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古籍著作作伪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号称秦始皇。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整齐教化，稳定政权，实行了“焚书坑儒”。先秦流传下来的古书典籍，很大一部分遭到了焚烧和禁毁。汉朝建立，承袭秦制，出于政治的需要，学者便把秦代的制度思想追溯到战国。为了托古立说，于是便有了搜访古书，便有了古籍造伪。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那样：
战国之世，百家争鸣，皆欲以己说易天下，为欲起人信念，必求证于古人；然彼时社会已与古代截然异致，势不得不强古人以就我，而古史于是乎多歧。《六经》本古史料也，儒者守之，亦以不胜时代潮流之压迫，有意无意间率取众说以入于经，而书中制度与思想之层次遂乱。加以所有古书无不为汉人所写定，亦什九有汉人之注解，其开山辟径之功自不可没，且其所说典章、文物、语言，以其时代之接近两周，实有其正确之一面，徒以始基之时尚未能有严密之方法以从事客观整理，故或随情下断，或立异求胜，或墨守宗派，或滥作调人，或缴绕文字，或推演礼制，或误为分合，或作伪羼厕，在此种种轇轕纷纭之下，于是古籍与古代史实常不相应。[11]
在顾颉刚先生看来，中国古典作品的伪作主要是在战国、秦、汉之间形成的。当时的学者或者出于政治目的托古立说而故意造伪，或者是古籍整理者因缺乏历史观念而无意造成伪作。作伪的背景和原因自然多种多样，但是通过“误为分合”、“作伪羼厕”，使得古籍与古代史实不能对应。这也是后世伪作的通病，诸如创作活动中的窜改、假冒、伪托等等，也是版权保护着力打击的行为。战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百家争鸣，什么都创新，然而，“创新”的背后却是“复古”的思想指导。到了秦汉，无论什么制度和思想都会被学者往前追根溯源，会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盘古时代。这样，就逼得“事不师古”的秦始皇也处处追踪古人。汉代承袭秦制，在古籍经典作品方面创新的著作不多，伪托的古书却时有出现。但当时在消化吸收古籍文化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把古代文籍史事弄得一塌糊涂，使得后来学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达到恢复原状的理想。顾颉刚不仅清楚地剖析了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作伪的主要原因，还把伪作品进行分类认识，即有意作伪和无意作伪。
汉代新的统治者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在古书大量散亡的情况下，开始下令征访古籍。同时，对搜访到的古籍进行整理校勘和辨伪的工作，还加以删削、窜改，以便适应新的政治需要。这应该是统治者的有意作伪。在官府征书的奖励政策引诱下，也出现了不少民间伪书。
一 《荀子》中《大略篇》的作伪
汉代在官方征访购求古书的奖励政策引诱下，古书出现了很多。有的是真正的先秦古籍，有的是做过手脚的伪作。其中有无意作伪的古书，更有有意作伪的古书，包括经典著作。如《荀子》诸篇，有的是荀卿自己所著，有的是荀子门人所记的荀子语录。《荀子》中的《大略篇》就是汉朝初期人所伪造。因为《大略篇》中所引的内容，是出于晚出的《公羊传》、《谷梁传》和《大戴礼记》等书。杨倞《荀子注·大略》曰：“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而今人学者金德建（1909～1996）更认为：“《大略篇》作期极迟，决非荀卿所能亲著。否则何能引及晚出之《公羊》、《谷梁》、《大戴礼记》等书乎？惟今本《荀子》为刘向校录之旧，则《大略篇》刘向已见，最迟不得更后于刘向时。当系武、宣之际，传经硕儒，崇尚荀卿者，所托以伪撰矣。”[12]金德建从四个方面考证了《大略篇》是伪作。一是《大略篇》征引《公羊传》。《大略篇》“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这是征引《公羊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公以为能变也。”《公羊传》为汉景帝时胡毋生始著于竹帛，是《大略篇》必伪作于其后。二是《大略篇》征引了《谷梁传》。《大略篇》“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这都是引《谷梁传》隐公八年的文字。又《大略篇》“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唅。”皆引《谷梁传》隐公元年文字。三是《大略篇》征引《大戴礼记》。《大略篇》“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出毕行。”这是引《大戴礼记·虞德篇》文字。还有《大略篇》云：“流言灭之，货色远之，祸之所由生也，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蚤绝之。”“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立，道远日益矣，多智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无益而厚受之，窃也。”“赐予其宫室，犹用庆赏于国家也，忿怒其臣妾，犹用刑罚于万民也。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之以道而勿强。”这都是来自《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的文字。更有《大略篇》“流言止焉，恶言死焉。”这是来自《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文。四是《大略篇》征引《诗传》。《大略篇》：“《国风》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所引《诗传》，今本《毛诗传》、《韩诗外传》均无。在金德建看来，传诗者齐鲁韩毛四家均在汉初，则《大略篇》作于西汉初殆无可疑。[13]金德建考证文字中所说的“引”，实际就是引文，只是那时没有标明出处。《大略篇》征引了多种前人著述，诸如《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诗传》等的文字，而让读者搞不清来路和作者，并以此来糊涂读者，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批评。
二 张霸《尚书百两篇》的作伪
《尚书》作为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从它传世以后就出现真伪的疑问，让中国经典学者研讨了2000年。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五篇与伏生所诵相合，因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会巫盅事起，不得奏上，乃私传其业于生徒，称《尚书》古文之学（《隋书》、《经籍志》）。而先伏生所口授者，缘其写以汉隶，遂反称今文。孔氏所传，既以值巫盅不行，遂有张霸之徒，伪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亦称古文书，而辞义芜鄙，不足取信于世。”[14]鲁迅上述不仅简练地说明了《尚书》古今文之流变，而且还强调了张霸造伪之说。
《汉书·儒林传》对张霸作伪的始末缘由有较完整的记载：“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作为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15]张霸的《百两篇》其实是将《尚书》原29篇分割为整整百篇，再将《左传》中的相关内容和《书叙》作为首尾，共102篇。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割裂、改窜和抄袭、拼凑，而且进一步假冒伪托前贤。
实际上，王充的《论衡·正说》篇也指出了这一点：“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此外王充《论衡·佚文》篇对于张霸作伪献书之事，叙述得更为详细，其云：“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霸）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减（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16]可见，汉代书籍造伪也是有罪的。而且，书籍作伪之罪的处罚还比较严重。或许是因为犯了大不敬、欺君之罪，因此按律要判处死刑。汉成帝看张霸还是个人才，起了怜悯之心，不仅没有杀他，还因为他制造的伪书具有文采而加以保留，并没有进行禁毁。但这件事成为中国经学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张霸受到名利的诱惑，制作假冒伪劣著作作品，来欺骗皇帝和读者，却很快露出了马脚，丢官失了面子不说，还险些丢了性命。对于张霸的造作伪经，后世学者也是一直持批判态度的，甚至成为中国经学史上的污点。
三 刘歆对《左传》的作伪
对于汉代刘歆的作伪，当代学者研究极多。较为详细的是杨绪敏的《中国辨伪学史》。[17]刘歆利用皇帝给予他的校书机会，对古书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作伪。被刘歆改篡得最为严重的是《左传》。刘歆得势以后，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遭到诸博士反对。他利用《左传》为古文旧书，“臧于秘府”，外人罕得见，“引传文以解经”，对《左传》原文进行篡改，立即遭到群儒的攻击。《周官》是孝武之时始出的秘而不传之书，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改书名为《周礼》，其中内容也不可避免地被改篡。直到近代，廖平、康有为才揭露并断言《周礼》出于刘歆之伪造。自唐朝以来，就有不少人对左丘明作《左传》提出质疑，并且也能出示刘歆作伪的证据。清代经学家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确认《左传》一书是刘歆作伪之书。更坚决地认为《左传》是刘歆伪作的是康有为。他在其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断言，《左传》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梁启超进一步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强调指出了五个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崔适在《史记探源》中进一步阐述了《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编造而成的伪书的主张：“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明确地认同了“刘歆作伪《左传》”的观点。钱玄同也曾多次撰写文章，着力证明《左传》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二书瓜分为二的。《左传》是否有刘歆作伪问题，一时间在清末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辩。当然也有反对意见。
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有钱穆，他强烈反对“刘歆作伪《左传》”这一观点。他认为：第一，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其父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哪有可能“遍伪群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想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并不可能。第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第三，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王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因此，钱穆认为《左传》作为史书，是非常可信的，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对于刘歆是否作伪《左传》，至今也没有定论。之所以难以得出一致意见，还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学门户之见有关。因为，贯穿中国封建时代始终的经今、古文学问题，一直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刘歆又是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研究经今、古文学的冲突，自然要溯源到刘歆。刘歆以一个青年才俊的学者身份跻身政治舞台。古文经学家认为，刘歆因古籍遭秦火禁挟而残缺，故网罗散佚、收集经传，当誉为“孔学功臣”。而今文学家则认为，刘歆伪造群经、谋篡孔统，以之作为新莽攘窃汉室之工具，乃孔学罪魁。
据《汉书·刘歆传》记载，汉成帝河平年间，刘歆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秘书，发现了许多古文经传。他认为，今文经传由于秦始皇焚书和颁布禁挟之律已经残缺不全，而古文经传相对说来却要完整可靠得多。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28篇多出16篇，《逸礼》较高堂生所传的《礼经》（即《仪礼》）17篇多得39篇，又如《左传》较《公羊》、《谷梁》“信而有征”。于是刘歆抛弃了其今文旧说，转而宗主古文经学。到了汉哀帝建平年间，“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汉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不肯置对。刘歆又想求助于丞相孔光的支持，也遭到了拒绝。于是，刘歆撰《移让太常博士书》，一方面指斥今文经学派“专己守缺、因陋就寡”，一味拘于烦琐不堪的文字训诂，或妄言灾异、滥解谶纬，面对新近出现的古文经学，不仅深闭固拒、不思变革，而且“党同门、妒道真”；另一方面，又反复说明古文经传的出处和它的可靠性。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措辞激切，充满挑战性，因此激起了今文博士们及权臣的怨恨和攻击。大司空师丹对古文经学也十分不满，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其他权臣也对刘歆大加讪谤。刘歆只好请求外任，暂避锋芒，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汉平帝即位，王莽得以把持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包藏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汉书·儒林传》有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密谋诛杀王莽，又因事泄自杀。刘歆作为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经学上很有造诣，更在校勘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是大家。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骨干人物。尤其他又是汉代古文经学的领军人物，为了争取古文经的地位，即便不是《左传》的完全伪造者，不能够“遍伪群经”，但他在《左传》等古籍经典中做些手脚，进行割裂、增删和窜改也是符合实际的。刘歆的经学研究成就是不可忽视的，但他和王莽篡汉合流也是铁的事实。他在古籍经典中做手脚，进行增窜、作伪，也成为后世学者指责的硬伤。汉代的主要学术活动和创作表现在经学方面。虽然出现经今、古文之争，但在创作体例、方法和习惯上，还是要遵守一定规则的。谁要是违背了这种规则，要去作伪，去窜改，去割裂，去删减，去羼入，即便是当时人们看不出来，如果假以时日，还是会露出马脚，会有人毫不客气地去抉发出来的。当然，这种抉发可能会带有政治色彩和学术的门户之见。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古代著作创作活动中，通过这种对作伪的抉发、揭露和批评，会逐步形成一种鄙视作伪，反对剽窃，反对假冒伪托，反对改窜等等相关认识和理念。而这种认识和理念，既是中国古籍辨伪学的思想观念，也是文献学、校勘学的思想观念。而正是这些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有益的观念，又可以为新兴的版权保护观念，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和参考作用。
四 班固“作伪”、“剽窃”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史学是相对发达的学科。以《二十四史》为标志，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历史著作链条。司马迁作《史记》，能够秉笔直书，咸称良史。而对接替其父班彪修撰《汉书》的班固，虽然对其史学贡献多所肯定，但对于班固在史书创作中受金作书和作伪剽窃则责以烦言。
唐代史评家刘知幾云：“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注云：“受金、借米：班生受金，陈寿求米。”[18]不过，关于班固受贿作史和陈寿索财为文，都有学者为之辩诬。其实，早在刘知幾之前，揭发班固受贿写史的有南朝学者刘勰。他在其《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19]刘勰虽然对班固受金修史的真实性没有表示明确意见，但是对史著创作中的掠人之美、征贿鬻笔是持批评态度的。稍后，北朝学者柳虬在谈到汉魏以降史官“密为记注”与史家“密书其事”的弊端时也说：密记密书的结果，是使很多事实无法弄清，“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20]此外，武则天时曾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的刘允济在强调史官职任之重要时也说：“史官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惧，此权顾轻哉？而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21]可见，中国古代史家崇尚秉笔直书，鄙视受贿曲笔。但班固在家乡进行私人著述被捕解京入狱以后，由于班超的解救和皇帝的慧眼识才，班固又因祸得福，进入了朝廷，开始受命继续父业修撰国史《汉书》。而且从此以后，班固成了著作官员，从事的是职务作品创作。或是因为班固的修史，不是一般的史著创作，而是众人瞩目的国史，因此也就不断引起后世史家的关注。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就有“班固盗窃父史”一说。宋人郑樵说：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髙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22]
郑樵这里提出，班固是一个浮华之士，是个不学无术，专事剽窃的浮躁学者。而且还批判班固修史，自髙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史记》；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大量引用贾逵、刘歆的作品。在郑樵眼里，班固在史著创作中，剽窃和资用（引用、使用）他人的文字作品不加以说明，标明出处，是令人难堪和非常耻辱的事情，所以，后世一直有人抉发班固在创作中剽窃作伪，是事出有因的。
后来，更有学者孙景坛著文揭发，[23]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料依据有误，是班固作伪。尤其是支撑此说最主要的根据，董仲舒的五经对策里的所谓《天人三策》，更是班固的伪作。孙景坛认为，班固在《汉书》中，关于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他几乎完全照抄《史记》，如《汉书·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只是将《史记》中的“绌”改成了“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创意：班固横生出了个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即，班固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结束“黄老之治”和实行儒治，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4]对此，孙景坛还提出了三点班固作伪的证据。第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孝武本纪》、《董仲舒传》都没有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进行记载。第二，不独司马迁，西汉中后期、东汉前期的所有学者对此都不曾提及。第三，班固虽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但不能自圆其说。另外，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作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他在董仲舒作伪问题上冰山的一角。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班固作伪是否属实，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为何在此之前对于班固作伪、剽窃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而在后来又不断出现了争论升级呢？这应该是因为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版权观念的不断产生等原因所致。
有研究者[25]认为，创作活动中的剽窃现象，就是产生于汉代。并且认为，汉代以来，关于剽窃就有三种说法。一是剽窃始于东汉班固，其理由主要是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自序》中所说：“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26]郑樵认为班固的《汉书》从高祖至武帝“尽窃”司马迁的《史记》，自昭帝至平帝，则“资于”贾逵和刘歆，诸志之作又为其妹班昭帮他完成。他自己创作的部分是很少的，“掠人之文”，“皆固之作俑也”。认为班固是剽窃的始作俑者。但是也有学者不这样认为。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修史不同于作赋，作赋可以“凭虚”、“翻空”，而修史则须事事有据，是可以采用前代史书的。他批评后世讥讽班固剽窃作伪，是不通史著创作文理之论。现代文献学家张舜徽也举司马迁《史记》大多采用《尚书》、《左传》、《国语》等书为例说：“此皆非剽窃之比也，良以旧事纷繁非可杜撰；必赖前人述造，有所承受。”他们认为这是由历史学著作创作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能说是剽窃。古今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剽窃现象的起源认识上还不一致，尤其是对剽窃的界定还有分歧。但有一点，他们对于创作中的剽窃现象本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学者们关于剽窃争论的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二是认为剽窃始于汉末文士。这主要是援引了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说法：“昔人亦有窃人著作者，蔡邕疏云：‘待诏之士，或窃成文，虚冒姓氏’，是汉末已有此风。”[27]蔡邕是汉末大文学家，他上疏中说汉末有些待诏之士，自己没有学问，剽窃他人现成文章作品，当做自己的文章作品，假冒署名，据此认为剽窃之风始于汉末。但蔡邕没有举出实例，影响不大。三是认为剽窃始于晋代郭象剽窃向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