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总述
首先，从人口增长的问题开始。在经济增长中人口增长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口增长很大程度影响了经济增长。这个影响是两方面的，人口的增多造成了人均收入的下降，影响了均衡人均产出水平；但人口的下降也造成了劳动力的减少，工资的上升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人口增长，在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1世纪之间，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世界的人口平均增长率只有每年0.04%，在后面的1800年里，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每年0.09%。虽然比前面增长加快，但还并未到会令人惊讶的程度，只有在最近的200年里，在19世纪，平均人口增长率为每年0.6%，而20世纪前半叶，为平均每年0.9%，而后半叶为平均每年1.8%，以这样的增长率持续的人口增长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现象。因此，激励了很多经济学家去研究为什么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人口增长那样缓慢，而在生产力上升时期人口的增长加快。研究是什么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又为什么会出现现在国家之间人口增长的不同。
马尔萨斯（1766～1834）首先注意到并研究了这一问题。人类可以以巨大的比率繁殖，限制人口的是有限的可用资源——特别是土地。相对于可用土地的人口越少，那么人们就越富裕，而人口就会越快地增长，这样人均土地就会下降，人们就会走向贫穷。对于动物来说，生殖率越高，可生存的空间和食物就越少，最后就会走向死亡。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是还有第二个选择，当人均资源越少或贫穷时可以选择降低出生率来减少人口。
在马尔萨斯模型中，可以分析环境的改变怎样影响了人们的收入和人口。首先，在一定的人口规模下，假设存在某些技术改革，如水的灌溉或新的粮食品种，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给定数量的土地的粮食产量。这样，人均收入上升，提高了生活水平。人们会生育更多的子女，人口增长稀释了生产力上升的益处，人口将继续增加以至达到过去的生活水平。好的技术或土地的增加并没有使人们更健康、幸福，而是增加了人口。
马尔萨斯模型与历史的实际情况相符。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是世界上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但因为人口众多使得那时的生活水平只与技术落后处于生存边缘的欧洲接近。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只有降低出生率。
马尔萨斯模型却并不适用于现在的世界。他的模型的两个方面都与现在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第一，由于固定的土地供给，人口的增多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两个世纪左右人口有了很大增长，由于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均自然资源减少的障碍，而使人均收入上升。第二，在马尔萨斯模型中，足够大的人均收入的上升，会促使人口的增加，但是现在的数据表明，最富裕的国家却有最低的人口增长率。早在19世纪末的欧洲就出现了当收入高速增长时，人口的增长却开始下降的现象。在今后的几十年，会与马尔萨斯模型相去更远，因为在西欧，人口增长预计将是负的。在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中也同样出现经济增长开始导致一个阶段的人口增长，但以后又出现人口增长下降的现象。
人口移转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发展时人口的转移过程。现在很多经济学家用这一思想来解释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口移转动向包括死亡率的转移和出生率的转移两个部分。
死亡率随经济的发展而降低，这是因为第一，人们收入的增加，减少了饥饿，增加了营养，也就增强了对疾病的抵抗力；第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卫生条件的改善减少了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第三，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增长，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发明改进方面也在发展，很多疾病得以治疗。
出生率的转移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首先引进一个合计特殊出生率的定义。合计特殊出生率是把15～49岁女性的各个年龄分别的出生率相加所得到的总计的出生率。因为孩子出生的数目与各个年龄的女子的多少有很大关系，计算了各个年龄的女子的出生率就消除了因女子数目的波动而引起的波动，而这些出生率的和就比较精确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孩子的出生力。
在欧洲和美国1946～1964年“婴儿潮”之后，都呈现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例如美国从1960年的合计特殊出生率的3.81%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的1.8%，然后恢复到2.1%，是维持人口再生产的唯一先进国家。瑞典从1965年的2.3%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的1.6%，后来因为推行出生奖励政策，恢复到2.11%，以后又回到1.6%。英国从1960年的2.57%，法国从1950年的2.92%都降到了1.6%～1.7%。德国也从1960年的2.50%降到了90年代的1.2%。虽然出生率的下降比较缓慢，但意大利也从1965年的2.55%降到了与德国相似的水平。日本在1947年的合计特殊出生率是4.54%，由于预想到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前，日本人口过多，庞大的人口势必对经济增长造成妨碍，而且为了给将来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实行了降低出生率的教育等政策，1960年降到2.00%。随着后面经济的高速增长，合计特殊出生率有一些上升，1973年的第二次“婴儿潮”达到2.14%后，直到现在仍处于减少的局面。1989年降到1.57%，2000年为1.32%，2001年为1.33%，2003年为1.29%，2004年仍是1.29%。在亚洲除了日本，韩国也同样面临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为什么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生率反而下降了呢？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死亡率下降的影响。
由于父母关注的不是生育孩子的数目，而是可以达到成年的孩子数目，当死亡率很高时，为了保证一定数目的孩子可以存活下来，父母往往要生育比自己想要的数量更多的孩子，以保证成年孩子的数目。当死亡率下降以后，没有必要生育更多的孩子以保证存活率，那么，父母就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
第二，收入与替代效果。
由于经济增长，父母的收入增加了，但同时也增加了孩子的机会费用。因为养育孩子需要花费父母的时间，尤其是母亲的时间。经济增长提高了女性的工资，女性用于生育孩子的时间，就没有工资收入，这样孩子的机会费用就提高了。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产生了收入效应，也产生了对于孩子的替代效应，至于哪个占主导地位是不确定的。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就会导致出生率的下降。本书后面会有Galor和Weil（1996）的论文，把男女的工资分开，男性工资的提高代表收入效应，女性工资的提高造成了孩子机会费用的升高，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
当女性成年后只是养育孩子时，父母就不会有动机去提供给女孩子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当经济发展，女性的工资提高时，就有了提供给女孩子受教育机会的动机，当女性受到更多的教育之后，就会选择少生孩子。70年代，在拉丁美洲关于出生率的调查发现，受过7年以上教育的女性总生育率为3.2%，而只有一到三年学校教育的女性的总生育率为6.2%。
第三，子女作为劳动力和父母的养老保障作用的转变。
在经济不发展的时代，孩子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帮助家庭劳动，当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孩子在孩童时期不但不能成为劳动力，而且延长了受教育时间，使得家长要付他们受教育的费用。在发展中国家，孩子通常在父母年老时对父母提供赡养。若父母年老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话，养育子女就成为经济的必需。而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很发达，父母可以储蓄以备老年之需，而且会有国家提供的养老金。因而，养育多子女的动机就减弱了。关于因政府对于儿童劳动的禁止造成出生率下降的论文，在后面还要讲到Doepke（2004）的论文。
第四，孩子的质与量的转换。
随着经济的增长，父母希望用于养育子女的资源换来健康的、拥有高收入的子女。这样，他们把养育多子女的时间和资源用于养育少的但高质量的子女。当父母需要子女养老时，他们当然需要健康、高收入的子女。即使子女在父母年老时并不支撑他们的生活，但父母会为自己健康、幸福的子女而高兴，所以父母会愿意为增加子女的质量而投资。
为什么经济增长导致了父母对孩子由量到质的转换的选择呢？这是因为其一，经济发展降低了死亡率。当死亡率很高，父母不确定孩子是否可以活到成年时是不会投资去让他们受那么多教育的。如同金融投资一样，他们会选择多生孩子以分散风险。但是当父母确定孩子可以存活到成年之后，他们才有了高投资于增加孩子的质量的可能。其二，是由于经济发展提高了教育的价值，刺激了父母投资于子女教育的欲望。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教育经费的上升导致出生率下降，和先进国家政府增加对教育方面的补助以刺激出生率上升方面政策性建议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