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没有硝烟的战争

——近代中国如何维护文化安全

一 “蚕变蛾、蛇蜕壳”——维护文化安全的探索及经验

1923年2月，梁启超发表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说：“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23]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被侵略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时，生命与种族尚且不保，作为精神世界的文化思想，当然也很难延续和发展。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即使是在极端的困境中，文化血脉也会由于其深沉厚重而得以延续，悲观绝望也会因为人数众多而不至于传染全体，所以中国人能够战胜列强侵略，摆脱文化危机，穿越历史的黑洞，走向光明的未来，其间之辛酸甘苦，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

（一）保持文化自信

1927年，6月2日上午，北京西郊颐和园内昆明湖边，一位清瘦微须、五十来岁的男人，身穿马褂，脑后垂着小辫儿，在踱步徘徊，最后他身体一跃投入湖中，浩荡的湖水顷刻间便没过了他的头顶……他就是王国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后来，人们在王国维的口袋里发现了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大学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写。碑铭云：“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为家？为清朝？为民国？为信仰？这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经受了多重磨难。在家国飘摇中，要想保持一种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谈何容易！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24]

在强势的西方武力和文化的双重夹击下，社会上层包括一些政府官僚、洋商买办、遗老遗少，对于中国的前途包括中国文化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这一部分人，或者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尸位素餐；或者奴颜婢膝，投靠洋人，欺压国人；或者悲天悯人，消极厌世，自行解脱。这些都是失去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生存和发展，保持自身的文化自信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西方文化随之发生了强势影响，对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民族文化元气构成了巨大挫伤。直到现在，这个伤痛依然没有痊愈：从学术界对西方学术话语的亦步亦趋，到年轻人头发染色的盲目效仿以及对洋文化节的浓厚兴趣，再到国产的销售给国人的许多产品都不用汉字标识和说明，其背后潜在的无不是崇洋意识。这就是缺乏民族文化自信心的表现之一。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证明，纵然历史发展充满了曲折，文化发展隐含着苦痛，但整体上是一个吸纳、整合、再生的过程，古老的文化传统被新的历史发展要求所激活，被外来文化所促动，再次获得生机，促进中国社会走上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25]

（二）坚持文化创新

1940年9月30日，云南昆明，日本军队的飞机轰炸了城市的东南郊。这次轰炸，当地居民死187人，重伤186人，轻伤90人。几天之后，一个青年人扛着一把铁锹来到了轰炸后的废墟，他在里面挖来挖去，终于挖到了几本已经压歪了的书，捧着书，欣喜若狂。^[26]他叫杨振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合并后汇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很多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杨振宁是其中之一。在西南联大，诞生了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传世之作，后被历史学家称为：“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时代的最好大学”，不愧为“中国大后方学术文化交流中心”。近代中国，虽然历经磨难，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以救民报国为己任，著书立说，致力于文化传承和创新，坚持延续中华文化血脉，功不可没。

西南联大是在国统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是一样。当时，延安成立了数十个文艺社团，为文化人提供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其中主要有：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边区音协”、“边区美协”、“边区文联”、“边区剧协”、文艺月会、战歌社、山脉诗歌社、延安新诗歌社、延安文化俱乐部等，其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延安和各解放区出版的文艺刊物也极为众多，如《特区文艺》《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战线》《文艺月刊》《谷雨》《草叶》《诗刊》《新诗歌》《部队文艺》等，它们都成为文化人交流思想和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在文化上更加贴近了下层社会的工农大众，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并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努力创造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27]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侮的全面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自信力、创造力的胜利。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创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一方面破坏了旧的传统，一方面也在建设新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创新，就没有文化安全，也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安全。

（三）塑造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维护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重要基础。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贯穿在一定的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精神把民族在技术、物质生活、风俗习惯、战争、国家兴亡、艺术、科学、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多方面的全部丰富内容发挥出来，宣扬出来”，民族精神“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是“各个显然不同的领域的总和”^[28]。马克思也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9]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历经磨难而愈奋，遭遇强敌而不屈，很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一种不折不挠、艰苦奋斗、爱国顽强的民族精神。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些认识，也是总结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没有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社会离心离德，就根本谈不上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

二 “龙”与“十字架”——中西文化的碰撞及其走势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30]这其中充满了解放的喜悦、自由的欢呼和坚定的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以高度的工作热情和高度的民族自信，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中间虽然有曲折，有失误，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步扩大，即使是在“左”的错误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很多人把中国看作是探索美好世界的先行者，觉得中国代表了正义、前进和希望。

以下是一位留学西方的学者生动的回忆：

好多年以前，我初到美国，深夜里到曼哈顿一位左派家里做客，当时他家里的破录音机正放着披头士的歌。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们根本不认识人家，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诉了我们这个地址。夜里一两点钟一头撞了进去，而且一去就是四个人。坦白地说，这根本不是访友，而是要省住旅馆的钱——在纽约住店贵得很。假如不是左派，根本就不会让我们进去，甚至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抓我们。但主人见了我们却很高兴，陪我们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茨基，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位先生家里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中国出版，是朋友的朋友翻译的。我翻了翻，觉得译得并不好。这位朋友谈到了他们沸腾的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露天集会、大示威、大游行，还讲到从小红书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时的振奋心情。讲的时候，眼睛里都冒金光。……但不管怎么说，在美国的各种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31]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再次涌入中国。同时，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提防和不信任也逐渐上升。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加紧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以新的形式又一次面临挑战。

（一）“民主化”价值观的渗透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以来对我国就抱有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除了加大对我国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制外，也加强了意识形态渗透活动，尤其是向我输出所谓“民主化”的价值观，已经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认为，“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32]西方特别是美国，其“民主化”价值观渗透的重要工具，就是民主基金会。近年来，美国国会对民主基金会的拨款数额在增加：由最初3300万美元的“定额”增至2004年的4000万美元，再跳到2006财年的6000万美元。到了2008财年，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获得的年度拨款是1亿美元。^[33]

（二）利用文化产品和互联网渗透

文化渗透，“形象”关乎成败。通过各种手段，努力树立自身形象，在群众中特别是青年中间营造亲“美”、亲“西”的氛围，始终是西方国家努力的目标。文化产品的渗透，使意识形态的斗争变得更隐蔽、更巧妙、也更彻底。美国的文化产品都渗透着美国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娱乐方式和意识形态。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工具。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时就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中宣称，“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他们利用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电子论坛、网络聊天室、留言板等一切网络传播途径，宣传西方生活，美化西方社会，传播西方制度，抨击我国经济社会政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三）通过宗教活动渗透

信仰改变，是人的根本改变。在当代，宗教不仅是信仰问题，更是文化安全问题。近年来，西方宗教渗透更加直接、广泛并逐步公开化。西方国家利用宗教渗透的手段主要有：第一，利用广播电视进行“空中传教”。第二，通过国际邮政邮寄宗教经书、刊物、音像制品。第三，利用来华旅游、探亲、访友之机，非法举办神学班、地下神学学校发展教徒。第四，提出“文化宣教”口号，利用与我国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文化交流等活动传教。第五，利用慈善事业布道传教，如通过医疗、助学、扶贫、救灾的活动，以经济资助换取宗教影响的扩大。特别是在农村，基督教的传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风俗习惯，甚至丧葬风俗也改变了。宗教渗透，潜移默化，影响深远。

针对以上情况，2005年，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和《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两份文件，分别针对文化产品的进口，以及外商对中国文化业务的参与等作出规定，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也日益深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等一系列大型文化外交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文化宣传方面，坚持重点面向和影响国外主流社会的方针，通过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外宣品牌，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化贸易方面，积极打造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推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文化。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国影视节目出口总额接近30亿元，其中国产影片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25.28亿元人民币。中国影视产品营销网络覆盖亚洲、欧洲、大洋洲、美洲、非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34]同时，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数百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其中美国及欧洲最多，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华文化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另外，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有力举措。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可以成为中西文化冲突持续存在的原因。1929年，法国普隆图书公司出版了《上海法租界史》。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写道：“今天我们要保卫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机构，我们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我们的生命本身。我们要保卫的也是我们的前人传给我们的神圣遗业，它是用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精神，用工作和血汗凝结成的。由于这个思想，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35]西方要保卫自己的精神和利益，中国同样也要保护自己的精神和价值，这其中有冲突，但是从更长远的未来看，双方也是可以达成和谐共存的。

一个国家重视维护文化安全，不等于认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中国人民历来是向往和平的。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36]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是中国对自身的承诺，也是中国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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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英国使臣觐见乾隆皇帝是否行了三跪九叩首礼，在史学界有争议。马嘎尔尼的日记以及斯当东的日记，都否认行过三跪九叩礼。根据清宫档案，英国使团是行了三跪九叩礼的。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当时只有12岁。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我们与其他大员和王公大臣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所不同的是，他们双膝跪地而且俯首触地。”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是很喜欢小斯当东的。乾隆召见使团的情节，参见〔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毛凤支等译，三联书店，1995，第254～288页。

[2] 〔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6页。

[3] 〔美〕乔纳森·斯潘塞（史景迁）：《改变中国》，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1990，第39页。

[4]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锺书序言，中华书局，198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2页。

[6] 参见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7]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78～181页。

[8]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翻印，第103页。

[9] 刘志琴：《谈近代服饰变迁的国际化历程》，《北京日报》2007年10月29日。

[10] 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00页。

[11]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岳麓书社，1982，第66页。

[12] 《魏源集·都中吟十三首》，中华书局，1976，第676～677页。

[13]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第44～45页。

[14] 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47页。

[15] 《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95页。

[16]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5，第253页。

[17]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18]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19] 《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02～203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69～1470页。

[21]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册，三联书店，1979，第539页。

[22] 鲁迅：《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06页。

[23]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第47页。

[24]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17～118页。

[25] 张德祥：《重铸民族文化自信心》，《人民日报》2010年7月16日。

[26] 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85，第4页。

[27] 刘辉：《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意义”之觉醒》，《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

[2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第95、10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35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43～344页。

[31]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372～373页。

[32] 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96页。

[33] 温燕等：《美民主基金会资助50个中国项目为反华势力撑腰》，2009年8月22日《环球时报》。

[34] 蔡武：《新中国60年对外文化工作发展历程》，《求是》2009年第15期。

[35] 〔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514页。

[36]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