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野鸟原音

——两岸·十日·百年

我第一次出境在一九八三年，旅行了北欧和中欧几个国家，写了一本名曰《飞越欧罗巴》的游记，后来多次出境，却失去了新鲜感，再没有写过一篇游记性的散文，然而这次从台湾回来，似乎有了非写点什么文字不可的冲动。现在我正沉浸在阵阵鸟鸣中，这是台湾玉山公园赠送的一盘“野鸟原音”的录音带，题名为《山之籁》，有二十四种鸟的歌声，在朱鹂鸣叫的一段里，隐约还有雷声和风雨声，令我怡然神往。我以为鸟们的鸣叫肯定是有意思的，如果和公冶长一样懂得鸟语，那么小说里就会出现许多“朱鹂说：……”“小啄木鸟道：……”诸如此类的文字了。鸟的话非常简单，绝没有“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作家们的发言那样深奥。请我来参加这样高深严肃的学术会议，我实在惭愧，我只会写点小说，并自以为还有点才干（把两座废墟变成宁夏著名的“西部影城”可为例证），要我来谈学问和听学问，就仿佛是一只误飞入会场的毛脚燕，惊慌莫名。那么我能写点什么来纪念这次台湾之行呢？我想只会写些与学术无关的最简单的话语吧，所以把这篇游记就命名为《野鸟原音》。

一

年前就接到梅新先生寄来“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的请柬，后来又接二连三寄来这种或那种报表。梅新是我早就闻名的台湾诗人，主编着台湾一家报纸的副刊。一个文人组织一次规模很大的学术会议，料到他会很艰难的，能不能办成，我没有把握，姑且一一按照要求填写，一份寄回，一份申报，手续颇繁，实在不明白海峡两岸的官员们为何如此小心翼翼。梅新也没有告诉我除我之外还邀请了些谁，我在偏僻的宁夏找不到人请教，只好动员了我办公室所有的人瞎忙。终于梅新来电说会议能如期召开了，这边一切手续也办妥，才知还有叶文玲和陈忠实，于是与他们在长途电话中约定在香港或台北会集。这样，一个人自北京飞到香港，方知还须出机场到金钟道一座大厦里旅行社去领所谓入台证。急急忙忙叫TAXI赶去又赶回，饱尝了两岸不能“直航”的苦楚，多花了二百余港币，才没有误到台北的飞机。

一九九四年我就有机会去台北的，但那次和去荷兰的时间冲突了，这次总算踏上了台湾。出了机舱，一点都没有陌生的感觉，所有的指示牌仍然用汉字，不过是繁体而已。仅这一点就让我高兴且放心。记得十年前有一次去比利时，要从法兰克福转机到布鲁塞尔，可是在法兰克福机场，在荧光屏上总找不到与中文“布鲁塞尔”谐音的英文地名，晕头转向地在几十个Gate中不知道究竟应该去哪个Gate。“布”无疑是B韵的音，而“BRUSSELS”中“B”后的“RU”和最后的一个“S”却把我搅昏了。我以为“RU”好像不应该发“鲁”的音（“RUSSIA”的中文被译成“俄罗斯”，我就一直以为“RU”应读作“俄”），同时“布鲁塞尔”四个音节里也似乎没有“S”的韵音。这样，在我的眼睛里，世界著名大城市，比利时的首都，北约总部的所在地，竟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不认识洋文，当然更不会洋话，急得我全身冒汗，手里捏着机票在法兰克福宽阔的机场到处乱跑，跑着跑着幸好碰上了一位北京人，自称是我的读者，热心地亲自把我领进去“BRUSSELS”的班机，不然我就会成为“失物”，等大使馆来领了。从此以后，我一听谁说我是“知识分子”或是“聪明”就汗颜，而且把转机、进出海关都视为畏途。但在台北机场，我就可大摇大摆地步出机舱了。

更让我高兴的是，刚出走廊就遇见一群朋友：叶文玲、沙叶新、何启治、王文平和贾植芳教授、陈思和、谭楷诸位先生，原来他们也是来台北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的。在香港机场，就因为不能“直航”，大家都紧张忙乱，竟没发现我们乘的是同一班飞机，在台北机场见了面便嬉笑成一团，承蒙他们抬举，并且我又曾多次在外国“历险”，于是大家一致选我当“团长”。

出了闸门，迎面遇见一位台湾小姐举着“迎接大陆同胞”的牌子，我们还以为是梅新派来的，很为梅新的细致周到而感动，赶快主动上前报到，然而她却是机场专门帮助“大陆同胞”办理入台手续的，和什么梅新毫无关系。小姐招呼我们跟她走，老老少少“大陆同胞”便只好跟着她鱼贯而行，到了一个专设的窗口前。小姐说你们既然是参加同一个会议的，最好由一人负责办理入出境手续。我慨然上前说我来负责，可是台湾小姐偏偏看上沙叶新的稳重老成或严肃正派，立即指定沙叶新来负责我们这一行。我刚被“大陆同胞”选为“团长”，就被台湾小姐撤职了。

总算领了行李出了关，但接待大厅里却不见有人来接，梅新把我们的感动都白白浪费了，八个人面面相觑，可说是举目无亲。还是科幻小说家谭楷有想象力，不知他从哪里找到了一位“六福客栈”的接待人员，而“六福客栈”正是这次会议安排我们下榻的旅店。客栈的人说他只有一辆车，还需租一辆车才能把我们全部运走。问租一辆车到六福要多少钱，答曰一千二百吧，人们还没有从币值的差数中转过弯来，算一算在北京“打的”从首都机场到动物园也不需三百元，所以都觉得一千二百元太贵，只有我还清醒，说一千二百元就一千二百元，别忘了这是台北不是北京。人们又慌张地发现还没有换台币，我拍拍腰包说我有，赶快上车吧！“团长”被撤了，还要垫出钱来替大家付车费。

我与文玲、谭楷、沙叶新四人坐在宽敞的Benz里，一路很舒适地和司机聊天。我到哪个地方都没有如此亲热地和司机谈过话，我说他不懂，他说我不懂，只有在台湾，我跟每个人的语言都相通。司机祖籍广东，回过两次大陆，遗憾地说：“可惜天黑了，不然能够给你们介绍路边的景色。”“这一路很好看的呀！”我们贪婪地向两边张望，窗外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见。

还是等天亮了再观赏台北的景色吧。

二

“六福客栈”这个名字很令我怀旧。如今在大陆，“鸡鸣早看天”的乡间车马店也要自称“饭店”“宾馆”“大旅社”等堂而皇之的牌子。而“客栈”使我想起八仙桌、太师椅、雕花大床、瓷帽筒、鸡毛掸子、常擦常新的水牌和坐在柜台后戴着茶镜的老掌柜的等。读清末民初的史料或小说，读到某某人“下榻长发栈”，就不由得肃然起敬，觉得这个“长发栈”要比什么“希尔顿”“假日酒店”高级得多。但台北的六福客栈却徒有其名，仍然是一所洋式的酒店。在酒店，梅新的人才把我们接收下来，发放了钥匙进房间。这时才知道是两人一间。这是最让我难过的事。宁夏务农期间我只能睡三十厘米宽的铺位，夜里小便回来就再也挤不进自己的被窝了（见拙著《我的菩提树》），所以发誓今后绝不与人同屋，在国内国外旅行开会，我总是坚持要个单间，哪怕房间简陋点也行。可是到得台湾来，也只好客随主便，况且先到一步与我同屋的是四川研究张大千大师的专家汪毅，对我毕恭毕敬，我更不好意思下车伊始就提出特殊要求。汪毅先生是位年轻斯文的学者，睡觉不打鼾，仅凭这点就很可爱。我俩刚睡下，忽然有人敲门，汪毅开了门说是梅新先生来看望你，我一听“梅新”二字便从床上跳起来，待见了主人身后还有位漂亮小姐，才发觉自己没穿外衣，就站在屋当中。

《山之籁》的文字说明中说薮鸟“性情机灵活泼，好奇心强，警戒距离短，可近距离观察”。玉山公园还送给我一本介绍玉山的书——《绿色本命山》，封面和书脊上都没有作者的名字，还是在最后的版权页上找到“作者洪素丽”字样。我想这位作者在台湾大概不太有名，可是文章的确写得清新动人。其中有对薮鸟的描写：“薮鸟朗丽的鸣叫，弯嘴画眉咳咳永续的咳声。人间忧喜交集，忽明忽暗，我的前生、今生与来生，夹杂费体。”“费体”难解，不知出于何典，一般只有“费心”一说。还有一首诗也描绘了薮鸟：“薮鸟，台湾叫番薯仔/台湾特有种/每次和它相遇都是出其不意/彼此都张大嘴巴，吓了一跳/我是它的惊奇/它是我的惊奇……”“我是它的惊奇/它是我的惊奇”这可作为我和梅新相见的写照，梅新一开始就对我“近距离观察”了。

赤裸裸“坦诚”地和主人见了面，我们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熟，像是多年不见的朋友。一开始就为接机的事彼此埋怨，我说他们不来接，他说我们让他在机场着急，原来两边都错过了。这时我也不客气地提出是否能给我单独安排一间房子。梅新也不客气地说要单间须自己另付钱，我说自己付就自己付好了，好像问题就爽快地解决。可是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个高个子——来自耶鲁大学的学者康正果，可能梅新吩咐下去而工作人员却把他当成了我，康正果意外地享受了单间，我仍然和汪毅挤在一起，会后工作人员问康要钱时，他却说我个人并没有提出要求，是你们大会安排的，有什么理由向我要钱？我笑着对康正果说，我一到台湾来首先就给你这个高薪阶层谋了福利。

写到这里，读者还一点也没看出游记通常须描写的地方习俗风光。原来，此次台湾之行，一方面时间短，走的地方少；另一方面我个人一向不太喜欢游山玩水，我的薮鸟式的“好奇心”，主要还是对人的观察和交往，譬如我到峨眉山，同伴们都争着去爬山，我却喜欢独自坐在山下的茶馆里看爬山的人；在蒙娜丽莎像前，我对这幅名画的兴趣还不如对来自世界各地欣赏它的游客的兴趣大。如一定要我谈对台北的印象，我只能坦率地说，除了稍稍热闹一点（尤其在夜晚），车更多一点（尤其是横冲直撞的摩托车），我实在没有觉得它和大陆的大城市有非常特别之处，所以，这篇游记可能主要是谈我对人的印象。

首先要提的不是台湾朋友，而是一下飞机便认识的大陆年轻学者陈思和先生。据他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复旦大学听过我讲创作，那时我对他还没有印象，只是后来他出名了，知道他编了一套很好的丛书——“火凤凰丛书”。其实在这次会议上我也没有机会和他交谈，但从下飞机直到离开台湾，他对八十高龄的贾植芳教授“执弟子礼”的真诚谦恭，照顾周到，令我十分感动。我们中国人对学人的评价，注重的是“道德文章”，“道德”二字是放在前面的。我自步入文坛接触文人以来，看到文章写得好而道德却不太够格的还真不少。在物欲横流的当今还能看到古风犹存，高尚的老师带出高尚的学生，我以为是我的幸事，对我这个不拘小节的狂生也是一次无声的教育。我想他和贾教授大概并没有发觉我一直注意着他们，而默默地被净化。无言的行为往往比长篇大论的文章对人的影响更大，这大概就是俗话说的春风化雨的意思吧！

其次要说的是，此次台湾之行，与不少现在在大陆很知名的台港和美籍华人作家见了面，如林佛儿、张错、纪弦、痖弦、无名氏、施叔青、虹影等人，和古华、北岛、李昂、陈若曦是旧相识了，而遗憾的是，除我和李昂有一次对话外，却没有很多时间与其他朋友交谈，有的仅匆匆一面。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余光中先生在会场上的一句发言：

“今后两岸交流，希望多来作家！”

我想，这句话大概可以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胜过千言万语。

三

自以为和主人梅新非常熟悉以后，便将熟就熟，偷懒散漫，常不到会。会务人员说，每次出席什么会议宴会之类，只要找到我，与会者便算全部到齐了。我对仍没给我单独分配一间房还耿耿于怀，一次记者采访，问我现在的生活情况，我答：现在最苦的是在台湾这段生活。大家都笑起来。我这只薮鸟是很容易“近距离观察”的，很快和会议的工作人员都熟悉了，发觉梅新手下还真有一批能干的人才。此次在台湾，“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加上台湾本地人士有上百位，也算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了，但宾馆却没有会务组的房间，会务人员都住在家里，一大早往六福客栈跑，晚上忙完了才各自回家。而会议开得也井然有序，并没有使与会者感到不便。

但这样“百年”才开的一次盛会，大会组织者却只给每位发言人十五分钟宣读论文，而与会者又都是学富五车的人物，十五分钟引经据典都不够，哪还有时间阐述个人的宏论！于是苦了学者们在台上临时精简，将自己苦心的构思掐头去尾，把铺锦列绣的文章弄得支离破碎，好像没有一位发言人是尽兴的。宣读论文后还要讲评，讲评人也只有八分钟，客套话讲完再没时间谈正题了。所以我说这次会议的功德大概只是余光中先生那句话，至于能“研讨”出什么结果来，倒是次要的了。

可能是梅新看我太闲，要给我找点事情做，最后一天突然要我当讲评人。中午沈谦先生要请我去吃臭豆腐，他却塞给我一沓文稿，说原来是安排陈忠实讲评的，陈忠实没能到台湾，请齐邦媛教授评，而齐教授有其他事也不能到会，一定要我“救场”，把这出戏唱下来。有道是“救场如救火”，我只好放弃了臭豆腐去评妙文章，所以我一开始讲评就说，我不过是临时拉来垫三条腿桌子的破纸箱，可是没有我，这个桌面还真摆不平。我评的论文是《“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讲演人黄子平先生。在台上子平先生一面讲，我才一边读稿，更感到真正深刻的“研讨”是很难在这种会上展开的。我以为子平先生是借分析“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用语来微言大义。这个课题也是我一直关注的，没吃上臭豆腐也非常值得。据我看黄先生在台上是言不尽意，草草了之，颇有叹无知己之感的意思。这大约是每位演讲人的遗憾吧！

四

台北保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味很浓，不只是我个人浮光掠影的印象，同行者似乎都有这种感觉。台湾在一八九五年被清朝割让给日本，割让前，清朝鉴于郑成功据台“反清复明”的教训，生怕台湾又会成为一个汉族人反对清朝异族统治的根据地，所以对台湾并无经营发展的战略规划，台湾基本上是一片孤悬在海外的不被清朝政府重视的领土，譬如军机大臣李鸿章竟然说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这大概也是清政府舍得割台求和的原因之一。当时在台湾的居民，多数是从闽粤冒险渡海而来的文化层次较低的移民。被日本统治后，日本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在政治、经济、心理等方面构筑了一个日本式文化环境，力图使台湾人在精神上与中国分割、与日本认同。好在一大批一九四九年前后从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和文化人及他们的第二代，在台湾苦心地保持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华文化的命脉仍可在这片小岛上延续。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中华文化的传统也起了变化。揭示这种变化及评论这种文化的优劣不是本文的主题，况且，所谓中华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厚庞杂，不只是用“汉字”即可代表的，从儒、释、道、墨、名、法、兵家、阴阳、杂家等到年节庆典、礼仪、戏剧、医巫、武术、烹饪、窗花、糖葫芦……呈现出的多样性、多向性、多层次性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沉淀，令人眼花缭乱，研究这个课题也不是我能胜任的。我只想说，台湾对中华文化的精心保护，仅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就可凸现出来。

如果说历史文物是整个人类的财宝，那么中国历史文物更是全中国人的财宝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除了它的建筑，简直就是个具体而微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这里，才应该说是大陆人到台湾必须去的地方。台北因有此处，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陈列品琳琅满目，多数是稀世珍宝，看得我目瞪口呆，激动不已。其中大多数文物是在抗日战争中为了避免落入日寇之手而转移的，从湖北、贵州、四川辗转迁到南京最后才到了台北，其经历的千辛万苦可想而知。我以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用最落后的工具搬运那上万箱珍贵文物的前辈文化工作者。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流连了一天，感觉到那些文物与我似乎有着血脉的联系。不知怎的，当我欣赏橱窗中的陈列品时，耳边又响起余光中先生另一句话：“不要因为五十年而忘掉五千年！”也感到在这次会终的宴会上，负责人唐盼盼将与会者都集合在一大幅书有“中国人”的条幅下合影的深意。

这里我必须谈到齐邦媛教授。齐教授是我去烟台参加一个“环境文学研讨会”上有幸认识的。在大陆，我也与前辈作家学者常有交往，比较一下两岸的老前辈的作风是很有趣的。大陆前辈们虽然对自己的本行专业仍严谨热诚，但对人对事已不太计较，常采取“冷眼”的态度；对后辈新人，如是“在朝”的，那么他们负有当然的“领导”责任，不去接近也不行，而“在野”的前辈，则如鲁迅所说的，对“文学青年”多半敬而远之，对不熟悉的后辈，大陆前辈们一般不太主动去接触，即使有哪位年轻点的作家写了部他喜欢的作品，也就喜欢罢了，对作者本人也很少有结识的兴趣。而台湾前辈却有许多仍保持着学者的天真，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古道热肠，齐邦媛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烟台的会议上，台湾作家的大会发言都有板有眼，讲究学术性逻辑性，大陆作家常是自由发挥，聊到哪儿算哪儿，还不时地调侃自嘲一番，那次会上我说我觉得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大谈“生态环境”真有点奢侈，这种反调使齐老师大为吃惊，于是认真地找我谈，这让我知道在台湾学者面前玩笑不得，于是也认真起来，结果我们谈得很投机。到了台湾，齐老师更是以主人的身份照顾我，由“中国文学百年研讨会”安排后剩下的四天，就是齐教授请《联合报》负责接待的。从大陆的习惯看，我以为《联合报》接待了我，总要我也做点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让我做，使我今天还对《联合报》有点歉意。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齐老师领我去的，整整陪了我一天。早上她来我住的酒店接我时，正有个法国人向柜台用英语询问怎样去“故宫”，齐老师听了立即说我们也去，你就跟着去吧。齐老师又成了这个法国人的义务导游，在每个重要的展室和展品前用英语给他讲解，连门票茶资都是齐老师付账。从齐邦媛教授身上我看到台湾前辈学者对台湾的热爱和自豪，非常希望外来人认识和理解台湾的心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人的生活也很艰辛，齐邦媛教授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了艰苦创业的全过程的，因而对台湾的一切都非常珍惜，就像大陆人珍惜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一样。

五

台北对我来说不但没有新鲜感，相反，还处处引发我一种怀旧的情绪。我十四岁前生活在南京，住湖北路狮子桥，旧居是当时南京很有名的所谓梅溪山庄，就是老“外交部”[1]后面。同伴指着车窗外告诉我，那就是现在设在台北的“外交部”，我转头一看，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了四十多年。不知我记忆是否有错，在我印象中，似乎台北的“外交部”就是南京的“外交部”的翻版，只不过规模似乎稍小一点。儿时的情景猛然涌动出来，一时感慨万端，正如张先《千秋岁》中所言：“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此次在台北，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从姑妈那里找到了我祖孙三代合影的照片。我父亲有四个胞妹，也就是说我有四位姑妈，在大陆的几位已相继去世，在台北健在的是我六姑。六姑父查良镒，在台湾司法界曾任高级职位，也已逝世（这样高攀上去，我和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还有亲戚关系）。六姑常来大陆，但如果这次我不去台湾，她老人家也不会翻箱倒柜认真去找多年前的老照片。而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供奉先人绘影，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传统”。我想，中国人讲究的“孝道”，大概是出于人类追求“根系”的本能；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任何人活到一定岁数、对此产生疑惑后，都会在脑海中出现这个问题。从单细胞到古代猿人再到古人直到现代人至每个人，血液也如江河一样在地球从远古以来是不断流淌的，只不过它是在人体内部一代代通过传承而流动的罢了。据我看，人拥有的最老的老古董就是流在每个人身体里的血液，或说是血液中的某种成分、元素，那就是自己的“根”。凝视着从六姑处得到的老照片（照片中的我只有十三岁），似乎找到了现在的我的一段“根”。

离开台北的前一天，承前辈学人刘绍唐先生盛情，请我六姑与我晚餐，恰巧又遇到梅新来送行，我就将这照片赠送给梅新一张。对梅新先生我没有什么回报，我个人以为这就是我最珍贵的礼物了。回到我所居住的小小的银川后，睡在床上读刘绍唐先生送给我的一九九六年的《传记文学》，发觉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刊物，其可读性正在于它的客观与公正。对两岸的中国著名人物都有很多翔实的记载，有的还是现在所说的“秘辛”。如果刊物上曾刊载过的人物的后代有缘读了，一定会发生许多感慨的。读时我想到，如今有不少台湾人到大陆来“寻根”，而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大陆人会在台湾找到自己的“根”的。

注释

[1]这里指成立于1927年5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