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资源匮乏型社区村民自治研究:以陕西农村为例
- 吴南
- 2208字
- 2020-12-10 15:54:14
序言
石英
面对国内有关“村民自治”这一热门议题,研究者眼前会出现多元而繁荣的景象。作为身处西北的社会学者开始思考:这些成果会对在地性的村民自治研究有何启示?如何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探索出一些特别的视角和差异性的研究路径?读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吴南同志的《西部资源匮乏型社区村民自治研究》一书很受启发,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感受。
村民自治研究需要有在地化的探索和差异性的意识。社会现象是多元、复杂的,“村民自治”议题也是一样,研究者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理念有效地把握一些情景化的知识,更不可能用统一的方法“去脉络化”地阐释发生的事实。那样,只会带来以偏概全的不良结果。可喜的是,在本书中,作者让读者看到了并非“铁板一块”的村民自治景象。
从书名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作者的确有自己的兴趣点和学术思考。对于这部著作,你可以将它看成一项特别的村民自治研究成果。你看,它选择的区域视角在中国西部,运用的分析概念是资源匮乏型社区,而研究的取向是从社会学的结构、关系和互动过程展开对该主题的描述和讨论的。这一研究特征,涉及作者在用什么样的理念、理论和方法去关注村民自治议题,比如,如何阅读已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如何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走进田野,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尤其是质性研究的方法,重新描绘村民自治的另一番画面——中国西部村民自治的图像,西部资源匮乏型社区村民自治的图像。作者将研究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景观进行了不拘一格的展现,体现出作者对西部社会的田野情感、人文关怀和对这一研究议题的理论敏感。
关注“村民自治”的学者都知道,从事该主题研究会涉及大量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如何能与社区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使其更具有描述力和解释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客观地说,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概念在异文化的社区情境中的运用往往会是“失灵”的,或是不确定的。当面对这样一些情况时,一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将其弱化了。本书的作者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如何将看似成熟的理论与书写西部的经验结合,实在值得人们去思考。
在处理这个关系上,作者悬置一些通常使用的概念,力图在本土经验中发现、提出新的更富有解释力的在地化概念。作者深入到农村社区中,在“看”与“被看”和“叙说”与“聆听”的互动中,以扎根理论和方法为取向,从农户对不同事件的行为、关系和感受中发现鲜活的概念。当然,对于扎根理论及其方法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有人将它视为“羞羞答答”定量主义者的工具,也有人将其归为质性研究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完全可以为不同理念的研究者所使用,“跨界”的实践取向更为重要,这也会使该方法更具活力。本书作者正是通过这个方法,揭示出这西部资源匮乏型社区村民自治议题中需要特别关注的话题和一些理论概念。
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不可能只关心结构而脱离社区的文化情景。因此,文化关怀在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不同取向的研究者,甚至是任何一位研究者都不可能避开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国家力量是怎样影响不同社区村民自治及其实践活动的?其后果又将怎样影响研究者对村民自治格局的评价?在本书中,作者以相当的篇幅呈现了对该问题的思考结果。
村民自治研究需要关注“自治文化”,这是作者贯穿本书的一个潜台词。很难想象缺乏自治文化的社区会产生真实的社区自治形式,当然更不可能出现村民自治所期待的良性运行效果。作者透过对西部资源匮乏型社区村民自治典型案例的剖析,已明确的姿态对《村组法》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的确,如何使村民自治选举体现中国文化的元素?如何通过法律保障村民自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农村社区中培育真正村民自治文化?这正是作者的兴趣点和思考领域。
村民自治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一般来说,研究成果的书写需要同研究动机相联系。然而,现实中这两者的关系往往在不经意间被“切割”了。研究者在思考村民自治运作时一定会对权力保持特殊的敏感,并且会将其看作为重要的分析概念,同样,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一般也会不断反思自身,体现出与研究结果互为主体的取向。但是,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却另当别论了。
如何书写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在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也能折射出研究者把握研究取向的能力。本书的作者是从展现村民眼中的西部资源匮乏型社区村民自治的图像开始的。这种看似“老套”的呈现手法,其实表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知识生产中权力关系的严肃思考。对于这一点,尤其是在有关村民自治议题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更需要予以注意。这样,本书作者首先传递了社区人的声音,并以此为线索展开以后的研究。这体现出主体不仅在研究主题上需要自觉地观察权力关系,也要在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中解构权力关系,发挥主体在研究中的力量。
以上是我阅读这部著作的一些感想。最近,党中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这一新的伟大实践任务。创新社会治理体系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智慧。在“社会”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的背景下,在对村民自治效果存在争议的现实状况下,如何从新的视野探讨这个议题已成为研究者面对的挑战。我们实践的社会治理、社区自治一定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也一定会注入本土的知识和经验。可以相信,围绕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系这一主题,有关村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的研究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体现研究者理论自觉和实践者道路自信的成果和案例也一定会增多,也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相关的研究中,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