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互惠到关系网络

一些事物发生于两人或多人之间，超出了私人之外，于是就可以通过建构两两之间的友好关系纽带，促进相互合作，降低相互破坏带来的风险。

1.关于互惠的简单论述

在经验层面上，互惠性交换就是一个人将一份礼物送给另一个人，通过互送礼物而达到互惠的目的（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2004；陶传进，2005）

互惠现象在各种各样的本土居民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它所起到的真实作用。互惠现象实际上是赠送礼物，人们为什么要把礼物送出去呢？人们在送出去的过程中是不是贪求回报呢？从形式上看，送出礼物并不贪求回报，但是，在这些礼物的背后也存在着某种目的，就是建构一种人际关系。然后再通过这种人际关系，实现人们之间的合作，提供大家所共同需要的集体物品。由此进入得到了我们的主题：通过互惠，实现社区治理的基础。正如福山（转自朱富强，2011）曾指出的，人们出于个人利益而进行社会合作有两条主线：一是亲属选择，二是互惠。

最典型的互惠现象之一可见阎云翔（2000）的研究。作者研究了中国东北下岬村村民之间的“礼物的流动”现象，借此来实现相互间的投桃报李。书中认为，村庄的团结和家庭内部的合作是在实践中通过亲属关系纽带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运作和流动来维持的，村民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已经超出了亲属关系本身而去建立和培育网络，个体通过日常实践中的关系网络动用其人际资源，获取各种社会利益。

2.互惠的治理作用

由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一些事物超出了私人家庭所能解决的范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比如种庄稼时，单家独户都无法完全提供人力、牲畜和工具，人们怎么解决的呢？答案是几家几户进行合作。虽然这个合作对每家每户都有利，但是我们从集体行动难题中知道，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并非容易达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考虑。除此之外，合作起来还有一个合作成本。要形成一个非正式的合作团体，哪怕发生于两户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缺乏传统纽带的黏结，很多对于局部或整体的集体有利的目标通常都无法完成。为了填补这一缺陷，我们便看到一种最简单的关系发生了，即人们都来追求相互之间的友好纽带，据此获得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基础。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首先给你提供一份友好，然后把我的友好储在你那里，下次我就可以把这个友好再取出来，加以利用，也就是我有求于你之时。同理，对方也是在向我的社会信用社中储蓄下某一份友好。双方之间的储值越大，友好纽带也越强大，最终他们之间相互求助之时就越容易合作。这种象征性的比喻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或现代都市社区中仍然能见到：你送给我一碗面条，我送给你一碗水饺，你送给我的时间是今天，而我回报给你也许是一周以后。面条、水饺在过去是好东西，我送给你，表示对你的极大的尊重、极大的友好。我送给你水饺，你可能就把碗留下了，你下次还碗的时候，就还给我一碗面条。一碗水饺与一碗面条价值大致相当，在互惠交换过程中，实际上谁家也没有赚，谁家也没有赔，但是在物质利益之外，双方都收获了一份社会关系的储蓄，促使我和你之间有了某种相对牢靠的友好关系。

接下来这份社会关系就可以发挥社区治理的作用了：它可以促使互惠双方相互合作，实现共同追求的目标；它还可以减少双方的相互防范之心，降低对自家的庄稼、家禽、家畜的看护成本。

这里使用了社会关系储蓄的用语。其含义是，每一个人都在另外一个人那里存着一份人情抵押，人们通过它可以去动用对方的资源与自己合作。对于此，杨联陞（1976：364-365）说，“在中国任何社会还报绝少只是单独的社交交易，通常都是在已经建立个别关系的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一本由来已久的社交收支簿上又加上一笔”。

当然，交换双方在这个过程中也都感受到了真实的友好，感受到了内心的欢喜，而它们是以副产品的形式存在的。

两两关系中最常见的形式，一直以来持续到现在的，就是拜年，这在社会关系比较亲密或社会距离较近的一些家庭之间进行。拜年可以是一声简单的问好，也可以行磕头大礼，对方则给予热情的招待，拿出微笑、糖果、花生甚至烟酒来。拜年可以由关系密切的家庭之间扩展到全村居户。据描述，全村每家的小孩儿全部出动，长辈则在家里招待客人。

有趣的是，拜年不单纯地就是建构友好，其实际机制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两家相互拜年的话，会加强两家的友好关系。在这里，不管一方之前是多么冷漠，多么记仇，在这个环节上都是微笑着的，都是以喜悦的语言相互问候的。如果应该去而没有去，则会被对方记下来。当拜年的活动结束后，每家都会清点谁来过自己家里，如果发现有一家应该来而没有来，他就会认为这家和自己家疏远了，当然接下来就要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或者就是回报以冷漠甚至愤怒。

拜年除了可以使相互关系加强以外，它其实还具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消除既有的冤仇的积累。在这一年的相互生活和生产的关系相处中，难免磕磕绊绊，这个时候冤仇的积累会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但是每一年过年作为旧的一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通过拜年，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友好的微笑过程中把过去的冤仇一笑泯之，当然，如果是很深的冤仇，其实在这里也是具有化解作用的。

以上讨论的都是关系的建构。而红白喜事中的“凑份子”则是典型的对关系的消费。“凑份子”发生于一个家庭中出现红白喜事的场合，我们知道这些场合下都需要相对丰厚的财力才能度过关口，于是就需要大家的帮忙，即所谓的“凑份子”。这一过程看起来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场面，众多家庭都会派代表参与，表面上好似不是两两关系。但其实，如此之众也是建立于两两关系基础上的。表现为：当事人邀请参与人时，对每一家都是单独邀请的，而不是广而告之，愿意来的就来；更重要的是，每一家送的红包或礼物，都代表自家的个性化特征，比如红包里包多少钱，取决于双方相互关系以及同样的往来中对方奉送的钱数。

3.由互惠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特征

互惠为两两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储蓄，所以相互关系状况随着交换双方的相互储蓄值的多少而定。由此所形成的村民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不是普遍的关系。

特殊关系的特点是发生于两两之间，一个村庄有甲、乙、丙三户，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甲和乙、乙和丙以及甲和丙之间的三种特殊关系，三者之间并不相同。每两家之间的特殊关系的建构都是由这两家自己来完成，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地域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建构这三者关系密切。随着这三种建设要素的不同，这两家之间的关系也会不同，因而整个村庄是由各种各样的两两关系构成的。如果抛开血缘关系和居住关系不谈，这个时候人们之间的建构就成为一个最主动、最活跃的要素，人们是通过一种被称为互惠关系的方式来建构的。

特殊关系的本质不在于各两两关系相互之间的不同，而是说对于一个家庭“甲”来说，村庄中的另外两家对于他们家来说含义不同。甲也将依据这种差别来分别对待乙与丙。这可以表现在送礼多少或者走动频繁程度上。这一差别在过去看来是极其正常的，然而，放到现代社会中来看，则会出现一些深层次的扭曲。

比如，现代社会中会更加强调人类的一些共同权益，如尊严、平等、普遍的爱等。在这里，尤其涉及治理问题时，特殊关系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因为它会限制住合作的规模，无法将更普遍的人群纳入信任的范围。

特殊关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位卖肉的人会因为买肉方是自己的熟人或陌生人，而采取不同的策略：一种情形会是高高地称着，另一种情形则可能会缺斤少两。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宗族关系特征以及隐含着的自我利益中心主义，特殊关系的最终归宿还是进入了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模式之中：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一波又一波的亲疏远近关系的差序格局，即传统社会并不存在现代社会普遍的公共道德，只存在人与人之间特殊的“私德”，这“私德”连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链上，束缚着人与人的情感与行为。

费孝通（2007）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是这样描述我们的亲属关系的：通过生育和婚姻关系而结成了一个网络，该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往外延伸，就如同在水面丢了一块石头而形成的同心圆波纹，其他人与自己的关系由近及远扩展出去。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在这种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身上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4.由互惠而形成的村庄社会格局

现在沿着最基本的互惠往下延伸，由两两的互惠关系延伸到村庄整体层面。如果我们把两两互惠关系理解成一个整体渔网上的两个网结之间的连接的话，那么无数个这种连接就构成了村庄的整体网络，这个整体网络实际上是由两两关系构成的，是由特殊性的关系构成的。

有意思的是“网结”的数量，如果一个村庄中有3家，那么，网结的数量是3；10个人的话，网结关系的数量用排列组合的形式来算，就是10×9÷2，是45种关系；如果是200家的话，则是200×199÷2，是19900种关系。于是，当一个村庄有200户人居住的时候，一个偌大的关系网络便编结出来，特殊关系两两之间作为一个单元，最终形成了一个近乎于2万个编结的纽带。当然，我们并不指望村庄中所有的两家之间都有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200户的村庄形成一个任何两家之间都肯定熟悉的关系并不是个难事。可见传统村庄里，社会关系的纽带可以何等的“树大根深”！对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这是一件幸事，而对于现代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来说，这又是何等的可怕。一切皆存在于这样一种基本的社会事实中。

整体网络是由无穷网结组成的，这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我们形容为一个关系网，也形容为一个特殊关系。正是因为特殊关系，所以这个大网中任何一个网结受到破坏都不会影响整体这个大网。在一个200户的村庄中，张家和李家的关系可能闹僵了，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网结断裂了，但是整体的网仍然是存在的，仍然是成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几乎没有遭到丝毫的破坏。张家可能和李家以及李家的几个近亲关系异常，而李家和张家的几个近亲也关系异常，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整体村庄中的嵌入。

5.借助互惠解决村庄整体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难题

两两关系可以解决邻里之间的合作问题，几个两两关系凑到一起，可以解决一个小型的合作问题，如小型的红白喜事。以两两关系为起点，最终在全村结成一个整体性的关系网络，则可以解决村庄整体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难题，因而可以提供整体上的公共事务。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村庄和村庄之间发生的水资源的争夺，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人们拿着农具，冲到前头，两个村庄的村民就可以打在一起。在危险面前，人们甚至会奋不顾身，而不是退缩。这是一个与现代集体行动难题形成鲜明对比的场景，与经济人假设下产生集体行动困境有着本质的区别。

于是，我们看到一幅非常荒谬的对比画面，经济人假设把人假设成自私的偏好“搭便车”的个体，然而在这种村庄的关系大网中，人们却摆脱了这种狭隘与自私，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局面。在这种传统社会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具有的现代意义上的信任和公民素质，没有看到任何现代参与的能力与意识，但是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彻底否定了理性的自我利益追求者这样一种假设。

6.互惠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最后我们再讨论互惠关系中的这样一个话题：互惠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答案是：借助于时间，正是时间让那些善于合作的人们最终受益；而一个群体中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对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那么这里面的人都终将受害。

使用计算机对囚徒博弈进行模拟可以获得答案。其操作方式是，通过编程，让一群初始者进入囚徒博弈的运作中，重复进行无数次的博弈，并且博弈对象并不限于一个特定的对象。这些初始者被假定为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结果发现，如果能够对博弈者的博弈行为加以“标志”，知道他上次采取的是什么行为，那么当博弈次数足够多时，最终获益最大的是那些采取“一报还一报”策略的人。“一报还一报”是指博弈者不管与谁相遇，第一次都采取合作行为，当第二次与对方相遇时，他采取的策略就是对方在上一次博弈中的策略，即对手合作他也合作，对手背叛他也背叛（Axelrod，1986：1095-1111）。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研究是沃塔纳波与亚马吉什的计算机模拟（Hruschka and Henrich，2006：1-15；Mosler and Brucks，2003：119-133）。在他们的计算机程序中，“博弈者”被编程为不同的博弈策略使用者，使用的策略包括无条件合作、一报还一报等，然后这些博弈者被随机地置于各种地理位置上，使用他们各自的策略去自由地与其他人进行一对一的博弈。博弈者与每一个被选择的对象博弈一次，每次博弈中他有两种选择：送给伙伴一分（与伙伴合作）或者从伙伴那里拿走一分（背叛伙伴）。如果他选择的是前者，伙伴将获得2分，如果他选择的是后者，伙伴将失去2分。当积攒够一定的分数后，一个行动者就产生一个“后代”；当他失去了全部预先给定的分数后，则将死亡。因而，每一个博弈者都愿意接近那些选择与他人合作的伙伴，而远离那些倾向于背叛的伙伴。在经历了170万次的博弈之后，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博弈群落，那就是一报还一报者。那些只想从一次博弈中受益而唯一地选择背叛的个体，最终找不到合作伙伴，而另外一些比他们还短命的博弈者已经被淘汰掉。

这说明，即使是一群自私自利者，只要他们在相互的生存中需要发生合作关系，他们长时间的共处也会采取一种互惠的策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最终的生存者。所以，同样是自私，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等级，第一个是能够通过互惠来解决自私的局限性；第二个则是赤裸裸的自私，其中的人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中遭受损害。

而至于人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这种策略，则是另一个话题。每一个出生于一个特定社区内的人，最有可能是通过该社区的文化而进入该行为模式中的人，他不需要通过自己的理性计算，更不需要亲身经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然后，在这一文化模式下，他的合作行为会不断得到强化，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合作意向，解决双方都亟须的合作物品的提供问题。

7.“人情”≠感情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人情，人情是我们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人情的正面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但是它与我们现代社会所强调的感情并不相同，它具有感情的成分，不同于理性，而且又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友好的关系。同时它又与现在的这种亲情、爱情、友情完全不同。它最接近于友情，但是又很不同于友情，不同在于它是工具性的，类似于社会资本，它的目的是为了在人和人之间结成纽带，以便实现相互之间的、小群体范围内的以及整个村庄里的一个公共事务的治理。因而，人情的实质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储蓄，它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建构。社会关系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因而在英文中是翻译成汉语拼音的全拼的“关系”的那种情形，它并不同于relationship，并不同于人和人之间的关联、一般的关系。一般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这里是指一种储蓄、一种存款、一种既有的成果或战利品。

翟学伟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将人情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某人在遇到危难的紧急关头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这在人情交往中属于“恩情”的范畴。另一种是比较有目的的人情投资，通常叫“送人情”，“送人情”导致接受的一方有亏欠或愧疚感（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讲的“不好意思”），双方构成一种“人情债”关系，结果在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不得不按对方的要求回报。第三种是一般性的礼尚往来，也就是有来有往的互相走动、请客或过节时的送礼行为，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最终会在“给面子”中实现交换（翟学伟，2004：48-57）。其中第二、第三种方式，正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社会关系的储蓄。

黄光国、胡先缙等（2004）则将人情划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人情是指个人遭遇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第二，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在中国社会里，别人有喜事，我赠送礼物；别人有急难，我给予实质的帮助。这时，我便是“做人情”给对方。对方接受了我的礼物或帮助，便欠了我的人情。此处所谓人情，指的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易的“资源”。

第三，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人情的社会规范主要包含两大类的社会行为：首先，在平常时候，个人应当用馈赠礼物、互相问候、拜会访问等方式与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保持联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来有往，亲眷不冷场”，斯之谓也。其次，当关系网内的某一个人遭遇到贫病困厄或生活上遇到重大的难题时，其他人应当有“不忍人之心”，同情他，体谅他，并尽力帮助他，“做人情”给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其蕴含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诸如此类儒家所谓的“恕道”，都是这个意思。“受人点滴之恩，须当涌泉以报”，对方受了别人恩惠，欠了别人人情，也应当时时想办法回报。这样的社会规范，构成了本书指称的人情法则。

不同人的不同分法，都在表明人情的那个本原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