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声望

1.社会声望及其治理作用

先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开始。在社区中一些事务发生于社区的整体层面，靠家庭之间的两两关系难以解决，除非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社区关系网络。但是除了社区关系网络以外，在整体层面上还有另外一份制约力量来实现整体性的治理功能。

首先看一下哪些事务发生于社区的整体层面。可以看到，一个村庄去和另外一个村庄争抢水资源，或者一个社区内部要修建水库，或者一个社区内部要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秩序以及传统道德的维护，这一切都是一个整体性的公共事务，需要在整体层面上有一份更强大的力量来实现治理作用。社会声望在这个时候出场了。

社会声望和互惠不同，它不是发生在两两个体之间，而是发生于整体和个人之间，是整体对个人附加的得分。当然，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整体，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所有人组成的总体对一个人来评价，社会声望实际上也是通过每一个单独个体的评价、个体的感受、不同的人的闲言碎语来表达的。甲的行为可能被乙看到了，乙就可以在社区中对他加以褒扬或者贬损，因而甲的声誉就因为乙向整个村庄传播，村庄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都可以继续来强化这份评价，最后形成在村庄整体层面上的一份“评语”，因而就产生了声望对一个人的特定的作用。对于原初的行动者甲来说，如果他的行为是负面的，这个作用就是一个压力；如果他的行为是积极的，这个作用就是一份动力。因而我们实质上已经看到了社会声望是什么。毫不奇怪，一些研究（Nowak and Sigmund，2005：1291-1298；Nowak，2006：1560-1563；Milinski，Semmann，and Krambeck，2002：424-426）已经揭示了声望对于自利者的社会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

2.社会声望如何起作用

这里由“印象分”这个概念开始。而对印象分概念的理解最好是从一种叫作鹛（Babblers）的鸟类行为开始。

一个研究观察到，该鸟类会在一个群体中争着为其他鸟类喂食，而且是地位高的提供给地位低的食物，且拒绝对方的提供。群体选择、亲族选择与互惠都解释不了这一现象。最终，作者认为，那些采取这种做法的鸟类会在群体地位上获得益处，从而得到更多的繁殖机会（Scheid et al.2008：1701-1707；Lazaro-Perea et al.2004：627-636）。

这使我们想到了印象分（image score）、社会声望的概念。一个个体会因为自己的良好行为，而获得来自其他个体赋予的印象分，反之则会失分。许多相关的研究揭示：在人际相处中对他人给予支持的人能够获得一个高印象分（Nowak and Sigmund，2005：1291-1298；Ohtsuki，Hauert，and Lieberman，2006：502-505），或者获得良好的声誉（Hutton，Goodman，and Alexander，2001：247-261；Musteen，Datta，and Kemmerer，2010：498-510）；而人们又愿意帮助那些印象分数高的人（Milinski and Wedekind，2001：140-149；Havlicek and Roberts，2009：497-512）或者拥有良好声誉的人（Hutton et al.2001：247-261）。

回到乡村社会里面，这个印象分实际上是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人们的优劣评价来实现某种约束或促进作用的。当然，这首先需要人们成为一个观察者，能够看到其他人的行为，然后给予印象分的加减；尽管这种行为不是针对自己的，而是针对一个群体的，但仍然能够给予一份自己的评价。在亚历山大（Alexander）的论述中，这些人被称为“有兴趣的观众”，正是他们在起着声誉评定的作用，并且他们据此指导自己未来的伙伴选择以及如何与之进行交往（Bebbington，Larrinaga，and Moneva，2008：337-361）。

而至于人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自觉的“有兴趣的”旁观评价者，陶传进（2002）使用“自然回报”一词予以表达。其含义是，人们的好印象或坏印象是自然产生的，不需要一个理性的、比较的或计算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在这里的意愿是一致性的。

由于印象分或社会声望的如此作用，社会声望机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在上述讨论到的互惠基础上的进一步的交换行为。互惠是两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换，特里弗斯（Trivers）将之定义为“直接互惠”（Milinski，Semmann，and Krambeck，2002：881-883），涉及多人的时候，则是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通过印象分级制或社会声望机制，间接互惠得以实现（Simpson and Willer，2008：37-52）。

所谓间接互惠是指助人者为受助者提供帮助，助人者所得到的报答不是来自受助者，而是被其他助人者帮助的其他受助者（Bebbington，Larrinaga，and Moneva，2008：337-361；Simpson and Willer，2008：37-52）。

最基本的间接互惠关系是：甲给乙一个好处，而并不期待乙给他回报，乙也可能并不真的给他回报，乙有可能是给丙一个回报，而丙在某些时候又给甲一个回报，最终大家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编结的大网，这个网和两两互惠关系不同的是它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特殊关系，而是一种普遍的友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公益的性质，带有一种利他和真正的自愿性质，我不管遇到的是谁，我都对他友好，都对他微笑，都对他进行帮助。而在其内部，仍然是依靠利己关系的印象分或声望机制作中介来完成的。

不论利己还是利他，最终结果是，当大家都持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利益就会重新转了回来，转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受益。因而在这里大家互相帮助的程度会达到很高的水平，集体行动难题、公共事务的治理会很容易得到解决。

印象分，在陶传进（2005）的书里被称为“声望货币”，其道理就在这里。也可以将此理解为一个人和一个集体之间的交换，是该人和社区整体之间的交换。当从直接互惠发展到间接互惠时，对合作的个体强化就被团体强化所取代（Nowak and Sigmund，2005：1291-1298；Stutzer and Lalive，2004：696-719）。

通过交换，一个人获得正值的或者负值的声望货币。负值即为失去，如果失去的太多，一个人的声誉将不断丢失，最终变成一个为人所不齿的人，在乡村中人们特别担心最后成为后者。

正值的货币获得的越多，这个人在村中的声望将越好，他也将成为一个具有特定社会地位的人。现代社会学的分层中，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分层维度，第一个是权力，第二个是金钱，第三个就是社会声望。声望在这里像权力和金钱一样，它意味着一定的社会资源、一定的自己的社会资产，随着它的增高，你的社会地位增加，随着它的减少，你的地位减少。

3.社会声望背后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讨论的中国乡村社会，其中很少存在宗教信仰；不仅如此，即使是中国的官方价值体系，例如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体系，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基础。于是，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传统乡村里，声望背后通常没有一个综合性的道德体系，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没有一个价值信仰的绝高点来牵引。

那么，它背后的标准来自哪里呢？

梁漱溟（2011）认为，西洋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法律，中国过去的社会秩序就是通过礼俗、教化、自力来维持的。沿此寻找，可以找到乡村的社区规范，找到不成文的乡俗民约，这是在人们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这与现在通过教科书，通过媒体宣传，通过一个特定的组织体系来倡导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这样的追根溯源的工作中，我们还可以发掘出乡村文化传承、乡村道德规范体系以及乡村教育的特殊作用。只是这些文化性的成分，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声望来起作用。

那么，这些不成文的规范，它们又是依据什么而成为其如此的面目的呢？可以从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找到一个重要的答案。从其功能的角度看，那些有助于维护社区公共秩序、提供公共助益的行为，符合社区的规范礼俗的，都会通过声望体系而受到褒扬。例如，仗义、守信、忠诚等品质，就属于此列。相反的品质，则会受到声望体系的负面压力。

在朱晓阳（2003）的《罪过与惩罚》一书中，村落规范的形成与国家法律规则有共同的传统时间和传统地位，但村落规范对他们发挥的效力和约束力要更加巨大。而村落规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集体对那些对村子产生不利的或有害的行为个人进行惩罚，这种惩罚往往从全村人对有罪过的人的孤立、舆论、排斥和人格上的咒骂开始，进而使这些有罪过的人产生“耻”和觉得“丢脸”。这样的村落规范有时可以使这些“冒犯的人”产生罪恶感直至他们能自觉地接受村落对他们的惩罚。

所以，无形当中形成的规范大多属于在村民互相监督的情况下被维护的。每一个村民都为了个人和个人家庭的尊严而竭尽全力使行为作风表现好或不出差错，避免其他村民对自己和家庭的嘲笑和冷落（朱晓阳，2003；吕卓文，2010）。

在上一部分讨论社会声望发挥作用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存在精致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本来借助于生命科学领域里的探索来解释社会道德形成与维持问题。而在这里，我们将之与社区里的道德、规范、礼俗以及教育等问题关联起来。

但也不限于此，有些品质虽然只是对于单个家庭有益，与解决公共事务无关，也很有可能成为人们的欣赏对象。例如，孝敬父母、勤俭持家等等。

因此在这里，社会声望背后的作用是一个体系化的功能性的依据，它具有特定的治理与生存发展的功能。但是分量总显得不足，它不能为人们提供价值，而只是提供功能，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规则体系，它只是一个零零散散的，相互之间不会构成体系的，与人的生存价值、与人的终极价值无关的这么一套东西。

4.社会声望：一份人对人施加的压力

通过声望的形式来维护社区道德规范，的确是一个最不简单的社会文化演化的产物。

从积极的视角上看，一个人的所有好的品质与成就，可以通过他人传诵的方式而为更多的人所欣赏；不良行为则可以通过声望通道，被人们赋予负值，成为人们引以为戒的对象。

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可能：乡村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份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内心，他们对那些好的行为是有一种真心的欣赏，对那些成功者是有一份真正的欣赏，于是就可以通过一个目击者把这种行为记载下来，传播出去，让自己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且看这样一个故事：

纳西族著名人士和万宝先生曾讲道，过去他的村子里有个在方圆几十里很有势力、手下“弟兄”众多、一呼百诺、人称“和大哥”的帮会头目。有一次，此人在山上不小心引发了一场小火灾，烧毁了一些树，在他扑灭了火之后，惶恐愧疚地从山上回家，一路上见到每一个村民都下跪磕头，一直磕到村里，表示对他造成火灾的负疚悔罪心情（杨福泉，2000）。

在这里，与一呼百应的势力相比，行为人显然更在意村民的口碑。

不仅如此，而且这种人人监督、人人传诵的方式，甚至与现代的最先进的监管手段相比，都并不落后。而且由于不管是行为者还是传诵者，大家都是真正的在意，而不是知道了但无动于衷，所以，它还拥有自己的特长。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从中性甚至消极的角度来看待声望的作用。波兰学界就用okolica（译为“周围环境”、社区）来描绘这种传统的乡村共同体，认为乡村的群体秩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闲言碎语”来维系的。这便是在说明，声望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只是一些“街谈巷议”“闲言碎语”而已。

5.面子：传统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尊严”

又到了“面子”这个词。“面子”是研究本土心理学所特别强调的一个词。一个人做了好事情，被他人颂扬，我们就说这个人有了“面子”。一个人做了丢人的事情，被他人所贬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丢了“面子”。因而，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社会声望完全取决于他人对你的评价，他人对你的给予与剥夺，“丢人”就是在他人面前丢了你自己，而争光则是他人认为你自己获得了某种荣耀，因而一个人将生活在他人的世界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力量有多么强大。

翟学伟（2004）对面子的解释是：面子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他认为，中国人所谓的面子在起源上同“脸”“面目”“颜”等用语密切相关，这类用语指一个个体在其社会交往圈内所展示的形象类型及其程度，这种类型及其程度受儒家道德和日常礼仪标准的检验。根据检验的结果，可以搭配成“要脸”“争脸（争光、争气）”“丢脸（丢丑）”“无脸见人”“厚颜无耻”“不要脸”等。这就说明，当一个个体在他所表现的形象上达到了道德或礼的规范标准时，他就会被与他交往的人看得起，受到尊敬、赞誉或特别优待，反之则被瞧不起，遭到冷落或被唾弃，这就是所谓的有没有面子。

从中既能看出面子的实质就是社会声望，又能看出，在作者这里，声望背后的社会准则是儒家的道德和日常礼仪标准。

中国传统社会心理中对于面子的强调，还可以间接地见于国外学者的观察中，如布迪厄谈道：“从我读到的关于中国的著述中，那些有关‘荣耀’、‘面子’等各类声望意识，让我觉得‘象征资本’不仅存在于中国社会，而且十分重要。”（转自张静、于硕，199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