曲文学的先声。此举意义颇为重大，不能不予以观照。然由于书稿体例之原因，只好将《北曲之兴与金代词人的曲创作》一文出之以附录。在金词人创作的众多曲子的文学作品中，“五更转”曲子颇有意味，于是笔者按照个案观照、以点带面的研究原则，写出《金人曲“五更转”之源流演变及其意义》，一并附于书后；至于金代遗民词人李俊民的生平行迹问题，学界往往多片段、零星论及，缺少系统的梳理，故撰写专文《金代遗民词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以厘清，亦以附录出之。以上之意图，无非是希翼以此对金词创作的全貌作出全面深入、客观辩证的梳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