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新”朝鲜半岛构想

中国对朝鲜半岛的认识在中美关系发生新变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新的调整。^[21]首先，从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角度来讲，朝鲜半岛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中国在传统上把朝鲜半岛作为阻止中美军事冲突的缓冲地带，通过打“韩国牌”来调整中美关系和中朝关系。因此，虽然中国在对待朝韩两国方面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但一直以来总体上在推进“介入和扩大”的政策。为此，在对朝关系上采取强化与朝鲜的关系、维持传统影响力的政策，对韩国则防止其被纳入美国主导的东北亚秩序。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目标体现在朝鲜的生存和改革，维持中韩之间一揽子的、巩固的双边关系，加强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通过经济、社会手段实现朝韩融合，政治统一，就安保问题负责引导朝鲜的行动上。^[22]在此框架内来看，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三大基调体现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问题。

第一，中国强调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意味着中国不希望朝鲜体制在2020年以前，在成长的战略机遇期内出现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在行动方式上与过去不同，对于安保第一线的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中国正通过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实现政治意图。^[23]中国已经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单方面的主导权。为此，中国为使朝美关系不侵害自己在地缘政治学上的利益，重新促进中朝关系正常化，明确表示反对韩美在朝鲜半岛周边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实际上，随着中国对朝鲜半岛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内部也在制定新的朝鲜半岛政策，美国对于“中国作用论”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高。第二，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认为朝鲜拥核不但会对东北亚稳定，还会对中国利益产生直接影响。不仅如此，还担心由于核的多米诺效应，造成中国作为唯一拥核国被有核国家包围的局面，从而陷入更为严重的安保困境。第三，通过外交的、和平的手段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这包含着切断外来势力介入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防止国际上可能介入台湾问题的意图。^[24]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这样的新朝鲜半岛政策目标考虑到了朝鲜的变化和统一韩国的因素，而且为有效推进这些政策，中国正在制定针对中美关系、东北亚多边安保以及中国与朝韩之间关系的政策。

（一）对统一韩国的新认识

中国对朝鲜半岛统一的认识和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按照官方的、公开支持的脉络，一直以来强调实现自主、和平统一。这种立场在中韩建交以后是一贯性的，中韩首脑会谈中也不断在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依靠美国等外部势力介入的统一，事实上会呈现出“吸收统一”的面貌，结果将表现为对中国的牵制，而自主、和平统一则可以使中国的影响力最大化。

进一步具体来讲，中国因朝鲜半岛统一能够获取利益的逻辑如下。第一，可以为本国稳定和平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第二，因为与朝鲜半岛接壤，而且朝韩两国都对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所以统一的便利性较大。^[25]第三，在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及朝核谈判过程中，打驻韩美军牌来逼迫美国等方式可以提高中国的作用。第四，长期来看，朝鲜半岛经济圈规模的扩大，东北亚地区相互依存程度和活跃程度的提高，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带来积极效果。第五，支持朝鲜半岛自主、和平统一可以为弱化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积累资本。但是，中国并不确信这种力学关系的变化肯定是正面因素，所以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维持现状。反过来讲，由于统一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支持统一。

相反，如果中国针对朝鲜半岛统一，提出“不能损害本国在朝鲜半岛利益”的条件，可能会得出事实上支持维持现状的推论，^[26]理由如下。第一，如果强大的统一韩国出现在中国边境将会对中国的朝鲜族社会产生影响。第二，韩国充当着中国与日本之间均衡者的角色，届时打“朝鲜半岛牌”的效果将会弱化。原因在于，在实际统一过程中，依靠韩国实现吸收统一的可能性较大，且统一之后还存在政治体制也被纳入美国影响范畴的可能性。第三，中国要通过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实现富国强军之梦，没有必要介入朝鲜半岛统一过程而增加与美国的摩擦。^[27]因此，中国的对朝援助虽然不足以促进朝鲜经济发展，但在维持朝鲜体制方面却行之有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从朝鲜体制生存上获得的核心利益与冷战时期类似，或者说更多。^[28]

简言之，中国对待朝鲜半岛统一过程的立场是希望南北协商，渐进式推进和“一国两制”。即反对韩国主导的吸收统一带来的中国负担论，担心激进式统一给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安保环境带来的剧变。而且，相比于朝鲜半岛统一时一方体制与另一方体制产生化学式融合，更偏向于在维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同时引进资本主义体制。

（二）对朝鲜、朝核问题的新认识

中国在处理朝核问题过程中总是考虑朝鲜问题的脆弱性。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以后，中国政府把朝核问题和朝鲜问题分离开来的新政策倾向恰好反映了这一点。中国在传统上虽然一直留意朝鲜是否会发生剧变，^[29]但这种可能性较低。当时，虽然该问题的核心与金正日去世的变数紧密相连，但中国实际上同意“世袭体制”，并事实上接受了新朝鲜体制的存在方式，契机就是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和发射“光明星2号”以后造成的局面。^[30]实际上，2011年金正日去世以后，中国迅速表明支持金正恩体制，采取稳定措施，正是在这种政策思路下实施的。

特别是中国曾经历过越是在对朝政策上施加影响力，其影响力越弱化的所谓“影响力困境”（the dilemma of influence），并一度根据新的中美关系和韩美关系发展重新关注朝鲜的战略价值。在此过程中，朝鲜体制的稳定作为中国外交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登场，朝鲜只要不越过中国不能容忍的“红线”，中国的对朝政策就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因此，中国对2010年天安舰、延坪岛事件，2012年朝鲜发射火箭都采取了克制态度，另外，中国迅速对金正恩体制进行支持也反映了这一点。

实际上，即便朝鲜由于内部原因发生突变事件，中国对该问题采取慎重态度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如果朝鲜发生突变事件，中国有可能以停战协定当事国身份，根据中朝签署的互助防卫条约，适应朝鲜半岛特殊战略环境，致力于提供粮食援助和封锁边境线以防止朝鲜难民涌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偏向于采取派兵维和，通过联合国集体（collective）应对，或迂回方式进行介入的可能性较大。派兵的目的也将局限在执行类似于救助生命、支援和保护难民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任务，履行民间警察职责的维和（peace keeping）及维持秩序（order keeping）的任务，确保核物质安全和消除核污染的环境控制（environmental control）任务等。^[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