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鲁迅在日本

鲁迅生在中国旧式士大夫家庭里。在他十三岁以前，他的家庭是“小康人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个进士。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因故下狱，同时他的父亲生了重病，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呐喊》自序里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用了他所清楚记得的两样店铺的柜台给我们画了一个形象，说实在话，在旧日社会里有三件事城市里的小孩子不懂，即是药铺与当铺，再便是监狱。而鲁迅当时大约都经验过了。我们已经知道，鲁迅爱画画儿，曾把《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描了一大本，这一大本，在那同一篇文章里他说：“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这无疑是出入于质铺和药店的时候。在他父亲故去之后，他在《朝花夕拾》里的一篇《琐记》里说：“我其时觉得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他并说这时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变卖了。他并说这时他对城里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可见他受的刺激之深。就在这时，他十八岁，他的母亲为他筹了八元旅费由他到南京去投考不要学费的学校，他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那时读书人还认为科举应试是正路，进学校叫作“学洋务”，是被人瞧不起的。而鲁迅争取着走新的路。他在水师学堂学了一年，《琐记》里说，“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可也。只得走开。”第二年他改入仍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进这学堂的第二年，“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这时，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所谓“新学”对鲁迅的鼓舞了，在《琐记》里有这样的文章：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这文章是在吃辣椒看《天演论》后二十六七年写的，鲁迅还是情不自禁，写得多么喜悦，我们可以看出青年鲁迅当时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呵！星期日跑去买了本《天演论》来，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的问题都提出了，鲁迅这时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定是感到天翻地覆，他一定是用了新的方法去思考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他那里有了萌芽。他从始就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同康有为等当时的“新党”不同，他同情康有为、严复，是对他们的进步性共鸣，康、严都是毛主席说的“先进的中国人”，都曾经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鲁迅在后来的文章里对康有为总没有说过坏话，就是在写《花边文学》的时候还是同情他。在别人批评严复的翻译时，鲁迅又极力替严复辩护。他掌握了历史观点，同毛主席是不谋而合。

鲁迅一八九八年到南京，一九〇一年在矿路学堂毕业，一九〇二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在南京四年之中，有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变法”，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斗争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这些事故对他的爱国思想起了多大的刺激，我们可想而知，他也就决定了他自己救国的道路，他的道路可以说是向日本人学习的。如他自己在《自叙传略》上所说，他在南京本来是学开矿的，“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这就表示青年鲁迅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学日本维新。“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毛主席这样形容那时人们的心理，鲁迅正是如此。在选择维新的道路上，鲁迅同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先是他决意学医，二年之后又决意学文学，在当时很少有同调的。在他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他说那里“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他总有着较一般更为彻底的要求。他的出发点是在于“思想革命”。因为他革命的意识重，爱国的意识重，所以他学一种东西，从来没有单纯技术的要求，不论学医，或者学文学，都是为着救中国。他也同当时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深深怀着民族革命的感情，一九〇三年他在东京送照片给朋友，在照片上面题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这里的“轩辕”是代表汉族，即为了革命（当时的革命要打倒满族所建立的政权）而献身的意思。在他从东京出发往仙台去，经过水户这驿站，他记住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这事在《朝花夕拾》里的《藤野先生》这篇文章里有着记载。一鳞一爪，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怎样的深心呵！他在东京听说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他悲恸已极，他一直不能忘记，到了写《狂人日记》写《药》的时候还要纪念他们！我们去翻《狂人日记》里“徐锡林”的名字罢，《药》里的“夏瑜”就是秋瑾的纪念罢！

他先在仙台学医，二年之后要改学文学，这缘故他自己讲过好几次的。那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在《藤野先生》里面鲁迅这样记着：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是隔了二十多年以后追述的话，他说着“无法可想”，是因为他的矛盾甚深，他还不能从阶级观点看问题，我们在此不做分析。我们只看那时那地，鲁迅以一个中国青年学生，在那一群拍掌欢呼的日本人当中又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他受了多么大的刺激呵！因了这一刺激，他认为中国人“麻木”，他学医的志愿变化了，他认为第一要招是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弃医不学离开仙台到东京去提倡文艺运动。这个变化也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时他能把文艺看得那么重要，“当然要推文艺”。我们于此也可以看出，在他学医的同时，他已经接触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上的革命爱国诗人已经给他以鼓动。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欧洲文学，英国的拜伦、雪莱，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彼得斐，对他都发生了影响。鲁迅实在是一个诗人，不过在文艺形式上他应该向小说方面发展，所以在外国文学之中，他慢慢集中注意于小说，影响他最深的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在他们的作品里，讽刺的笔调，爱国的热诚，深深地感动了他。五四时期他在创作上的伟大贡献，这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在他这里已经有了新文学的萌芽，即革命的民主的爱国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