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秦诸子著作有了署名权问题

曹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古籍编撰史》中认为，诸子著作的署名权似乎不太公平，虽然“诸子著作大多是学派领袖及其门人递相编成，而著作署名权仅仅属于学派领袖，著者署名权成了学派领袖的专利，而门人弟子则被剥夺了著作署名权”。^[16]其实，先秦诸子著作的署名权，恐怕也不是被哪个人剥夺了，有的是自动放弃的。一般地，学派领袖都有较高的威望，弟子们共同编撰出了著作，为了争鸣、竞胜和宣传自己一派的主张，要么假托权威，要么借重古圣先贤和学派领袖署名，不敢也不愿自专署名。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说，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为了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或学术派别，古代士人已注意到作品上的署名问题。他们或是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如《论语》就是孔子的受业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叙的孔子言行录；或是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作为作品的名称，如《老子》、《韩非子》、《孟子》等著述。这种署名方式亦为后世士人所沿袭，它不仅具有区别不同流派著作的功能，而且昭示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主客体关系”。^[17]

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书托古，虽然从形式上看类似现代意义上的著作假冒侵权，实际上著作托古者的动机没有功利主义，只为宣传学说主张。对此，张林川先生认为，春秋战国人著书托古，普遍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即便是圣人孔子，也不得不寄托三王圣世和周初政治，竭力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治世的良方，同时也借助经验建立自己的学说。所以，经验主义导致了托古和借重权威，那些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名义建构某种学说的人，又想使自己的学说被社会所接受，于是写好著作便托名给已逝的权威。”^[18]春秋战国时代人著书，自己不署名，不是不注重署名，而是希望通过变通署名，更进一步增加著作的传播效应。人们有了著作，并有意识地署名，应该是版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