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五辑·2013年第一辑)
-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 2026字
- 2020-12-10 15:41:37
二 新东亚与中国核心利益的重新崛起
东(北)亚地区各个强国力量纵横交错,处于合作、矛盾与竞争同时存在的流动状态(state of flux)。[7]也就是说,虽然已经脱离冷战,但仍然存在冷战逻辑支配下的朝鲜半岛问题、因历史记忆形成的相互不信任、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的专属经济区利益冲突以及扩充军备等不稳定因素。然而,尽管存在威胁安保的挑战因素,但也存在为处理地区遗留问题的新合作因素,如加强伙伴关系,地区内经济交流导致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魅力攻势以及中美之间力量的均衡等。
对于新东亚秩序,从大的方面来讲,考虑到日本和台湾因素、中国崛起的限度和中美间国力差距、东亚国家的反应等,一直有主张称可能会出现把以美国为中心轴的模式,复合型的相互依存模式和规范的共同体等组合在一起的模式。[8]这种观点反映出了与欧盟做比较时东亚秩序模型存在的不同点,需要接受并适应中国一超多强体制,以及推进新型共同体取得的进展等。但是这种复合模型(mozaic model)低估了中国崛起的幅度和深度。中国在东亚地区取得的外交成就正在成为驱动地区秩序变化的力量。[9]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影响力不断降低,日本因经济长期不景气和海啸等导致影响力下降,两岸关系发展使台湾的战略价值弱化,中国不断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等,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至少在东亚地区,G-2体制正在逐步成为客观现实。[10]
对于这些新变化,美国关注的是在该地区维持其支配地位,确保在亚洲市场、安保领域的介入和航海自由,并传播美国式价值观,[11]并且具体反映到旨在加强封锁中国的韩美日价值同盟体制的政策上。即在强化与传统同盟国之间合作的同时,为应对新的安保挑战,高度重视构建美国可以主导的多方合作体制。[12]2011年,美国正式参与东亚首脑会议,也是其确保亚洲主导权政策的一部分。另外,中国深知很难将美国排除在本地区之外,而且冷战后的地区力量不均衡且较集中。如此做法不仅十分危险,而且也会招致非议,中国开始鲜明反对以强国独霸为前提的均势。[13]为此,通过反介入和区域阻绝(anti-access/area denial,A2/AD)政策,将所谓“距离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的负担交给美国。具体来讲,一方面加强与俄罗斯、朝鲜、东南亚内陆国家等传统友好国家的双边关系,一方面积极构筑可以由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另外,还把多边主义政策积极运用在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3等由中国主导的组织内。事实上,中国随着贸易和投资的扩大,正在谋求将经济性依存与政治性依存相连的战略。
中国利用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内影响力弱化的缝隙,在各种焦点领域追求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当然,中国政府为贯彻经济建设的“一个中心”,也认识到了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并始终强调“和平崛起论”“和平发展论”“和谐外交”和谦虚谨慎。[14]但是,这种路线随时间发展将转变为越来越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或者“中华复兴”等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随着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多元化,如果中国考虑到将大众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反映到政策之中,中国外交将不再是美国所制定板块(plate)的规则使用者,而将成为一起制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rule setter)。这意味着中国今后完全按照符合美国意图的方式,顺应东北亚和朝鲜半岛问题的可能性逐渐降低。
在此过程中,中国最近开始重新关注新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摒弃谈判和协商的核心利益,以及对此产生威胁的势力和为此进行防御的战略。[15]中国的核心利益被再次定义为“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16]从领土范围来看,台湾、新疆、内蒙古等陆地和南沙群岛等海域全部包括在内。此前,谈到核心利益,中国国内有两种对立见解,一种是担心中国威胁论,认为有必要维持现有核心利益,另一种则认为必须反映出崛起的中国力量,更为现实地扩张核心利益,这中间还分化出核心利益时机尚早论等。
但是,随着积极维护核心利益的认识逐渐加深,特别是对美国认识的变化,中国“有所作为”的倾向变得更为明显。[17]2009年7月召开的中国驻外使馆馆长会议上将其阐述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其中强调了要“积极”推进“有所作为”。2010年10月,中国外交部确认了这一点。实际上,随着中国对美国说“不”的次数逐渐增多,中美合作方面的矛盾也变得平常化,两国关系中“尊重相互核心利益极其重要”(respecting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 is extremely important)[18]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这种现象。
中国尽管在周边地区加强魅力攻势,但试图通过“力量外交”解决问题的倾向也日益明显。例如,强烈反对美国对台军售,钓鱼岛领土纠纷加剧,坚决应对新疆、西藏地区分裂主义活动,在黄岩岛等南沙群岛问题上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等都是此类事例。[19]这种对待核心利益的排他性态度,也反映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当然,朝鲜半岛还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地区,而只被看作“重要利益”。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成为对核心利益进行正式争论的契机。在此过程中,中国部分媒体社论称:“黄海作为中国战略利益的核心地区,像公鸡的咽喉一样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20]朝鲜半岛在中美关系变化当中“事实上”被看成核心利益,反映到实质性政策上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