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君王努尔哈赤，他统一了女真，创建了八旗制度，建立了后金，并袭抚清、克开铁、占沈辽、下广宁，开创了清朝近三百年的基业。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曾是中国一支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也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他善于组织、长于用兵，常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他以“神乎其神”的用兵之术进兵辽东一带，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可以说，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又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
“十三副铠甲”含恨起兵
大明末年，国势日渐衰弱，在辽阔富饶的东北黑土地上，大明的“准劲敌”兴起并强大了，它就是女真人的后裔——后金，也就是后来的大清。女真人曾在天庆五年（1115年）建立“大金国”，并于端平元年（1234年）被南宋和蒙古军联合攻灭。“大金国”灭亡后，迁居中原的女真人与汉朝融合，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然而，留在东北的各部女真人在散居多年之后，终于被智勇多谋、身经百战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起来。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女真各部汉化最深、实力最强的一部——建州女真部里，一个“凤眼大耳、面如冠玉”的小孩在建州左卫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顺利诞生了，这个孩子便是清朝开国第一代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有传闻说，努尔哈赤是他的母亲怀胎13个月才生下来的。当时，他的家庭虽然不那么富裕，但也算是女真部落的一个贵族之家。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他的先人都非等闲之辈。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曾是建州左卫指挥，母亲是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努尔哈赤是塔克世的长子，有两个同母弟弟，分别叫舒尔哈齐、雅尔哈齐，还有一个同母妹妹，后来被封为和硕公主。在努尔哈赤10岁时，母亲喜塔腊氏因病去世，父亲塔克世又立即续娶了哈达那拉氏给他当继母。哈达那拉氏为王台族女，对努尔哈赤总是尖酸刻薄，从不给他好脸色。再加上他的父亲塔克世怕老婆，为了不惹哈达那拉氏生气，只好什么事情都顺从哈达那拉氏。就这样，塔克世虽为人父，却又不敢大胆地给予父爱，对努尔哈赤兄弟几个总是冷若冰霜，以至于努尔哈赤在小小年纪时，就开始自立自强、自谋生路。
在努尔哈赤19岁那年，为了不再继续受继母的冷眼，他主动提出分家生活，其实就是变相地被继母赶出了家门。毫无疑问，他分得的家产也很少。就在他穷困潦倒之际，他的第一段婚姻及时地拯救了他。努尔哈赤于万历五年（1577年）娶了佟佳氏，称为元妃，成为他的第一个妻子。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元妃生下了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孩子——未来的东果公主；万历八年（1580年）她又生了长子褚英；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生了次子代善。
元妃去世后，努尔哈赤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富察氏衮代，称为继妃。万历十四年（1586年）继妃生下努尔哈赤的第五子莽古尔泰，后又生第三女莽古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她又生第十子德格类。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又娶了叶赫那拉氏。万历二十年（1582年）叶赫那拉氏为努尔哈赤生下第八子皇太极。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叶赫部那拉氏成为大妃。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又娶了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在孟古哲哲死后成为大妃，生有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多铎。当然，这些都只是努尔哈赤的私生活。
再来说努尔哈赤早期的创业经历。当时的努尔哈赤为了能够维持生计，便与弟弟舒尔哈齐等人常常爬山越岭，出没在山林中。他们先是采集松子、人参、木耳、蘑菇和猎取野禽等，然后再将这些辛苦弄来的山货送往抚顺、宽甸等地出售，换取一些钱当生活费。经过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炼，曾经年少无知的努尔哈赤变得成熟了许多，并逐渐养成了勤奋、谨慎、机警、多思等优点。尤其是在抚顺等马市交易中，他还经常接触一些从关内山东、山西、河北、苏州、杭州等地来的商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努尔哈赤的见识随之增多，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努尔哈赤都和汉族人打交道、做生意，他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习惯了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文化生活。就连汉族人喜闻乐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书籍，努尔哈赤也开始阅读，并慢慢地爱上了这些书籍，从中还学会了不少作战的谋略。久而久之，他的汉化程度自然更深了，对朝廷内部的情况了解的也更多了，也因此知道了朝廷对女真人压迫的种种恶行，并逐渐萌发了反抗之意。
在当时的女真地区，大明“镇辽”总兵李成梁拥有实力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曾多次率兵攻打建州女真部，杀人无数，令人发指。在“镇辽”的二十多年里，他一刻也不曾闲着，将全辽商民之利几乎都搜刮进了自己的腰包里。就这还不够，为了削弱女真人的反抗力量，李成梁于万历二年（1574年）开始极力挑动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把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酋长王台当做一颗“棋子”，这才逮住了原建州右卫的都督王杲。为什么要对王杲下手呢？因为李成梁见王杲在辽东不断扩大自身的实力，担心王杲日后会有不轨之心，于是率领部下攻取了王杲的寨营，烧杀劫掠，做出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王杲是何许人也？据说他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汉族人，其实满语叫阿突罕。王杲这个人十分狂妄，平时总爱喝两杯，但一喝酒就发酒疯。不仅如此，他还是个生性残暴的人，当时明朝有个官员名叫裴承祖，曾经不自量力，竟然亲自去王杲的营寨索要被绑架掳掠的明将，结果却惨遭王杲的毒手，被剖腹致死。最终，心狠手辣的王杲，应了“恶有恶报”那句话，还是栽在了李成梁的手里。后来，李成梁听闻王杲还有一个儿子名叫阿台，于是又开始耍心眼，极力拉拢王杲的亲戚、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以便彻底消灭阿台，想要斩草除根、以除后患。
可是，努尔哈赤和李成梁究竟是怎么认识的？据说，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因为受不了哈达那拉氏的虐待，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门，到外地流浪。一次偶然的机会，努尔哈赤遇到了李成梁，并被他收养。后来，努尔哈赤便参加了李家军，学习了许多李家军的制度。在李家军的几年里，努尔哈赤的武艺有了不少长进，刀、弓、剑、棍等都能娴熟运用。每次与敌人交战，努尔哈赤都表现得异常神勇，很快就能将敌人斩于马下。正是这几年的军旅生涯，成为了努尔哈赤一生最重要的军训阶段。
万历十年（1582年），李成梁还在因为杀害王杲的事情，整天心事重重，总怕有一天王杲的儿子阿台会找上门来。当时，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与李成梁私下里有交往。于是，尼堪外兰主动提出要帮助李成梁进攻阿台，其实也是为了拉近和李成梁的关系。这一次，努尔哈赤和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也随军前往。因为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堂妹，此行的目的就是劝说他投降。当阿台之战开始时，觉昌安、塔克世二人急忙赶到阿台所在的古埒城外，并要求尼堪外兰先停止攻打，给他们一点劝降的时间。进城之后，他俩就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阿台，阿台想到自己家人惨死，说什么也不肯投降，而且决定亲自督战守城。李成梁率领明军进攻了两天两夜，却迟迟攻不下来。正在进攻不成、退下不能之际，李成梁居然倒打一耙，埋怨尼堪外兰乱进“谗言”。
尼堪外兰很不服气，便伙同官军欺骗守城军民说：“太师（指李成梁）有令，谁杀阿台归降，谁就当古埒城主。”城内那些贪心的人听到喊声之后，个个都蠢蠢欲动，瞬间起了歹心，立即杀了阿台，打开城门准备迎降。事后，李成梁借着尼堪外兰下的假命令，迟迟不肯遵守诺言。但是，他也不能明着违背诺言，于是趁着夜色再次率领明军进城。当时的觉昌安、塔克世还在城内，也真是运气不好，身不及披衣，而头已断，手不及持刀，而臂已离，双双死于明军的乱刀之下。一夜之间，祖父、父亲双亡，这对年轻的努尔哈赤来说，打击着实不小，但是努尔哈赤并没有因此被打倒。相反，他化悲痛为力量，坚强地站了起来，成为部族的首领，肩负起了开创新事业的重任。
当时的努尔哈赤二十出头，已到了成熟的年龄。他心里自然跟明镜似的，知道杀他祖父、父亲的就是明兵，他告诉自己，“此乃大仇，不能不报”。但他也深知自己势单力薄，而明军势力过于强大，如果立即与明军为敌，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所以他打算以文人的手段，召明朝边吏理论，先替祖父、父亲讨个公道，日后再做具体的打算。而当时的朝廷也自知理亏，因为觉昌安、塔克世早就归顺了明朝，并且帮助明军做过不少事情；同时也为了安慰努尔哈赤这颗受伤的小心灵，就给了他许多好处，这些好处包括三十道赦书、三十匹马。
不仅这些，朝廷又授给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都督佥事加龙附将军的衔名。而努尔哈赤为了掩人耳目，不让明军看穿他的真实心思，一面高高兴兴接受朝廷的封赏，一面又对外宣扬他的仇敌是尼堪外兰，并用“但执此人与我，我即心甘焉”之类的话，转移朝廷的注意力。而私下里的他并不安分，一逮着机会，他就去清点父祖遗留下的微薄财产，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搜了又搜，查了再查，只有十三副铠甲、三十名部下；又串联兄弟、叔伯、家丁等一干人，准备起事复仇。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一切准备就绪，25岁的努尔哈赤借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并以先人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起兵，率领部众攻克图伦城。虽然当时的萨尔浒城的诺米纳、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等人都归附于努尔哈赤，但是他的兵力依然不满百，能够披甲上战场的人只有可怜巴巴的30名部下。更可恶的是，到了约定会师那天，萨尔浒城主瓜喇、诺米纳两兄弟竟然玩阴的，关键时刻放了努尔哈赤鸽子。即便如此，努尔哈赤也不肯轻易放弃，继续率领剩余的几个部下直奔图伦城。
而那个一直以来靠口才混饭吃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果然只是一般的嘴把式。努尔哈赤只带领剩余的一些部下攻城，就已经让他闻风丧胆。自作聪明的他还玩起了孙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一口气逃到了鹅尔浑城（今辽宁抚顺东）。就这样，努尔哈赤不费吹灰之力，不损一兵一卒，就赢得了胜利。大败而逃的尼堪外兰，居然乐不思蜀，在鹅尔浑过上了安逸的日子。努尔哈赤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一回，努尔哈赤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再也不肯轻易放过尼堪外兰，一见他跑就立刻追上去。尼堪外兰的一举一动让其部下看在眼里，觉得自己的主子实在太窝囊，于是纷纷决定归附于努尔哈赤部下。如此一来，努尔哈赤的队伍又壮大了一些。
可是，尼堪外兰到底是怎么死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尼堪外兰见努尔哈赤紧追不放，于是跑到明朝的城内躲了起来。努尔哈赤一直追到城下，又不好贸然率兵进城杀人。正在这时，明军守城的一个小官从城墙上传来一份信件。努尔哈赤打开一看，上面这样写道：“尼堪外兰是你们女真人，他的事情我们不管，你们自己处理吧。”努尔哈赤看完信后大喜，原来明军是允许我带人进去杀他的。于是，他立即叫手下带了四十多个人冲进去。尼堪外兰见此状，顿时吓得屁滚尿流。每逃到一个哨卡，他就试图想要爬上去逃命。城墙上的明兵也看不下去了，就将梯子撤走。努尔哈赤的手下借机追上去，手起刀落，这个“口水王”就死翘翘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这样成为了努尔哈赤和明军私下博弈的牺牲品。
尼堪外兰被消灭的消息传开后，附近各部都望风归附。一时间，努尔哈赤威名远播，其势力不断得到稳固壮大。从那以后，崭露头角的努尔哈赤，便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试图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后来，史学家称“遗甲十三副”为“太祖起兵”。
从肃慎到女真
女真，亦作女真族，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最古老的民族。此民族在商周时期叫肃慎，汉魏晋时期叫挹娄，隋唐时期叫靺鞨，五代和宋、辽时期叫女真。到了明清这一时期，又叫满洲族。提及女真族，它曾经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壮举，建立过统治北方半个中国的“大金国”。
在元朝末年，女真族就散居于东北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一带，并分为很多个部落。其中在吉林绥芬河流域，有一支比较大的女真部落。到了明朝初年，就在这里设置了三个卫所（即军事、行政合一的军事单位），包括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其指挥使仍然是女真族世袭首领。因此，这片地区的女真族被人们叫做建州女真，而努尔哈赤恰恰就属于建州女真。
经过长期的战争，除建州女真之外，又产生了东海（又叫“野人”）女真、海西女真等较大的部落，它们与建州女真合称为“女真三部”。后来，“女真三部”始终互不相让，朝廷总是“以夷制夷，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即谁露头就打谁，谁强大就灭谁，以至于它们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再加之明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相互牵制”的分化政策，更是加剧了“女真三部”的混战。
那时候，东海女真散居于长白山北麓、乌苏里江滨海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总是找各种理由侵袭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为了躲避东海女真的一次次的侵扰，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两两联合，开始不断加强与辽东及关内的经济联系，并向南迁移。到了嘉靖年间，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关以东（今辽宁抚顺东），鸭绿江以北及长白山南麓地区；而海西女真则散居于开原以北，松花江及其上游的辉发河、乌拉河以及东辽河流域。
明中叶以后，“女真三部”依然纷争不断，一直在不断迁徙。到努尔哈赤起兵之前，按地域又分为建州、长白、东海与扈伦四大部分。建州所属有五部，即哲陈部、浑河部、苏克素护河部、董鄂部、完颜部（又叫王甲部）；长白所属有三部，即珠舍哩部、讷殷部、鸭绿江部。此建州五部和长白三部，就是过去的建州女真。东海所属有三部，即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哈部。此东海三部，就是过去的东海（野人）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扈伦所属有四部，即哈达部、叶赫部、乌拉部、辉发部。此扈伦四部，就是过去的海西女真。当时，女真族各部群雄蜂起，为了称王争长，他们互相残杀，更有甚者还骨肉相残，真可谓是杀红了眼。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女真各部有着强烈的统一愿望，而努尔哈赤便成为了实现这一历史要求的英雄人物。
为了加紧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活动，努尔哈赤采取了“先内后外、先弱后强”等策略，并将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统一建州本部。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起，努尔哈赤便着手解决建州左卫同族内部的分裂。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攻克兆佳城（今辽宁新宾下营子赵家村）；六月，攻克马尔敦城（今辽宁新宾上夹马尔敦村），打败纳木占、萨木占、讷申和完济汉等，稳定了自己在建州左卫的统治地位。七月，趁董鄂部内乱之机，攻取瓮鄂洛城，降服近邻董鄂部。
·0·万历十三年（1585年）初，转兵西向，在太兰冈（今辽宁抚顺营盘八宝沟），击败马尔敦、萨尔浒、巴尔达等五寨联军四百人，杀马尔敦寨主讷申、界凡寨主巴穆厄；四月，又以八十人打败五寨联军八百人，控制浑河部；九月，攻克苏克素护部的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谟珲。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攻克哲陈部的托漠河城，并乘势攻占尼堪外兰所居之鄂尔浑城（今辽宁抚顺河口台东北），追斩尼堪外兰，征服苏克素护部。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攻取克山寨，杀城主阿尔泰，征服哲陈部。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董鄂部首领何和里率部归顺；同年，完颜部也被征服。经过五年的征战，努尔哈赤相继征服了建州五部。
第二阶段，征服海西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后，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又挥师东向，兼并长白鸭绿江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当努尔哈赤率兵东向，征讨长白山各部之际，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卜寨联合乌拉、辉发、哈达及蒙古科尔沁等九部向建州发动进攻，双方战于古勒山。努尔哈赤集中所有兵力，攻其主力，大败九部联军，阵斩卜寨，并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从而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由于海西势力强大，难以迅速征服，努尔哈赤便采取了“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向明廷深示臣服，向朝鲜、蒙古表示友善的同时，还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又与叶赫首领布杨古、锦台失联姻，椎牛刑马为盟，逐步孤立了哈达部和辉发部。
第三阶段，夺取东海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灭掉了西海女真扈伦四部最强大的哈达部，活捉了其首领猛格孛罗；又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以同样的理由，消灭了辉发部，海西仅剩叶赫、乌拉二部。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努尔哈赤以布占泰背盟负约为由，率军三万征讨乌拉部，克其六城，尽毁其屯寨粮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再次出兵，攻克乌拉大城，消灭乌拉部；九月，以叶赫部藏匿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为由，出兵攻击叶赫，克乌苏等十九座城寨。正当努尔哈赤即将消灭叶赫部时，大明朝廷居然出面干涉，并迅速出兵驻守叶赫二城。这下可激怒了努尔哈赤，于是，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开始，努尔哈赤又转兵伐明。经过抚顺、清河城、萨尔浒以及开原、铁岭数次大战，使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实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叶赫部由此势成孤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围困叶赫部东西两城，一举攻克，杀叶赫首领锦台失、布扬古，消灭叶赫部。在兼并扈伦四部的同时，努尔哈赤又先后用兵于东海的瓦尔喀部、库尔哈部、渥集部，统一了东海诸部的主要部分。
就这样，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至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在这三十六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结束了女真族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努尔哈赤正是凭着坚强的意志、超人的智慧、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外交争取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经过多年的艰苦征战，最终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堪称是战争史奇迹。
八旗军，打天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为了把部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同时，提高军队战斗力，这才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由女真族氏族社会的一种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原来当时的女真族有一个传统习惯，每逢出征或狩猎时，每人都需要取箭一支，10人为一组，然后从中推选一个人当首领，统率另外9人行进，这个首领便被人们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本意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10人围猎群体；额真，本意为“主人、首领”。
很显然，这种牛录组织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只是在出征或行猎时，才会临时编制起来，事情结束后就会自动解散。当然，牛录额真也不是常设的首领，而是临时推选的一个指挥者，事情完毕后就会被立即免职。努尔哈赤起兵之后，便根据战争的需要和女真族的传统习惯，把原来的牛录组织进行一番扩充，这才逐步建立了八旗制度，其目的是用以编制女真族人民。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改造与重建，并参照了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何为猛安谋克制？它是女真人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努尔哈赤这样规定：“设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每旗300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一辖之。”即每女真壮丁300人设一牛录，首领为牛录额真。之后，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扩大旗制，以五个牛录为一甲喇，首领为甲喇额真。甲喇，本意为“参领”。五个甲喇为一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固山，本意为“旗”。
八旗的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以旗统民”，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也是清朝前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制度，它对清朝初期的入关、平三藩等战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每逢遇到战事，便由各旗按牛录为单位抽调兵员，战事结束之后，归旗为民，从事生产，以耕养战。初期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有6万人。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以后每旗总人数有所增加，但是最基层和最高层的数目都不会改变，只是将中间单位数目增加而已，比如甲喇数目增至八、九、十个为一旗。当然，八旗各有旗主，努尔哈赤是八旗旗主之上的最高统帅，正黄旗由他自己统领，正白旗由他的长子禇英（其母为元妃佟佳氏）统领，正红旗由他的次子代善（禇英的同母弟弟）统领，正蓝旗由他的同母弟弟舒尔哈齐统领。八旗制度是由努尔哈赤创建的，是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所在。
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的势力渐渐发展壮大，又对牛录组织进行了第二次大改造，并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因“归服益广”，努尔哈赤又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正黄旗、镶黄旗由努尔哈赤统领，正白旗由他的第八子皇太极（后世清太宗，其母为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统领，镶白旗由他的第十二子阿济格（其母为大妃乌拉那拉氏）统领，正红旗、镶红旗由他的次子代善统领，正蓝旗由他的第五子莽古尔泰（其母为继妃富察氏）统领，镶蓝旗由他的侄子阿敏统领。此外，还在黄、白、蓝三色旗镶了红边，红色旗镶了白边。这样一来，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合为“八旗”，以统率满族、蒙古族、汉族军队。
八旗军建立之初，实质上是一种“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当时，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入关之前，平日里，八旗军都在从事一些生产劳动，只有在战时才会荷戈从征，并自备军械和粮草。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军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于是，八旗军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职业兵”。八旗军无论满洲、汉军或蒙古，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被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同时还有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
八旗军又是一支严格训练的军队。据说，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的进程中，为兴基立业，巩固权位，便在苏克素护河部虎拦哈达下东南与硕里隘口间的南岗上筑城，也就是后来的费阿拉城。费阿拉城位于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明人称之为“建州老营”。“费阿拉”为满语，意为“旧的山城”，一般称为“旧老城”。不久，努尔哈赤便在那里“自中称王”，建立王权。
当时的努尔哈赤，十分重视军事训练。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培养勇敢精神，熟谙弓马技艺，特意在费阿拉城建了一个很大的操场，让军队在那里操练兵马。练兵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战马的膘情，马肥壮者赏酒，马羸瘦者鞭责。练兵除演习枪、刀、骑、射之外，还进行“水练”和“火练”。“水练”就是练习跳涧，“火练”就是练习越坑，有赏亦有罚，优秀者受赏，怯劣者斩首。努尔哈赤之所以严格军训，是因为他深知武艺对一个兵士的重要。他自己就是一个弓马精熟、武艺超群的射手，他希望自己的军队也是如此。
直到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也就是皇太极即位之后，除了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此后，八旗才有了满洲、汉军和蒙古之分。也正是在那时，那些擅长突骑野战的蒙古八旗便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帮助。但是，八旗仍是八旗，其权力始终被满洲贝勒紧紧握在手中，绝不可旁落人家。崇祯十七年（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可以以一当十、摧枯拉朽，可以说那时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满洲文，治天下
女真族，作为满洲人的先人，起先虽然拥有自己的语言，却始终没有自己的文字，一直在借用契丹字。当时的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建立“大金国”后，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国家长治久安，便命令金朝大臣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于是，完颜希尹奉命“依仿汉人楷书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制女真字”。这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大字”，完颜希尹成为女真文字的创制者。
就这样，“女真大字”被通用了十几年。后来，“大金国”的第三位皇帝，也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金熙宗完颜亶，又创制了另一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小字”。从此以后，“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便开始一起通用。直到“大金国”被灭亡后，那些流散在中原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都改用汉语文，于是不再有人知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那些留守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到了明朝后期，除本民族的语言仍被使用外，文字也已开始被废弃，逐渐变得无人知晓，女真人便又改用蒙古文字了。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明朝、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起来。但是，他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无论是公文往来，还是民间的文化交流，都十分不方便。刚开始的时候，建州与明朝和朝鲜的公文，全由军师张一化用汉文来书写。后来，张一化去世了。努尔哈赤兴起后，便让一个客居辽东的浙江绍兴人龚正陆来掌管文书，参与机密，教子读书，并尊称他为“师傅”。此后，凡是公文之类，全都出自于龚正陆之手。
而当时的努尔哈赤，略懂蒙古文，又粗通汉文，唯独缺少女真文字。所以，他在女真社会中的公文和政令，首先交由龚正陆用汉文起草，然后再译成蒙古文公布出去。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久而久之，这种语言与文字的矛盾，已经不能满足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建州社会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倡议并主持创制作为记录女真语言的符号——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正式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但是，如此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由谁来担任呢？努尔哈赤考虑再三，突然想到额尔德尼和伊尔根觉罗·噶盖二人，并决定让他们二人来担此重任。早年时，额尔德尼就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因他兼通蒙古语、汉文，所以主要职掌“记典例司文书”，算得上是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伊尔根觉罗·噶盖也是努尔哈赤器重的人之一。此后，创制文字的重任就彻底落到了他们二人头上。
同年二月，努尔哈赤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可以仿照蒙古字母，来创制本民族的文字。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召集文臣额尔德尼和伊尔根觉罗·噶盖他们二人商议此事，并将自己的想法和设想告知了他们，还要求他们具体实施。他们二人听完，对努尔哈赤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以他国之言为易耶？”他们二人回答说：“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努尔哈赤对二人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也。”
看得出来，在满文的创制过程中，努尔哈赤作为女真族的杰出首领，的确是发挥了决策和指导作用。很快，额尔德尼和伊尔根觉罗·噶盖便奉努尔哈赤之命，开始着手创制满文。没过多久，伊尔根觉罗·噶盖“以事伏法”，所以创制满文的艰巨任务便交由额尔德尼单独承担完成了。满文的创制和颁行，不仅完全适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助于推动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权的建立。
据说，额尔德尼等人所创制的满文，是在蒙古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被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字母数目、形体与蒙古文字母大致相同。因属于初创，难免会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正如清廷入关前，以满文书写的编年体皇家档册《满文老档》内所指出：“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寻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若人名、地名，则恐有误。”后来，经过达海（即跟随努尔哈赤从军参战的大臣）改进的满文，被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一般指的是“新满文”。
从额尔德尼、伊尔根觉罗·噶盖初创的“老满文”到达海改进的“新满文”，其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最终才成为了一种比较可靠、完善、易学、实用的女真族自己的文字。当然，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其推广使用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满文的创制与改进，都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有效促进了“后金”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从此，女真人便有了自己的文字，可以用它来交流思想，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编写历史，传播知识，甚至还可以翻译汉籍，作用可谓是多多。它不仅加强了女真人的思想交流，也促进了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满文创制后在女真地区的推行，使女真各部和女真人民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这对女真族共同体的形成，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
与此同时，满文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此，史学家又为满文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犹如流星经天，灿烂了二百多年，又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洪流湮没，隐身而去，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思考。足见，满族文字的创制，八旗制度的确立，无论从精神方面和还是物质方面，都为“后金”政权的建立做足了准备。而努尔哈赤主持制定的“无圈点满文”，则成为我国满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算得上是他的一大功绩。
“天命汗”实至名归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的一天，真可谓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境内）举行登基大典，并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名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天命”，隐喻有天命所归的意思。此外，他还将赫图阿拉城改名“兴京”，定为国都。从此，努尔哈赤称明朝为“南朝”，正式与之分庭抗礼，这年他58岁。当然，努尔哈赤黄衣称汗，建立后金，固然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沿着通向汗位宝座的阶梯，不声不响、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起兵大概已有四年之久，在大体上统一了建州本部之后，就在费阿拉城围筑城栅，开始兴建衙门楼台。这年六月，努尔哈赤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等行为，法制以立，悉行严禁。从此，努尔哈赤便在费阿拉城初步建立起了政治权力，这便是“后金”政权的雏形。
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一面接受明封为都督佥事，一面在费阿拉城“自中称王”，建立王权。当时的努尔哈赤，为了巩固地位和权力，开始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他的同母弟弟舒尔哈齐。从努尔哈赤被赶出家门那一刻起，他们兄弟俩便相依为命，也或者说是努尔哈赤伴随舒尔哈齐度过了一个苦难的童年。努尔哈赤起兵后，二十岁的舒尔哈齐就成为了努尔哈赤冲锋陷阵的一名勇将。在当时看来，舒尔哈齐的权势和地位的确十分显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后，舒尔哈齐作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被称为“船将”。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舒尔哈齐30岁时，他第一次代表建州女真赴京朝贡。当时，他麾下有精兵5000人、能臣宿将40人。再加上他多年来战功赫赫，很得人心。可以说，他当时的势力足以与努尔哈赤相抗衡。也正是因为舒尔哈齐的锋芒外露，让努尔哈赤心生猜忌。没过多久，舒尔哈齐的势力就发展到了让努尔哈赤不能容忍的地步。就在那时，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开始慢慢僵化，努尔哈赤总是有意贬低并冷落舒尔哈齐。努尔哈赤没完没了的无端猜忌和残酷削夺，深深刺伤了舒尔哈齐多年来对兄长的亲情，他的权力欲也日益膨胀起来。后来，舒尔哈齐终于忍受不了每天被打压的生活，决定率领自己的军队出走。努尔哈赤发现后十分震怒，立即扣留了舒尔哈齐，抄没了舒尔哈齐的全部家产，并把舒尔哈齐幽禁了起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赤在打败了北关叶赫部大部长布寨之后，明廷授予他令人羡慕的“龙虎将军”。后来，精于韬晦之术的努尔哈赤在完全统一了女真后，紧接着又创制了满文，吞并了哈达部。与此同时，还设立了四旗，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把自己的宫殿迁到了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赫图阿拉，原意是“横岗”，明朝时期被称为“蛮子城”。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三月，努尔哈赤又命人在“赫图阿拉城外，更筑大城环之”，如此一来，赫图阿拉便成为努尔哈赤崛起的基地。此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又向大明“镇辽”总兵李成梁呈交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有我努尔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同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又给朝鲜边将递交了一封信，他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听同计议事，说与满蒲官镇节制使知道……”由此看来，当时的努尔哈赤既称“建州国”，也称“国王”，使自己的王权又提高了一步。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一个雪后初霁的日子，蒙古恩格德尔带领喀尔喀部五个部落贝勒的使臣，亲自来到赫图阿拉拜见努尔哈赤。话说恩格德尔是何许人也？原来他就是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国的第二年收纳的一位蒙古“额驸”，舒尔哈齐的女婿。这一次他们亲自造访，给努尔哈赤也带了不少贺礼，比如骆驼、马匹等，并尊称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昆都仑”，原意是“恭敬”。因此，努尔哈赤又被称为“恭敬汗”，这是努尔哈赤第一次被称为“汗”，为他日后建立金国称汗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又为他登临汗位做了一次预演。因此，努尔哈赤建元称汗，是建州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一个重要政治标志。
随着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努尔哈赤另立国号的时机日渐成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各旗主的拥护下，努尔哈赤宣布自己为“金国汗”。就这样，一个新兴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地区正式建立了。当然，为了与历史上早期的“大金国”区别开来，史称“后金”。
萨尔浒、开原、铁岭之战
天命三年（1618年），正是努尔哈赤60大寿，这一天他发布了“七大恨”，并正式向明朝宣战。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第一恨是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于万历年间杀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在女真各部的混战中，明朝公然偏袒叶赫、哈达部落，欺压建州；第三恨是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第四恨是努尔哈赤和叶赫部同为明朝的藩属，明朝却帮助叶赫部进攻建州；第五恨是明军越境支援叶赫，背弃盟誓，将努尔哈赤已礼聘了的未婚妻改嫁到蒙古，实在蒙羞；第六恨是明朝逼迫努尔哈赤在柴河等地边民后退30里，使之流离失所、无衣无食；第七恨是明朝派遣边官对努尔哈赤污言秽语，百般欺辱，作威作福，令人无法容忍。
天命四年（1619年），是历史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明军与努尔哈赤爆发了萨尔浒战役。明军从九边重镇（又称九镇）征发了最精锐的士卒。其中包括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发精兵3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发精骑25000，浙江征发戚继光系统浙军四千人，四川、广东、山东、南北直隶、陕西等发精兵2万。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士兵总约7000人；明军又从百万大军中抽调了8万多最精锐者参战。另外，明廷盟友隶属海西女真之叶赫部还出动1万人，朝鲜出动13000人的军队，总计11万人，号称47万大军。从明军兵分四路的阵容来看，似乎所有的战将都已经出动，场面着实壮观。四路军分别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铤，主力是杜松部。
不仅如此，明末统帅杨镐还主动奏上“擒奴赏格”，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批准，并颁示天下。赏格是这样规定的：“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使；擒斩其八大贝勒者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若擒斩其余努尔哈赤的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职。”此后，四路明军分进合击，直奔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主力杜松急于求成，率领军队在一日之内急行了百余里，力图速战速决。
努尔哈赤当然也不甘示弱，率领八旗军赶到战场，并依计发动箭阵。此外，他还采取了一个英明的决策，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实，明军的军事力量并不弱，因为此次讨伐后金的明军都是精锐，不仅有汉族，还有西南少数民族、蒙古族等。但是面对八旗军，明军的枪炮方阵根本无法阻挡和冲击。当时明军除了统帅杨镐，还有一位悍将名叫潘宗颜，他带领部队反击八旗军，手持大刀并扬言：“一定要与努尔哈赤白刃血战。”在努尔哈赤的号令下，八旗军并没有接战，只是保持一定距离使用强弓放箭。一会儿工夫，潘宗颜的全身就被无数强弓硬箭射得“骨糜肢烂”，浑身箭洞。八旗军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便击败了明军的全部精锐。这次战役，明军损失惨重，而八旗军战死者数目轻微，很快取得了胜利。
萨尔浒战役大捷之后，努尔哈赤便在赫图阿拉的衙门里举行庆功宴。他邀请八旗的诸贝勒、大臣分坐八处，次子大贝勒代善、侄子二贝勒阿敏、五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八子四贝勒皇太极和投降的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六人坐在凳子上，并下令将缴获的甲胄、兵仗、衣物、枪炮等堆积八处，并按照战绩进行分配。又命令士兵回营休整，牧放马匹，缮治器械。看得出来，努尔哈赤并没有因为萨尔浒大捷而得到满足，他的心依然蠢蠢欲动，想要借有利时机，乘胜率军进攻开原、铁岭。
开原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千年古城，曾为扶余、大金、东辽、东夏等四国故都。这里势踞形胜，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界叶赫。所以，才有“辽左三面临险，而开原孤悬一隅”。在明朝期间，开原不仅是同蒙古和女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明廷在辽东对抗蒙古贵族和女真贵族南进的前沿堡垒。努尔哈赤要想进兵辽、沈，首先要先摧毁明朝孤悬的堡垒开原。
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初十，努尔哈赤率领4万八旗军正式向开原进发。他兵分两路：以小股部队直奔沈阳为疑兵，途中杀害三十余人、浮斩二十人，其目的是为了虚张声势；主力部队则主要进攻靖安堡（位于铁岭市清河区清河水库库区内），并于六月十六抵达开原城外。明朝统领开原城的推事官郑之范贪得无厌，昏庸又不理防务，从而丧失了军心。如此一来，城中的那些守军也变得腐败不堪、毫无斗志。久而久之，兵无粮饷，马缺草料，呈现出兵逃马倒的混乱局面。颇有心计的努尔哈赤心中早有对策，他事先派谍工到开原打探情况，对其内部的军队多寡、兵士勇怯、粮饷虚实、将吏昏庸都了如指掌。直到有一天，努尔哈赤收到谍工发来的信件，知道守军到城外牧放马匹。于是，他才乘虚而入，突然率兵围攻开原城。
面对八旗军的突然袭击，开原城总兵马林一贯松懈疏忽，这一次更是来不及布防。郑之范等人听闻有人攻城，慌乱之下登城守御，并在四门增加士兵。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一面在南、西、北三门攻城，布战车、竖云梯，鱼贯而上，沿城冲杀，城上守兵瞬间溃散；一面布重兵于东门，进行夺门搏战。由于有努尔哈赤派出的谍工“开门内应”，八旗兵很快便攻进了城。战乱中，推事官郑之范企图带着家眷从北门逃窜，但还是没能逃此一劫，被八旗军逮捕入狱。就这样，开原城在一天之内失陷，马林等人也随之被斩首。
即便如此，开原城那些幸存的明军依然不肯归降，拼死守卫城门。八旗军占领开原城后，努尔哈赤登上城，坐南楼，后巡视，听军报，举目四眺，阅览形胜。他以声东击西、乘虚而攻、步骑摧坚、里应外合的策略，智取开原。当时，曾任职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这样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这是对努尔哈赤以智谋取胜的一例很好的说明。
智取开原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努尔哈赤决定再出其不意攻取铁岭。也是从那时起，努尔哈赤对降服汉官的政策更为重视。明朝原任开原城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等6人，因妻子被八旗军掳去，经过一番商议后，他们决定投降后金。努尔哈赤大喜，他说：“观此来降者，知天意佑我矣。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之后，他们被各赐50人，马50匹、牛50头、羊50只、骆驼2头，银50两，缎布若干匹。为了彻底俘获汉官的心，努尔哈赤对其随从人员也给予赏赐，赐予他们妻仆、耕牛、乘马、衣物、粮食、田庐、器用等。这个厚待投降后金的汉官政策，表明努尔哈赤要借机分化明朝官员，收买汉族地主，以便占领更多的辽东城镇。
同年七月二十五，努尔哈赤继夺取开原之后，又率领贝勒、大臣统兵五六万人，一举围攻铁岭。铁岭之城，“诸夷环绕，三面受敌，最为冲要”。铁岭，是明朝沈阳北部的重要城堡，既然是堡垒，就要从内部去攻破。此时的努尔哈赤，为了能够从明军内部快速攻破堡垒，不惜花费重金，来收买明军中那些贪图钱财的官兵，使铁岭守军陷于腹背受击的境地。
直到探知明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以及铁岭城守空虚之际，努尔哈赤才率领八旗兵开始围城。努尔哈赤围城那天，的确很有范儿：身处战场的他，居然能镇静地坐在铁岭城东南的小山上，指挥八旗军的步骑攻城。铁岭游击将军喻成名、吴贡卿、史凤鸣、李克泰等人率军坚守，放火炮，发矢石，拼死守城。努尔哈赤见明军如此顽固，这才起身派兵竖起楯梯，登城毁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被花重金收买的明军参将丁碧“开门迎敌”。参将，相当于少将。当丁碧打开城门后，八旗军便蜂拥而入，所以，努尔哈赤攻打铁岭时，虽然经过了一番激战，但因为有内应，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游击将军喻成名等人因为军中有叛徒，在加之没有援兵来助，铁岭城陷之后，力战阵亡。
铁岭失陷后，努尔哈赤立即下令，“（明军）士卒尽杀之”，“屯兵三日，论功行赏，将人畜尽散三军”。努尔哈赤正是通过收买明军中的叛徒，打入了敌人的内部，这才智取了铁岭。
智夺辽、沈，所向披靡
正当努尔哈赤连续攻取开原、铁岭地区，准备乘胜进军辽、沈地区的重要关头。大明朝廷又紧急启用了另一名将领，并把镇守沈阳、辽阳一带的重任交予了他，他就是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日夜兼程，迅速赶到了辽东第一城辽阳。熊廷弼的到来，使辽东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熊廷弼这个人很不好对付，可以说，他是努尔哈赤遇到“七大恨”告天起兵以来的第一个真正对手。毋庸置疑，努尔哈赤进取辽、沈的计划要延缓一段时日。努尔哈赤当然不肯就此作罢，又根据辽东局势的变化，重新作了部署：北取叶赫，西抚蒙古，等待时机，攻取辽、沈。
熊廷弼，湖广江夏（今武昌）人，明末将领。他身高七尺，不仅精明强干、雷厉风行、有胆有识，而且刚正不阿、治军严明，深得人心。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熊廷弼顺利考中进士，后任御史一职。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受命巡按辽东。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明朝政府又指派熊廷弼为经略，取代了在萨尔浒战败的杨镐，让他赴辽东督师。熊廷弼不仅精通兵法，还善左右射。在辽任职数年，后因朝廷党争而被罢职。同年八月，熊廷弼顺利抵达辽阳。其实，当时的辽、沈地区形势不容乐观，几乎是人去村空、兵残将惧。面对如此形势，熊廷弼虽然心知朝廷是有意扔给他这样一个烂摊子，但是他仍然本着誓死保卫辽阳的决心，并采用“坚守进逼”之策，即厚集兵力、坚守辽阳、北顾沈阳，进一步逼近努尔哈赤的八旗军。
熊廷弼守辽一年多，一刻都不曾放松。他大力整顿军务，巩固辽、沈边防，并始终坚持“以和为守，以守为战”的战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虽然蠢蠢欲动，但也不敢轻易西进。后来，熊廷弼只守不攻的做法，引得朝中不少官员的非议，他们认为熊廷弼是胆小怕事，才迟迟不敢出击。于是，朝中一些官员便纷纷上奏朝廷，催促他尽快进攻后金，速战速决。虽然熊廷弼再三解释自己的用意，但朝廷诸多官员都听不进去。所以，熊廷弼只好在朝廷的压力下再次去职，镇守沈阳、辽阳的重任便由毫无军事才能的袁应泰接替。袁应泰接任后，立即对熊廷弼的策略做了大变更，撤换了许多官将，甚至还布置对后金反攻，进而削弱了明军防御体系。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二，努尔哈赤得知明朝大将熊廷弼已经离职，时机趋于成熟，于是亲自率领诸贝勒大臣，统领大军，向沈阳进发。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枢纽，也是辽阳的屏障，自然会有重兵把守。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两位明朝的总官兵，各有将兵1万余人，明朝总兵官陈策又引领四川江浙一带的士兵1万余人来支援辽阳，再加上守卫奉集堡的明朝总兵李炳诚等人也领兵三万增援。所以，想要一举攻下沈阳有点困难，只能靠智取。
三月十三，努尔哈赤先派出数十名骑兵引诱守将出城。总兵尤世功果然出城追击，死去4人。这时候，总兵贺世贤决定改变“固守”的策略，决意出战迎敌。三月十四，努尔哈赤又派遣那些老弱病残者上阵挑战，当日贺世贤喝得酩酊大醉，率领千余人出城。努尔哈赤派出的那些所谓的兵将们见贺世贤出城追击，一个个都佯装惧怕了敌人，准备撤离。贺世贤见此情形，想要乘胜追击，不料却进了后金的埋伏圈。此时，后金精骑四合，贺世贤吓得边战边逃，退至城门外侧。再加之城内有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人的接应，顺利攻克沈阳，城内兵民被杀者达七万人。
攻克沈阳后，努尔哈赤表示：“沈阳已拔，敌兵大败，今即宜乘势，率众长驱，以取辽阳。”诸贝勒大臣同意了努尔哈赤的重大军事决策。之后，他便亲统八旗军，向辽阳进发。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也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重心。沈阳陷落后，辽阳失去了屏障，危如累卵。三月十九，后金军包围了辽阳。后金军见辽阳城池险固，再加上兵势甚盛，不免有些胆怯。努尔哈赤当然不允许自己手下的兵将胆怯战场，于是他声色俱厉地告诫众兵：“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单枪匹马向明军冲去。后金军被努尔哈赤无所畏惧的气概所影响，也随之进攻，数日之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下。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河东大小70余城，官民俱剃发而降。
夺取辽阳后，努尔哈赤便决定迁都于此。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正式迁都辽阳。迁都辽阳后，辽阳还叫辽阳，沈阳改名为盛京。紧接着，努尔哈赤便将大福晋佟佳氏以及诸妃等都接到辽阳，并居住在都司衙门。辽阳、沈阳失陷后，明朝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同年六月，明朝再一次起用熊廷弼，并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把收拾辽西残局的任务交给了他。看得出来，明廷只是在利用熊廷弼，只有在遇到危机时才会想起熊廷弼。可是熊廷弼依然不计前嫌，针对辽东的形势，熊廷弼依然坚持几年前的防御方针，并提出“三方布置策”，即“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也就是说，他在加强广宁防御、稳住河西的同时，再一步步向东推进。
其实在熊廷弼到任前，明朝又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驻守广宁一带。广宁是明代辽东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是辽阳通往山海关的咽喉要地。辽、沈失陷后，明朝辽东巡抚便移署驻此。说起王化贞这个人，他明明不懂军事，却一再轻视后金，一心只想着进攻，从不顾忌后果。此后，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因为意见不一，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但是，王化贞仗着手握实权，控制着辽西的十余万明军，所以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熊廷弼虽有经略之名，手中却仅仅只有五千兵将。王化贞不仅手握实权，还得到朝中重臣的暗中支持；而熊廷弼却恰恰相反，虽然一身本领，却屡次受排挤，始终不能出人头地。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王化贞有矛盾。王化贞向来疏于防守，努尔哈赤便乘虚而入，发兵渡辽河而西，进攻广宁。努尔哈赤首先率兵围攻广宁前哨西平堡，熊廷弼、王化贞二人急忙撤另外两个前哨镇武堡、闾阳驿之军，并由广宁再派兵，三路前往支援。王化贞有一个心腹大将名叫孙得功，他早就有投降后金的想法，只是没敢说出来。当努尔哈赤分兵迎敌，两军刚一交战时，孙得功便率先逃跑，大呼兵败；明军一听，顿时阵脚大乱，四面溃散，三万援军很快就被全歼。
当时的西平守将殊死抵抗，然而“众不敌寡”，最终还是被后金攻克。孙得功奔回广宁后，王化贞仍然委以守城重任。孙得功大呼军民早剃发归顺后金，并命其党羽封府库以待，一城哄然，争夺门走。王化贞茫然不知，幸好被参将江朝栋所救，才狼狈逃出了广宁城，进入山海关。就这样，数十万辽西难民相随入关，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努尔哈赤在孙得功等降将的迎接下，顺利进入了广宁。随后，熊廷弼兵败被斩，王化贞下狱论死。接着，后金又连陷四十余城，占领了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可以说，广宁一失，明朝全辽尽失。
同年三月，努尔哈赤觉得辽阳城年久倾圮，于是决定在城东太子河畔兴建新城，并修筑宫殿、衙署，称为东京（在今辽宁辽阳市东京陵镇新城村）。四月，新城尚未正式完竣，心急的努尔哈赤等不及完工，便迁入居住。直至天命八年（1623年），东京城终于竣工。这时候，努尔哈赤才将其祖父（景祖）、父亲（显祖）的遗骨移葬于城北，也预示着努尔哈赤想要把东京城作为永久的都城。
在顺利夺取辽、沈的基础上，于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又决定迁都沈阳。这一决定刚被宣布，就立即遭到了诸贝勒大臣的反对。为了说服朝中大臣，努尔哈赤认真分析了沈阳的地理、交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重要地位，他说：“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素护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
在努尔哈赤的耐心讲述下，诸贝勒、大臣仍然想不通，迟迟不肯答应。两天后，努尔哈赤便不顾贝勒大臣的异议，决然迁都沈阳，并开始兴建宫阙。从此以后，沈阳便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
宁远战败，郁郁而终
当广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明廷立即呈现出一片慌乱。大臣们纷纷提出见解：有人主张在山海关外抵抗后金，有人主张退守关内。到底应该如何决策，大臣们商议许久也未能做出决定。在这样的情形下，明廷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把挽救辽东危局的任务交给了他。此外，明廷还指派了一个叫王在晋的人担任辽东经略一职。作为辽东的指挥使，他却胆小怕事，不敢带头出战，反而以缩短战线为借口，准备放弃关外那片土地，退守山海关内。王在晋的这个提议很快就遭到他的部下袁崇焕的激烈反对。
袁崇焕是明朝的一位大将，这个人不仅志向远大，而且有勇有谋。他十分关心军事，一有闲暇时间，就和那些年老的退伍官兵们聚在一起，谈论边防的事情，并向他们询问塞上的山川形势。天启二年（1622年），大明朝廷提拔袁崇焕为兵部主事，任职没多久，广宁便陷落，朝廷陷入一片慌乱。正当大臣们议论纷纷时，袁崇焕却只身一人骑着马，前往山海关内外明察暗访了一番，回来以后便如实地向朝廷报告了山海关的形势，并且自告奋勇，要求朝廷给他兵马和粮草，前去辽东担任防守这一重任。袁崇焕认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坚守关外，以捍卫关内。他的主张很快就得到前往山海关视察的明朝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没过多久，明廷便任用孙承宗取代王在晋。此后，孙承宗又命袁崇焕与副总兵满桂领兵万余驻守宁远。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大军20万，征讨大明，发动了明金之间的第四次大战。正月十六，后金军抵达东昌堡；正月十七，西渡辽河，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正月二十三，顺利抵达宁远城郊。努尔哈赤率领军队在距离宁远城5公里处安营扎寨，将宁远重重包围。当时，宁远城中的守军只有一万人，孤零零地被悬在关外，与外界中断了联系。而此时的袁崇焕，并没有被后金军的优势和兵力所吓倒。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等商议，并集合城中全体将士，誓死守城。
袁崇焕还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组织军民共同守城。袁崇焕在将士面前刺血为书，一是为了激励将士们的士气，二是为了表守城的决心。将士们被袁崇焕的行为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同宁远城共存亡。不仅如此，袁崇焕还给前屯和山海关的守将们发出了一封紧急公文，以提醒他们凡是逃跑到那里的官兵都要统统斩首，此举就是为了惩戒那些临阵脱逃的怕死鬼。为了能够万众一心，袁崇焕可谓是颇花了一番心思。袁崇焕采取了这一系列果断措施，的确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实效，全城军民都决心各守岗位、严阵以待、奋勇杀敌。袁崇焕也坚决表示：“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决不离开宁远一步。”
正月二十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后金军对宁远城进行了一场猛烈的攻击，而宁远军民也一直浴血奋战，没有任何松懈。眼看久攻不下，努尔哈赤想要速战速决，便立即命令军士用盾牌和板车作为掩护，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见此状，顾不得危险，决定亲自指挥明军，张弓射箭，发射各种火器，狠狠回击后金军。这场战斗十分激烈，似乎比萨尔浒战争的规模还要大，只见城上的箭和炮石，如同雨点一样，频频被发射出去。此时的后金军似乎有点顶不住了，被打死、打伤的很多。努尔哈赤终于按捺不住了，于是决定亲自监督作战，并企图凿城而入。
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后金军一个个坚决而顽强，头上顶着挡箭牌，冒着密集的箭石火器，身上背着攻城的器械，每前进一步都是十分不易。眼见着前队倒下，后队便会随之跟上来。此时的明军呢？虽然一个个奋勇杀敌，但是城中的炮石火器毕竟没有想象中那么充裕。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袁崇焕认为，速战速决方能取胜。于是，他想趁着后金军没有缓过劲儿来，再一次向后金军开炮轰击。只听见嘭嘭不断的炮声响起，一股烟火腾空而起；就在炮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后金军血肉四溅，一个个倒在了地上。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昏黑，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被暂时打退了。在硝烟弥漫中，努尔哈赤率领剩余的后金军返回到了军营。
正月二十五，努尔哈赤不肯作罢，又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再战。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将士们活着回来，努尔哈赤做足了准备。他命令将士们个个身披铠甲，头顶盾牌，向明军再一次发起了强大攻势。殊不知，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战。战马上的努尔哈赤，虽然已经年过六十，但是他的威风凛凛依然不减当年。这一次，后金军与明军激战了一整天，各自都在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在此期间，后金军尝试了各种攻城的办法，却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而明军也竭尽全力来防守，明军深知，防守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后金军的箭矢从未停止，像飞蝗般越过城墙。很快，大队人马也随着跟了上来。明军的其他将领们看到后金军离他们越来越近了，提醒袁崇焕赶快下令发炮还击。而袁崇焕却摇了摇头，似乎在等待时机。后金军继续向前移动，企图凿城入内。袁崇焕却不慌不忙，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后金军。等到后金军蜂拥到距离他更近的地方，他才大声命令：“开炮！”霎时间，炮声震天响地，大批后金军又纷纷倒了下去。那些不幸被打中的，慢慢平躺在地上；那些侥幸没有被打中的，急忙起身逃命。你冲我撞，你推我搡，互相践踏；顿时间，整个后金队伍一片大乱。
努尔哈赤在激战的过程中，也受了重伤，后金军随之溃散。努尔哈赤这才意识到，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任何精力继续组织军队攻城了。在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退兵。而勇猛的袁崇焕哪能轻易放过努尔哈赤，他看后金军有撤退之势，于是乘势领兵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30里，歼灭后金军1万多人，这才得胜回城。疲惫的努尔哈赤命令后金军的残兵败将，退到了距离沈阳40里的瑷阳堡，这才停下脚步歇息。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初九，努尔哈赤才带领剩余的将士回到了沈阳。宁远之战，以明军胜利、后金军大败而结束。宁远之战，是努尔哈赤用兵四十多年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努尔哈赤征战生涯中唯一未能攻克之城。
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在沈阳去世，时年68岁。有人说，他是因宁远战败，最后郁郁而终；也有人说，他是因为战争中受了重伤，医治无效而死；也有人说，他是因为身患疾病而去世。不管他是怎样去世的，在他的身后，后金政权里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充满血雨腥风。最后，还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成为了这场夺位斗争的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