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

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东亚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更是将中国与古代希腊和印度并列，看做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之一。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正是通过不再为实体性和生命所囿的反思和超越性，而产生了我们至今仍然赖以生存的各种思想，从而完成了人类进入统一的第一步。

东亚文明与外界大规模的接触在历史上有两次：一是东汉以来的佛教的传入，二是16世纪末以降西方传教士对“西学”的传入。源于印度的佛教，经中亚传到中国，并以中国为中心，传到渤海国、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东亚佛教文化圈。汉译的佛教大藏经被这些国家的信徒们尊奉为佛陀亲口所说，并以此形成了各自的宗派。

15世纪以来，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程，欧洲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及其后的海外殖民扩张，彻底打破了古代农业社会的各文明区域的孤立发展状态，使全世界的相互交往成为了可能，同时也开启了东西文明大冲突和大融合的时代。

1583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达肇庆标志着东西方文明面对面交流的开始。400多年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断，近代以来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的各个层面。

在西学进入东亚之后，源自欧洲的知识在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冲击，使东亚的知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了变化的知识体系又在东亚的几个国家流动，形成了所谓知识的环流。今天我们对东亚知识的“重构”（Rekonstruktion）意味着以一种与原本东亚知识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以当下的理论方法取代复述以往那些庞杂不清的叙述，并且要根据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方面的问题而重构新的知识体系。实际上，对以往知识、思想的“重构”，最重要的是要将以往的思想包括在当代的问题意识和活的思想之中。

东亚文本或思想由于脱离了原来的情境和脉络，在新的语境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新的阐释和理解。任何思想都有其滋生和发展的社会和学术土壤，这一土壤发生变化显然会产生“橘枳之变”。任何的问题意识都是基于时代和环境的刺激而生发出来的思考。正是由于融入了本国文化的脉络和情境，原本陌生的文本、概念或人物在新的脉络下重新鲜活起来，继而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将源自中国的人物、思想以及文本等，放置在自己文化发展的脉络之中，成为构成自己的文化乃至政治主体性的材料，从而使得这些文本获得新的生命和意义。

与西方文明的对话是阐释和实现东亚文本当代性价值的重要方式。世界对东亚的研究实际上为东亚历史文化谋求在当代的发展以及将东亚传统资源转化为当代的学术，进行了主动的、创新性的探索。这一对话包含了跨越古今和中外，亦即跨越时空的诸多思考。西方学者的很多研究将东亚文化带入了他们的当今的语境之中，这同时也意味着，经过这些学者们的努力，东亚文化超越了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空，获得了另外的价值。回过头来，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提问方式、对东亚文本内涵的阐释以及价值判断等，对我们今天重新体认东亚文化的当代性意义，也同时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西方学者对东亚的研究，改变了传统东亚研究单纯寻找文本所谓本真意义的倾向，把研究的主体转移到对文本的阐释上去，从而否定了所谓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结果的预设。

《东亚与世界》以16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涉为研究对象，旨在加强东亚学者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展示东亚学者在东亚历史、东西文明交涉、东西语言接触和翻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目的是给中日韩等国关切近代以来东亚与西方的互动的学者、研究生，提供一个发表自己见解的园地，希望以汉语、日语、韩语建立起一座沟通与对话的学术桥梁，为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东亚与世界》目前还是一个三国三校（日本关西大学、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国岭南大学）的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园地，尽管有些文章依然略显稚嫩，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以后发展的潜力。我们会逐渐将这一集刊办成联系东亚与世界研究的共同的园地。

日本关西大学 沈国威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雪涛

韩国岭南大学 金良宣

201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