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图书文献的形成方式有了认识
现代版权观念认为，版权保护的是创作的形式和表达。对于中国古代图书文献形成的表达形式的研究，是版权史研究的基础。先秦以降，中国学者将图书文献的形成方式归纳为著、述、编、译四类来认识。
（1）著与述。著，也叫作、造、著作。[19]东汉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云：“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在杜泽逊看来，这个“作”都是指著作，一种创造性的工作。[20]《礼记·乐记》云：“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可见，中国古人对著述是分开认识的，而且对著述已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谓：述，则训其义也；唐代鸿儒孔颖达说得更清楚：“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穷本知变，又能著诚去伪，所以能制作也。”“述谓训说义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训说礼乐义理。不能制作礼乐也”。“圣者通达物理，故作者之谓圣，则尧、舜、禹、汤是也”。“明者辨说是非，故修述者之谓明，则之游、之夏之属是也”。[21]司马迁对他的《史记》，有的内容就称“著”，有的内容就称“作”，有的内容称“述”，是不一样的，如他说“作《五帝本纪》第一”、“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22]。司马迁还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23]根据杜泽逊的梳理，孔子自己都自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在其后的能作的就不多了。班固继司马迁《史记》后有《汉书》，就只称“述”不称“作”。王充在《论衡·对作》也认为：“《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24]可见，中国古代学者对著述不仅有严格区别，也有很高要求，尤其是对创作要求更高，它的标准，甚至超过了现当代的创作。如果按古代学者对作品分为三等的办法来认识的话，王充就把自己的《论衡》看做“非作”，而是“论”。《论衡·对作》中自谓“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肇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因此，王充把自己的《论衡》放在了比述还要次一等级的位置，是为“论”。古人的著作观，看来还是比较严谨、严格的。孔子的《论语》就被放在了“论”的一类，按当时的说法，既不是“著作”，也不是“述作”，而是“论”。
述，又称述作。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礼记·中庸》也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述，循也。”有因循或遵循之义。前人开创，后人因循，实际上完全地因循或遵循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其中也代表或表明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所谓的述，先述和后述，就是一种态度。这就是述的意义和重要性所在。在杜泽逊看来，中国古代学者对已经隐晦的道理进行的发掘工作，应当叫述。述，实在是不容易的。汉魏以来大量著作，说起来实际上大都是“述”，其中篇幅较大的是那些传、注、义疏。儒家系统汗牛充栋的书籍，几乎都是祖述六经的，基本上应归于“述”的行列。[25]古人对著、述作品的分类已经较为严格，其划分主要是从作品作者的创作、表达方式的不同来考虑的，而不在作品创作难度、作品意义的大小。述作作品也不乏有价值的传世力作。如“《诗》之毛传、郑（玄）笺、孔（颖达）疏，《三礼》之郑玄注，《春秋·左传》之杜注，《水经》之郦注，以及《汉书》颜师古注，《史记》之三家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之裴注，其价值均极高。”[26]所以，今天我们去认识古人的著述时，不要因著、述而产生偏见。
无论是“造端更为，前始未有”，或者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以说都是要投入智力劳动。如果说前者是原创性智力劳动，后者则可以说是有所因循的智力劳动。
（2）编与译。中国古代的图书，除了上述的著述，还有编译作品。编，即编纂、编辑，是按照一定体例将既有的文献作品不加更改地有序地编排在一起，严谨的注明出处。中国古代的编纂成果很多，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者将中国的编辑活动推演到殷商甲骨。在一块甲骨上记录一个事件的文字符号容纳不下时，就用两块甚至多块甲骨来记录。为了防止甲骨文字记录的凌乱，就把有关甲骨文字编在一起。编的方法就是在有字甲骨上钻孔，以绳连接。考古学家董作宾先生就曾在一头有孔的甲骨尾尖上，发现了“册六”和“编六”字样。因此推断，中国的编辑工作是从殷代开始的。[27]编辑活动也是一项智力活动。在现代版权观念下，编辑成果也是受版权保护的。当然，编辑活动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著述编辑；一种是在现代出版活动中的职业编辑。前一种编辑是中国古典传统著述方式之一的编辑，它的主体是作者，它的客体范围是著述圈，它基本上是在原始文字资料基础上的重新创作，因此，按现代观念来看，它对编辑作品享有的是著作权，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主要的是这一种活动；在中国，编辑活动发展到近现代，出版业在新式印刷术的使用以后，尤其是西方印刷技术引入以后，出现规模化发展，于是有了一个编辑职业群体。这就是近现代的编辑。这时的编辑，既是一个职业，又是一种对文化初创产品的再加工活动。和古代传统编辑不同的是，这种编辑对其编辑作品不享有完全的著作权，而只能享有从作者那里通过转让获得的修改权、出版权、发行权等。中国古人的编辑活动存在这么早，我们有必要借鉴现代相关理念进行认识，或许可以加深对中国古代版权观念的理解。
译，就是翻译。翻译就是把一种文字作品翻译成另一种文字作品。中国古代的翻译，以佛经为主，学术文献翻译在后。佛经翻译从东汉开始。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公元2世纪），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辗转来到中国，在公元148～171年间，译出《安般守义经》等30多部（现存22部）。[28]东汉桓帝末年从大月氏来华的支谦也在中国翻译《般若道行经》等多种。此后，支谦、朱士行、竺法护，以及释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都是很有成就的佛经翻译家。尤其是玄奘，在回国后的18年间译出经论75部1335卷。赵朴初说，“他的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为祖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29]
在中国古代，除了汉译佛经以外，还有藏译佛经、满译佛经。不过，那都是封建社会中晚期的事。至于学术翻译，时间就更晚一些，是到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的事，这里就略而不谈了。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图书著作的创作完成方式进行分类认识，不是中国近现代才出现的事，而是与图书著作的创作同时开始的，只是后来越来越认识得比较清楚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图书著作的创作完成方式的分类认识，是有意义的。它是后来版权赖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尤其是对著作的署名权和署名方式等的确认，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