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舆论工作观点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舆论工作的思想观点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确立的理论原则和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从历史逻辑和理论内涵上看，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点的基本原理、根本原则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的丰富生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俄国这一特殊场域也促使列宁对革命舆论工作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现实思考，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转化的过程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阐发适合于无产阶级政党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的方式方法上的策略性要求和指导性理念，形成具有俄国特色的列宁主义舆论引导思想与观点。

一 列宁确立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舆论引导的党性原则

俄国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传统，俄国的革命政党既不可能利用“自由报刊”宣传革命主张和制造革命舆论，也不具备德国、法国等国家以议会活动、竞选鼓动、组织领导手工业联合会等方式公开进行斗争的条件。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问题，使之成为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形成有利于推动俄国工人运动迈上科学轨道的革命舆论，离不开思想交锋、理论灌输和舆论斗争。只有以党报为党的舆论工具，确保其坚守党性原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大局上发表正确言论，成为全党的思想中心，才能在俄国革命中发挥先锋部队的作用。列宁告诫全党：“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能够成为这些运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61]“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62]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点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系统地阐述了党性原则，把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认识、保证党报舆论宣传的导向性视为事关革命成败得失的重大问题予以高度强调。

（一）列宁秉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舆论的阶级性观点，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舆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在列宁看来，舆论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和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超阶级的：“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63]“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64]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从形式上取消了书报检查、特许制等钳制舆论的暴力手段，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没有动摇，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报刊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所谓的出版自由，就只能是为资产阶级所享受的自由，资本家“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65]。“这是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66]对整个无产阶级而言，由于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所谓出版自由，就是一种有名无实的骗局和纯粹抽象而难以落实的幻想，公开地表达舆论，享受“人类精神的特权”只能是一种奢望，同其他一切自由一样成为泡影。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旦掌握政权，就是要使报刊摆脱资本的控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报刊成为无产阶级自身精神交往、思想交流和舆论沟通的媒介。

（二）列宁以无产阶级为立场，阐述舆论引导的党性原则和政治功能

在马克思恩格斯从事革命斗争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相对自由，可以通过出版党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其他集会的形式公开地申明政治主张、开展政治论辩，工人阶级政党不需要以秘密结成派别的方式从事革命活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活动中强调要严格遵循党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党内讨论和公开言论中不允许对整个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和社会主义原则提出怀疑，舆论上要捍卫党的要求和宗旨，但是他们还没有很明确地使用党性这一概念。列宁在被视为欧洲最后一个封建堡垒的俄国中从事革命活动，面临着极端专制的做法和严酷的暴力手段，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以小组分散的方式秘密地开展活动，在党内形成不同派别的斗争和分歧。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宗派习气和秘密小组各自为战以及利用报刊各唱各调的不良做法，划清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界限，澄清错误革命舆论，统一党内思想，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列宁始终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办报，在与小组习气和宗派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捍卫党性，在纠正党报的舆论导向中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立场和主张，形成有利于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革命舆论。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作出这样的阐明：“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67]“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68]所谓党性，就是阶级立场和原则的体现，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体现，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从事任何活动都要站立在整个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愿，而不是任何宗派的主张。针对全俄第一种政治报《火星报》堕落成为只代表党内小组和少数派的媒介工具，不能从整体上阐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主张，列宁于1905年1月创办了《前进报》，并就此进一步明确党报的党性问题，要求党的出版物要服务于党的事业，自觉服从于党组织的工作。他指出：“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和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69]“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70]

列宁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党报的党性原则体现在它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即党报要服从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开展，要自觉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推动作为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提高觉悟、达成共识，而不是以党的名义来宣传非党的观点来蛊惑人心，误导革命舆论。第二，党报应该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大局意识，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能置于党组织之外，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体现喉舌作用，发表的言论要有利于维护团结、促进统一，而不是无原则地迎合个别宗派和少数派的狭隘利益，沦为“没有党的机关报”^[71]。

列宁曾指出：“《真理报》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极为重要的责任：‘它能率领谁’——这一问题所有的人都在关心，所有的人都力图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72]各个时期的党的机关报都是全党乃至全社会的思想中心，人们总会从其刊发的言论中解读党的政策意图和理论主张，它的舆论可以统率党内思想和引导社会认识，从而决定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整体形势。因此，党及其机关报立场不坚定、导向不明确，不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清除党内不正确的观点，就会因为思想混乱、舆论纷争而引起革命动荡。“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73]为此，列宁特别对党报的舆论引导作出“基线”和“脚手架”的功能规定，要求党报要在舆论宣传和鼓动的基础上，发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的作用。列宁指出，创办党报“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74]。“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75]这里的“基线”就是要求党报通过舆论宣传和引导使分散的党小组和派别提升共识并团结聚合起来，成为一个政治上坚定、组织上稳固、思想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脚手架”指的是党报通过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密切与工农群众之间的联络并建立起生动活泼的联系，促使他们更加明确自身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斗争意图，更加领会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从而把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到党的旗帜下。

二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地发展灌输论

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灌输论的观点，经过考茨基的演绎和发展后，初步具有理论的系统性，但真正使灌输论成为一种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的主要还是列宁，他根据俄国革命实际和新的实践经验，作出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可以说，列宁对灌输论的重申和创造性发展，既有理论自我演绎的逻辑必然性，更是因时因势而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向性。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怎么办？》等一系列著作中比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了灌输论的理论内涵和价值取向，并使之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开展舆论引导工作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揭示出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承担者和推进者，明确了工人阶级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再到社会行动的成长路径，但限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他们并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如何使这一路径从可能向现实转变，即没有充分、详细地说明如何推动工人阶级从尚未意识到自身阶级地位的“自在阶级”向对本阶级承担的历史使命有理性认识的“自为阶级”转变，从经济的生产者向政治的行动者转变，促使工人革命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而列宁的灌输论在这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内容上予以发展、完善。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实现这一转变，不仅取决于长期斗争经验的积累和革命实践的体悟，也决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工人阶级“说服”和“掌握”的程度及其与工人革命运动的结合程度，即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过程中能否提高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领导从事革命活动。在列宁看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6]，虽然“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77]，但这也不意味着它会自然而然地为广大工人群众所认知、理解，成为他们革命的思想武器，而必须经过一个由外而内的舆论宣传和灌输过程，才能使理论内化为工人阶级的理性认识，促使他们的革命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工人阶级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接受先进知识分子和科学革命舆论的灌输，才能减少革命的盲目性、情绪性，并使之成为理性的自觉行动。

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党内工联主义（经济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意识的侵蚀、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以及对革命舆论的误导，列宁严厉批驳“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者贬低革命报刊舆论宣传作用的言论和做法，进一步强调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组织、引导作用，要求把党报工作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切实履行好舆论引导和宣传号召的责任，以舆论灌输的方式来应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引导广大工人群众提升革命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列宁不仅明确指出，党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78]，还非常形象地指出党报应当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79]。

列宁指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80]自发性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81]，最多只会组织工会从事经济方面的斗争，既不能自然过渡、升级到政治斗争，也无法在其运动进程中创立独立的思想体系。因此，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就意味着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脱离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轻视。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自发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是工人运动中的觉悟成分。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82]。而“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83]。因此，要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到政治斗争层面，就必须由外而内地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们认清自身的阶级地位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政党应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真正发挥先锋队的作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并灌输给工人，“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斗争中给予帮助，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84]，向工人阶级阐明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必要性，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为此，他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85]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意识和科学理论的灌输，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扩大农民的眼界，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从而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加自觉、更加符合目的性的斗争。

列宁曾经以工人群众的口吻作出如下陈述：“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86]这种“灌输”，虽然是有意识、有针对性而为之的理论灌输，但却是进行“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87]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目的是促使“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那些尚未被理论武装起来的、处于自发状态的工人群众，从而使他们真正地从意识上觉醒、政治上清醒过来，以更加积极自觉的姿态参与到人类解放事业中来。这种“灌输”，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利益为出发点，以工人阶级求得自身解放的内在需要为前提，“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88]；“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地进行，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斗争，教会他们学习政治，学习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89]。这种“灌输”，并不是全然不顾工人群众的需要和感受的强迫方式和欺骗手段，主要还是依靠工人阶级的理解、领会来主动接受，“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在阐明某个真理时，要尽可能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使他们更容易领会，并且给他们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90]。

三 列宁注重用“榜样的力量”开展舆论引导

列宁重视榜样的力量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是建立在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政治局势的科学研判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树立个别劳动公社的样板，以建立“共产主义试验村”的方式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赢得工农群众支持和逐步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和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嘲笑，因为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奴役制的情况下，想通过孤立的榜样来达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是十足的空想，在实践中，它不是使这样的企业奄奄一息，就是使它们变成小资本家的联合会”^[91]。而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92]。

为此，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工农劳动制度，列宁将舆论引导视为一种彰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高工农群众觉悟，启发他们关心自己创立的苏维埃政权，主动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重要手段。列宁要求把社会生产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一切模范行为视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把照管好这些“幼芽”视为“共同和首要的义务”^[93]，及时总结这些典型和榜样所具有的先进经验和可贵精神，通过舆论宣传的方式大力向社会推广各种优秀榜样，从而引导和带动更多的工农群众坚定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信念。他指出：“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94]“用生活中的生动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95]

可是令人担心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长期形成的“这种嘲笑和轻视榜样在广大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习惯，现在有时还在某些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根本变化没有好好加以思考的人的身上表现出来”^[96]，还受到资产阶级陈腐舆论的很大压力。针对这种情况，他严厉地批评道：“我们的报刊却不注意或者说几乎完全不注意报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不断促使其中一些机构成为模范机构，为它们做宣传。至于模范的、共产主义的工作……正在作出什么成绩，能够作出什么成绩，以及如何将这一切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报刊也没有详细报道。”^[97]列宁要求，各级苏维埃政权要把榜样示范带动的力量激发出来，发挥出精神激励、道德感化和宣传教育的引领作用，多用一些来自社会生活实际中的看似平凡却又具体生动、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来引导和教育群众；苏维埃报刊一定不能受资产阶级制造的各种问题的影响而转移视线，而是要注意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任务的需要，“使大量非常珍贵的资料，即各个城市、企业和村社中新的组织生产的经验，变成群众的财富”^[98]。“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99]“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100]

在列宁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开地报道生产劳动的弊端和工作中敷衍塞责、玩忽职守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101]，对那些反动的观点、肮脏的思想、腐朽的精神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促进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树立，推动广大工农群众以更加积极的主人翁精神和态度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列宁指出：“报刊应该成为鞭策落后者，成为教育人们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102]“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端，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103]关键是“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104]，“把那些不接受整顿自觉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号召和要求的企业和村社登上黑榜”^[105]。

四 列宁围绕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明确舆论引导的相关策略

列宁认为，舆论宣传与引导的目标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人民群众，尽可能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对他们产生的巨大说服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引导他们的行动。由于长期置身于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促使他不得不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一方面的理论规定和思想观点的同时，对舆论引导实践带来的挑战和客观条件引起的现实问题作出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从而对舆论引导的相关艺术和策略进行了理论阐发，形成了不少具有实践指导性和现实操作性的理论观点。

第一，列宁主张舆论引导要以开诚布公地说明事实真相为前提。

针对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搞秘密的宗派活动、轻视舆论的做法，恩格斯就曾指出，俄国革命运动要赢得胜利，关键是要公开地在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赢得舆论支持并促使舆论进步。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也深刻地意识到，公开化地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有力地揭穿谎言“对俄国革命，对必胜的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缔造者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06]。为此，他号召并告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07]列宁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党在面对工农公众时，要开诚布公地把说明事实，以达成舆论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从而更加团结一致地为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而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天，列宁就宣布：“我们希望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108]

舆论引导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开诚布公地说真话才不会在舆论上误导工农群众，保障和实现知情权可以促使人民对革命形势、客观条件、发展前景形成比较理性的认知，提高革命觉悟和行动自觉性。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09]“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110]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111]。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如果能“直率地、明确地、尽可能公开地讨论自己的策略”，就可以“帮助全体工人养成全面考虑工人自己的政策的习惯，为运动制定出坚定明确的阶级路线”^[112]；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苏维埃政权如果能够“把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和任务直接告诉劳动群众，向群众说明白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苏维埃工作的某一方面，就能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鼓起的革命干劲集中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113]。

第二，列宁要求舆论引导要在观点交锋和自由批判的基础上进行。

列宁认为，舆论有如“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114]，“没有讨论和批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115]。害怕分歧，无视分歧的存在，是一种讳疾忌医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无法促进共识和团结，还会在分歧进一步严重化、扩大化的基础上分化革命力量。他曾明确指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的方针来从事出版书报的工作，绝不想把自己的一切局部的观点当作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绝不打算否认现存的分歧，掩饰或抹杀这些分歧。相反，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极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我们还打算用很多篇幅来展开论战”^[116]。当一些人担心同志式论战会引发新矛盾或者被敌人所利用时，列宁指出：“在报刊上进行斗争，会招致新的埋怨，引来不少打击，但我们可不是那种害怕打击的脆弱的人！希望不受打击的斗争、希望没有斗争的分歧，那是幼稚天真的想法；如果斗争是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它将一百倍地促成巩固的统一。”^[117]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列宁在办报创刊和舆论宣传中既始终坚守着一个根本原则，即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指导革命运动，反对简单地将各种观点堆砌于党报上和不加辨别地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呈现于工农群众面前，以免混淆理论观点和误导革命舆论，又反对将自身的观点强加于人，以掩盖分歧的方式进行舆论引导。为了使持不同政见者心悦诚服，达成共识，从而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他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倡导同志式的论战，在报刊上经常开展有关革命主张、策略问题的公开争论，并通过这些争论“帮助全体工人养成全面考虑工人自己的政策的习惯，为运动制定出坚定明确的阶级路线”^[118]。

第三，列宁强调舆论引导要顺应时势需求和现实情势变化。

现实情势的变化和时势需求是列宁从事舆论宣传与引导的出发点和基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任务从革命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列宁积极推动舆论引导的中心也迅速地从政治论战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明确指出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些政治”^[119]，“多谈些经济”^[120]，“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121]，要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122]，“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123]。

列宁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亲自撰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宣传拟定的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迅速开展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进行宣传造势，大力表扬“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生产劳动中的突出典型，宣传“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124]，推动全社会形成生产劳动的良好氛围。1920年，列宁为全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起草《关于生产宣传提纲》，对报刊的舆论宣传作出全面具体的部署：以苏维埃机关和党中央决议的形式明确规定苏维埃报刊必须“把生产宣传放在第一位”，推动党和苏维埃机关集中更多精力从事生产宣传，设立专门的生产性机关报——《贫苦农民报》，要求全俄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和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带头减少政治报道的篇幅，扩大生产宣传的版面，促进报纸间开展竞赛促进生产宣传，推动全俄所有报纸都转变成生产性比政治性更强的机关报；要求各人民委员部配备一名经济建设评论家，负责生产的舆论宣传与引导；在特定时期集中所有报刊、所有版面对重大经济建设方针作重点宣传等。

在这期间，由于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断地受到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为了坚决地维护新生政权，尽快取得战争胜利，列宁在1918年不得不宣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根据战争需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舆论口号，迅速推动全国迅速转入战争轨道，为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奠定良好思想基础。而在战争一结束，列宁又马上将舆论宣传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坚持党性的原则前提下，列宁因应时势地及时调整舆论引导的重心和策略，非常善于结合实际有重点、有倾向性地进行舆论引导，这既为现实的紧迫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撑和思想共识，也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政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总体而言，列宁不仅比较完整、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舆论引导的思想观点，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们阐明的办报立场、方针和原则，还灵活地结合俄国革命实践历史性地总结了舆论引导在建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作用，系统性地论述了党报在所具有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作用，创造性地阐发了舆论引导的党性原则和策略，从而进一步丰富、充实了无产阶级政党舆论引导工作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材料，成为马克思主义舆论引导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