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籍作伪和辨伪

中国明代的文献学大师胡应麟在《四部正讹》的引言中认为,中国的赝书始于西汉。因为此时“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清末龚自珍则另有其说,在《家塾策问二》中说:“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战国时人,依托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后来的著名学者对上述看法是极表赞同的。孙钦善在《古代辨伪学概说》还进一步认为,中国伪书的出现从战国仍可上溯。《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为“良史”,“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这些古书在当时恐怕即是伪托之作。作伪与辨伪与文献作品的成书与流传大致是相伴随行的。先秦是我国传世古籍中经籍文献和诸子文献的成书时期,当时这两类文献皆有作伪与辨伪的问题。[30]孔子是中国古代文献编辑整理的祖师,先秦的好几种重要文献,他都进行过整理。孔子在学术活动中的思想方法上的“信而好古”、“多闻阙疑”、“择其善者而从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孔子的平时学风和创作作风。孟子也是辨伪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理念,对后世疑古辨伪学者具有很大影响。他所说的书,是指《尚书》。在《孟子·尽心下》有谓“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佚篇《尚书·成武》是写武王伐纣,诉诸武力,发生流血,导致血流漂杵。孟子从儒家的仁政、王道思想出发,认为对周武王的这些记载不可信,和他心目中的“圣王”偶像差距太大,于是进行怀疑。于是后来又有《荀子·议兵》中“武王伐纣,兵不血刃”的歪曲说法。可见,儒家的辨伪是片面的,他们在辨伪的同时,又在作伪。

墨家的《墨子》书中不仅屡次提到诗书礼乐,还多处引《夏书》、《殷书》、《周书》、《泰誓》、《禹誓》、《汤说》、《周礼》。可知墨子和孔子一样,也依托先王,以传己说。只是儒家要宣传儒家学说,墨家要宣扬他们的“兼爱”和“非攻”等主张。

对于儒墨的托古作伪,韩非子有所辨识。《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这里用了参验事实的辨伪方法,很值得重视。总的看来,先秦的辨伪学还处在草创阶段,以辨伪说为主,且多与学派之间的争论相关连。[31]

正如本书绪论所言,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政治上不能统一。具有文字作品创作能力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形成一个个的派系,出现所谓“诸子百家”,依附某个国家和政治势力,或者是游刃于各个国家和政治势力之间。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具有治理国家的学说主张,这些学说主张的载体就是诸子百家著作。实力较大的儒家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越古老的学说,越有价值,可信度越强。于是各派互相传染,儒家学说托之于周公,农家托之于神农,道家托之于黄帝。这一著作风气,不仅是著作文献署名不实的问题,即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著作自己不署名,而是假托前人和权威,把自己创作的著作作品署上前人权威的名字。这一做法同时带来了更多问题。如果所创作的著作是货真价实的话,还情有可原。假如是粗制滥造,岂不坏了别人的名声?再者,署名不实的作品,一是作者名称有假,二是作品内容反映的时代背景有假,等等,这会给读者带来很多误解和不便。这也是后来对著作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理由。因此,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假托署名(假如用现代版权观念来看,是假冒侵权)问题。把自己的学说主张,假托前人权威,不仅不符合实际,也不一定符合人家的意愿,更有可能误导后人。这也是当时出现的伪书的一种,即假冒伪托之作。当然,伪书的情况很复杂。还有的把别人的创作,通过抄袭、剽窃等手段,伪装成自己的创作,等等情况。在百家争鸣大的社会环境下,书籍造伪的情况很多,很复杂。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不一而足。有造伪,就有辨伪。只是当时的辨伪学者,都是站在自己的学派来辨识他人伪书作品的,其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先秦时期,是中国古籍经典产生的源头。春秋战国是古籍作伪的源头,也是古籍辨伪的源头。但是,春秋战国的作伪在先,辨伪在后,而且,春秋战国的辨伪大大落后于作伪。还有,中国后世辨伪的客体,大都指向了先秦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