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产业集群演化研究的文献述评
本部分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以及产业集群概念与术语辨析，发现国内外产业集群研究忽略了产业集群宏观研究范畴。这种研究对象的狭隘化，直接导致了目前产业集群演化研究存在重要缺陷：产业集群演化研究只局限于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而遗漏了产业集群宏观演化研究。正是由于产业集群研究中出现了研究对象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研究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用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理论指导宏观层面的国家产业集群政策制定。
一 马克思的产业聚集思想
马克思的《资本论》[2]中没有成形的产业集群理论，但是蕴含着丰富的产业聚集思想，集中体现在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的产业聚集思想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资本积累；二是资本积聚；三是资本集中。资本积累、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实质上都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因而都是“演化的”。相应的，只有一定区域内的企业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了资本积累，产业集群才有可能得以形成。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或者衰退，又会加速或者延缓企业资本积累的速度，进而扩大或者减小企业资本规模。
（一）资本积累
马克思认为，如果资本家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个人的日常消费，那么该企业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马克思写道：“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3]但是，资本家雇用工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满足自己的个人消费，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资本积累开展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4]
通过资本积累途径，资本家不断将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企业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实现企业资本规模的不断壮大。而企业资本规模的扩大，又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加入企业的生产过程当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越快，它们也增长越快。”[5]因此，正是企业资本积累而导致的生产规模扩大，形成了产业聚集的一些重要基础：一是企业的持续存在；二是企业资本规模和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张；三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持续聚集。
（二）资本积聚
资本积聚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之一。马克思认为，每一个资本实质上都积聚了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写道：“每一单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只获大或小劳动军。每一种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6]资本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到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相互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着。”[7]
马克思揭示出，资本积聚使得企业之间必然存在激烈的竞争，以获取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企业在资本积聚过程中，产生了产业集群演化中必然出现的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同类企业之间为争夺稀缺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甚至产生恶性竞争；二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才能有效投入生产过程，因此这种组合是否合适也影响着产业集群的健康成长；三是在生产要素组合比例比较适合的地方，企业会通过资本积聚的方式形成资本，从而组织起扩大再生产。
（三）资本集中
资本集中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之一。资本集中是指把众多分散的资本合并成为少数大资本的过程。资本集中的极限是一个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资本家。马克思写道：“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8]资本集中既可以采取大资本“吞并”[9]中小资本的形式，也可以采取组织“股份公司”[10]的形式，资本集中是借助于竞争和信用[11]这两个强有力的杠杆来实现的。
对于增大单个资本规模的效率来说，资本集中比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要快得多。马克思写道：“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12]马克思揭示出，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会通过资本集中快速实现规模的扩大。而企业规模的扩大，又会加速产业聚集的速度。
二 国外经济学者的主要观点
对产业集群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西方学者主要有三位：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13]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这三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群展开了研究，并对产业集群研究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可以这样大致评价上述三位西方学者对产业集群研究的贡献：马歇尔开创了产业集群研究，代表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4]一书，其主要贡献是首次对产业集群现象进行了理论描述；波特复兴了产业集群研究，并引发了世界性的产业集群研究热潮，代表作是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15]一书，其主要贡献是产业集群在国家竞争优势形成中的应用研究；克鲁格曼规范了产业集群研究，并将产业集群研究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代表作是1991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16]一文，其主要贡献是对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研究。
（一）阿弗里德·马歇尔的观点
国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最早对产业集群现象进行了论述。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将在英国出现的产业集群现象称为“地方性工业”[17]（Localized Industry）。马歇尔关于产业集群现象的研究虽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总体上还只是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基本缺乏对产业集群演化规律的系统揭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主要论述了地方性工业的起源、地方性工业的功能和地方性工业的演化等问题。
1.地方性工业的起源
马歇尔认为，地方性工业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环境）；二是宫廷的庇护（需求）。
（1）自然条件（环境）
马歇尔认为，自然条件是产业地区性分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附近有矿山和采石场，或是水陆交通便利”[18]。同时，马歇尔也分析了一些“地方性工业”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英国炼铁业迁移与燃料变迁之间的关系，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陶瓷业与当地优良黏土的关系，贝德福夏郡（Bedfordshire）草帽业与当地优质麦秆的关系，谢菲尔德（Sheffield）餐具业与当地优质的研磨材料的关系。[19]
上述论述表明，马歇尔已经观察到了地方性工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支撑关系。这也是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论述。
（2）宫廷的庇护（需求）
马歇尔认为，聚集在宫廷及其附近的大量富人的需求，吸引了有特殊技能的工人远道而来，并培养了当地工人，从而促使地方性工业的产生。例如，兰开夏人（Lancashire）的机械才能得益于诺曼（Norman）铁匠的影响，大部分英国制造业受弗莱明斯人（Flemish）以及其他居住区技术工人的支配。同时，马歇尔也论述了这些外来移民技能的来源。他认为，这些技能受益于地中海沿岸一带和远东古代文明的传统技术。[20]
马歇尔的上述论述，涉及两个对产业集群演化研究至关重要的方面：一是需求能够导致（人力）资源的聚集；二是（人力）资源流动能够导致技术扩散。这两个方面对产业集群宏观演化具有重要影响。
2.地方性工业的功能和负面效应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论述了地方性工业的四项功能和一项负面效应。
（1）地方性工业的四项功能
·产业聚集产生知识共享和知识继承
马歇尔观察到了地方性工业产生的知识聚集效应。他将因产业聚集而导致的知识共享和知识继承描述成：“从事需要同样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获益匪浅。行业的秘密不再是秘密，而似乎公开散发在空气中，连孩子们都不知不觉地学习到许多。”[21]
在这里，马歇尔实质上也潜在地指出了地方性工业不仅仅具有知识创造功能和知识传播功能，而且具有持续培养产业技术工人后备军的重要功能。另外，知识的聚集对于地方性工业的技术升级也具有良好的基础。
·产业聚集导致相关产业链在区域内快速延伸
马歇尔认为，由于“新思想”在地方性工业中很容易产生并快速传播，因此“要不了多久，辅助性行业就在附近的地方产生了，供给上述工业工具和原料，为它组织运输”。[22]
在这里，马歇尔观察到了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围绕一个特定产业的发展，很快就会在附近区域衍生出许多相关联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之间天然就具有产业上的上下游关联关系。从马歇尔的论述中也能推断，他认为企业家的“新思想”——企业家精神——是导致产业链延伸的重要因素。
·产业聚集导致生产高度专门化
马歇尔认为，由于生产聚集将导致生产工具的专门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因而对于每个厂商来说，即使“个别资本不是很大，但是也能达到很高程度的高价机械的经济使用”。[23]因为，辅助工业可以为许多邻近的工业提供产品[24]，从而“就能不断使用具有高度专门性质的机械，虽然这种机械的原价也许很高，折旧率也许很大，但也能够本”。[25]
在这里，马歇尔实际上观察到了由于核心企业数量的增多，导致对特殊资本——生产工具——的需求增加，因而促进了产业分工和生产专门化。另外，生产工具的专门化程度提高，实质上也提高了产业集群内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产业聚集导致专业技能工人的聚集
马歇尔认为，地方性工业能够为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大军提供广阔的市场。对于地方性工业中的雇主（企业）一方来说，他们能够比较容易找到优秀的专业技术工人。对于专业技能工人（劳动者）来说，由于地方性工业提供了比较集中而且非常丰富的专门岗位，因而能够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导致专业技能工人的大量聚集。而专业技能工人的聚集又能够加速企业的发展，导致更多企业聚集，从而扩大就业岗位，吸引更多技术工人聚集。
（2）地方性工业的负效应
马歇尔认为，地方性工业虽然具有上述重要功能，但是也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例如，如果一个经济体依赖一种产业，那么“如果对这种产业的产品需求有所减少，或者用的原料供应有所减少，那么就容易遭受到极度萧条的影响”。[26]也就是说，在需求或者生产要素不足时，地方性工业的衰退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这里，马歇尔实质上承认需求和生产要素是影响地方性工业演化的重要因素。另外，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性工业也会对外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3.地方性工业的演化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论述了地方性工业演化的两种具体形式：一是交通工具改良导致的地方性工业演化；二是地方性工业的互补演化。
（1）交通工具改良与地方性工业的演化
马歇尔认为，交通工具的改良对于产业的地理分布具有重要影响。马歇尔简要论述了交通工具改良对地方性工业演化的影响机制[27]：交通工具改良导致交通工具跌价或者相距甚远的两地之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有了新的方便条件，进而会使决定产业地区化分布的种种因素的作用发生变化，最终引起地方工业的演化。
不过，马歇尔并没有对影响交通工具改良的因素展开论述。马歇尔对交通工具改良的观察，实质上揭示了技术变化是地方性工业演化的关键影响因素。
（2）地方性工业的互补演化
·互补演化
马歇尔首先观察并论述了部分特殊地方性工业之间存在的互补演化问题。他认为地方性工业互补演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性工业专门化导致的劳动技能需求专门化与家庭生存之间的矛盾。马歇尔举例说：“如果地方性工业只有一种主要工作，例如只有强壮的男子才能做的工作，那么它在作为劳动力市场方面就有一些不利之处了。在没有纺织厂或其他可以雇用女工与童工的炼铁业地区里，工资很高，而对于雇主来说劳动力成本昂贵，但每个家庭的平均货币收入却很低。”[28]在这种地方性工业中，高额的劳动力成本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雇主的雇佣积极性；劳动力需求的单一化，也减少了家庭的收入来源，恶化了家庭的生存状况。马歇尔认为，“……补救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在附近建立起具有补充性质的工业就行了，因此，纺织工业常聚集在矿山和机械工业附近”。[29]
·互补演化的机制
对于互补地方性工业的形成机制，马歇尔认为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自组织[30]（Self-organization）形成机制；二是他组织[31]（Hetero-organization）形成机制。对于互补地方性工业的自组织形成机制，马歇尔将它描述为“它们（纺织工业）是被不知不觉地吸引到那里去的”。[32]也就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具有互补作用的地方性工业会相继产生。对于互补地方性工业的他组织形成机制，马歇尔则将它描述为“在另一些地方，则是被有意识地大规模建立起来的，以使原来对不需要女工和童工的地方产生职业多样化。例如，巴罗就是这样”。[33]也就是依靠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具有互补作用的地方性工业也能够相继产生。
马歇尔关于通过他组织机制形成互补地方性工业的论述，实质上为政府通过适度规划发展产业集群提供了最早的理论支撑。
（二）迈克尔·波特的观点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出版后，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一度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直到100年后的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后，产业集群研究才又回到学术界的研究中，并很快引起了广泛关注。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重点论述了研究产业集群演化的工具、产业集群的功能和产业集群的演化。
1.研究产业集群演化的工具
波特认为，钻石体系（如图1-1所示）的内在力量会促使产业集群形成。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论述道：“钻石体系的基本目的就是推动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趋向集群式分布，呈现由客户到供应商的垂直关系，或由市场、技术到营销网络的水平关联。”[34]波特认为，“钻石体系”由四项关键要素构成[35]，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这四项要素相互作用，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和成长。
图1-1 波特的“钻石体系”
波特认为，钻石体系是一个双向强化系统[36]，核心是“投资”和“创新”[37]，但受到“机会”和“政府”两个变数的影响[38]。而产业发展的机会通常要等基础发明、技术、战争、政治环境发展、国外市场需求等方面出现重大变革与突破时才会出现。[39]各层次政府部门对钻石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策对钻石体系的作用上。
波特在研究产业集群之前，先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需要开发研究工具的做法，对于产业集群演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产业集群的功能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论述了产业集群的五项基本功能[40]：一是促使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形成互助关系；二是帮助产业克服内在惯性与僵化、破解竞争过于沉寂的危机，进而将这些现象转化为竞争升级；三是放大或加速国内市场竞争时生产要素的创造力；四是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大于各个部分加起来的总和；五是产业集群形成后，为寻求最大生产效益，一国的经济资源会自动远离单打独斗的产业，改为向产业集群集中。
3.产业集群的演化
关于产业集群的演化，波特主要研究了产业集群的产生、钻石体系与产业集群演化的关系。
（1）产业集群的产生
波特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首先得益于一个产业的率先发展，其再引发其他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进而连成产业集群。也就是说，波特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首先得益于一个产业集群萌芽的出现，在其作用下随着其他产业的加入，进而形成具体的产业集群。
波特在研究了不同国家的产业集群形成过程后，得出结论：“由于不同的企业形态和经济功能，每个国家发展产业集群的途径也不同。”[41]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总结了三种产业集群的产生模式[42]：一是垂直式发展的意大利模式；二是水平式发展的日本模式；三是介于意大利模式和日本模式之间的其他模式。
（2）钻石体系与产业集群的演化
波特认为，钻石体系四大关键要素的运作和互动，可以用来解释产业集群如何发展，也可以用来解释各个产业是如何兴盛衰亡的[43]。但是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并没有对各要素如何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做出详细论述，而只是简要论述了“产业集群解体”[44]。这可能构成了波特产业集群演化理论的重要不足。分析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来自波特比较重视钻石体系作用的结果，而比较不看重“作用机制”和“作用过程”研究。
波特分析了导致产业集群解体的三大原因：一是产业集群内部一个产业的自满态度，引发下游产业上进心的削弱；二是产业集群内部依赖创新的产业丧失优势，其所属产业集群内的相关产业纷纷脱离、解散；三是产业集群依赖龙头企业，一旦龙头企业出问题，将导致产业集群出现危机。
（三）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
保罗·克鲁格曼关于产业集群演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业集群形成原因的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有三个原因[45]：需求；外部经济；偶然原因与积累循环因果关系。在一系列严格假设的基础上，克鲁格曼用“中心—外围模型”证明了产业聚集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克鲁格曼考察了一个简化的模型[46]：一个国家包括两个地区（东部和西部），生产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制造品包括许多差异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都有规模经济，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克鲁格曼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分析得出结论：一个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而另一个地区成为农业外围。克鲁格曼认为，这种模式取决于较大的规模经济、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在支出中占较大的份额这三者的某种结合。
在该模型中，克鲁格曼认为有两种“向心力”使制造业中心存在下去，一种“离心力”使制造业中心瓦解。两种“向心力”包括：一是厂商希望位于接近市场较大的地方；二是工人希望获得其他人生产的产品。这两种力量分别对应赫希曼所谓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一种“离心力”是：厂商希望转移出去，为外围的农产品市场服务。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决定了中心—外围模式的可持续性：制造业中心与农业外围的均衡。[47]不过，当弱化克鲁格曼的系列假设时，上述结论可能出现变化。
三 国内经济学者的主要观点
（一）国内产业集群研究的沿革
1.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最早关注
从目前可以查阅的公开资料来看，国内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关注要相对早于学术界。国内政府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常德市委书记吴定宪主持的“开放湖南西北口”课题。在课题组发表的《放开湖南西北口 建设环湖经济圈》[48]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产业密集带”和“产业集群”概念。但是，该文并没有对产业集群做深入研究，只是借用了概念。该文既将产业集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又将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目标。
2.学术界对产业集群的关注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集群的研究相对较晚，可查阅的文献显示，起源于复旦大学俞忠英教授1998年发表的《民营小企业的集群化与国有小企业的离散化》[49]一文。该文在国内学术文献中第一次详细论述了小企业集群现象，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和政府对策。1998年之后，产业集群研究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现已经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1999年至2002年间，CNKI收录的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论文逐年增多，并在2003年出现“井喷”现象。
产业集群研究文献中产生的上述现象，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1997年之后华夏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三部曲（《竞争战略》[50]、《竞争优势》[51]和《国家竞争优势》），这些经典著作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并为学术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二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高速发展的民营经济呈现聚集发展特征，已经大规模出现产业集群现象，它们为国内学者研究产业集群提供了活生生的实例。
（二）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
1.总体概述
在产业集群演化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不同的学者借助于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工具，从不同的视角开展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演化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突出了产业集群研究的特定“视角”。
如果假设“产业集群演化”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么要对这个“客观的存在”进行研究，就离不开一个特定的“视角”。而且，在不同的“视角”下必然得到不同的研究结论，即基于某一个“视角”而成立的相对结论。正是“视角”的存在，导致了各研究结论必然具有其天然的深刻性和显著的局限性。
2.主要观点
华南农业大学余秀江博士在专著《企业群落演进：运行与治理研究》[52]中，从经济学视角，借助于新兴古典框架下的分工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控制理论，研究了产业集群的演化、运行与治理。该书认为，集中、分工、交易效率三个内在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产业集群演化的内在动力。根据集中、分工、交易效率等因素处于不同的水平，可以将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萌芽、初级、完善、成熟和升级阶段。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林竞君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借助新经济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衰落的整个生命周期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完成了学术专著《网络、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53]。林竞君得出三条结论：一是产业集群形成的直接动力来自分工和市场的互动，偶然性和历史传统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信任和网络结构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对产业集群演进具有重要影响；二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和网络学习决定产业集群创新的效率，企业之间的网络互动和非正式交往决定产业集群创新的扩散；三是产业集群的嵌入性依赖和学习失败将导致产业集群交易的低效率，而网络失衡和信息失效将导致产业集群创新的退化。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盖翊中在专著《企业集群演化研究的网络视角》[54]中，从社会学视角，借助于“网络”概念对产业集群从区位选择—空间聚集—结成产业网络—网络内厂商互动的整个演化过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论证了区位因素、空间聚集、产业网络、厂商行为这四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盖翊中认为，在这些关系中，产业网络与厂商行为的关系是核心。通过对东莞（台资）电子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盖翊中得出结论：一是区域空间聚集对厂商行为的影响要通过产业网络来实现；二是产业空间聚集程度的加强，比如在更小范围内或更近的距离内建立网络关系，也可能增加对象多元化；三是网络内成员需要在增加对象多元性程度上进行舍弃。
华东师范大学理学博士郭利平在专著《产业群落的空间演化模式研究》[55]中，围绕产业集群演化做了两方面的探索：一是将空间研究作为产业集群研究的重点，将产业演化与空间演化相结合，提出了产业集群空间演化的三种模式（阶段渐进式、突变式和回旋式）和四个演化阶段（创生阶段、自增强阶段、扩散阶段和空间一体化阶段）；二是从系统论、自组织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学视角探讨了产业集群的成长机理和路径演化。
夏兰和周钟山在专著《基于网络结构视角的产业集群演化和创新》[56]中，以网络结构视角研究了产业集群的演化和创新。该书认为：企业家精神、资源、分工与专业化、模仿学习与知识和技术扩散等因素驱动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的内部网络结构包括相互耦合的分工网络、交易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产业集群内部网络结构演化表现为垂直联结演化、水平联结演化和层级结构协同演化；产业集群演化和创新的基础是作为“内稳定”的一种层级结构；产业集群外部网络演化受到嵌入其中的国际产业价值链、跨国公司和企业联盟网络的影响。
四 文献述评
通过对产业集群演化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基本判断：一是产业集群演化研究遗漏了产业集群宏观演化研究；二是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尚须进一步升华；三是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研究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
（一）产业集群演化研究遗漏宏观演化
1.产业集群演化研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
目前，产业集群演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最大缺陷，是遗漏了对产业集群宏观演化规律的研究。朱英明在《中国产业集群分析》[57]中，利用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价值型）的中间使用和中间投入部分作为基础数据，对中国的产业集群进行了宏观识别分析。如果仅从这本著作的术语使用上分析，是属于在宏观层面上研究产业集群，但是实质上是属于抽象掉地理概念的中国产业关联分析。
产业集群作为一“类”经济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通过对产业集群这种特殊经济现象的历史考察，可以找出产业集群存在的特有宏观演化规律，也可以找出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宏观动力和阻力，这将有利于人类把握产业集群演化的方向和趋势。但是，目前的产业集群演化理论研究，对作为“类”存在的产业集群宏观发展演化历史视而不见，只局限于研究“个体”水平的产业集群微观演化。这构成了产业集群演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
2.原因分析
产生上述缺陷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产业集群研究对象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的。徐康宁在《产业聚集形成的源泉》[58]一书的第三章“产业聚集的历史考察”中，对产业集群做了简要的历史分析，但是该分析仅限于描述层面，而缺乏规律的总结。可以说，徐康宁差一点就发现了产业集群研究的新领域。
在产业集群研究中，马歇尔有一个基本假设：产业集群指的就是单个的“产业集群”。在这里，可以将马歇尔的这个假设称为“马歇尔假设”。可能正是因为马歇尔当年关于“地方性工业”的“微观”取向，将学术界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引向了“微观”道路。即使是100年之后复兴了产业集群研究的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59]一书中也只研究“微观”的产业集群。这种学术渊源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不自觉地就被一种思维定式锁定：研究产业集群就是研究“微观”的产业集群。也正是这种学术传统，客观上将产业集群的宏观演化研究排除在了研究对象之外。
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走上“马歇尔假设”道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产业集群概念做深入的剖析，相反却被“马歇尔假设”所锁定。可以说，国内外产业集群演化理论研究完全无视“宏观”的存在，这构成了目前所有产业集群演化理论研究的共同缺陷。研究对象的狭窄，必然导致现有的产业集群演化理论难以解释更加复杂的经济集聚现象。
3.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
对“产业集群”进行概念考察，可以发现对它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产业集群，指的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个独特的产业集群组织，以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二是作为“类”存在的产业集群，指的是人类社会变迁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现象，以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现象。对产业集群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产业集群研究的不同研究对象。“个体”水平的产业集群研究属于微观研究，“类”水平的产业集群研究属于宏观研究。因此，研究产业集群演化就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研究“个体”水平产业集群演化规律的微观演化研究；二是研究“类”水平产业集群演化规律的宏观演化研究。[60]
4.本研究的探索
本研究试图克服产业集群演化研究中的上述缺陷，探索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集群演化分析框架。这将构成本研究的第一项工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框架上将本研究分为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产业集群宏观演化研究、产业集群微观演化与产业集群宏观演化的互相影响研究、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研究四个方面；二是提出了用于研究产业集群宏观演化规律的TDRI（技术—需求—资源—制度）模型。
（二）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尚须升华
1.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在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中，所选取的研究视角和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各不一样，呈现出纷繁多样的特点。如前所述，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存在经济学视角、新社会学视角、社会学视角、网络结构视角、系统论等视角。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研究方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表现为多种方法混合使用。不过，南京大学梁琦博士的《产业集聚论》[61]一书，坚持使用数理方法，将产业集聚分析纳入一个比较统一的数理框架中。但是，过分强调数理方法，使得研究结论依赖严格假设而偏离实际成了必然。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必然使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的结论呈现出多样性。但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正好揭示出产业集群演化规律的复杂性。这也说明，学术界在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方法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甚至也没有形成占据主流的研究方法。
2.共性分析
目前，不同学者在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虽然存在重大的差异性，但是也存在一个重大的内在统一性。那就是学者们在选择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时，实质上都试图基于“还原论”来寻求产业集群演化规律的终极解释，并试图将产业集群演化的原因归结为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比如，林竞君用网络和社会资本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微观演化[62]，盖翊中用区位因素、空间聚集、产业网络、厂商行为四变量来解释产业集群微观演化[63]。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都是属于典型的还原论。
3.本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产业集群作为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经济单位，有其具体的内在结构，并处于特定的外部环境之中，同时在时间维度上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因而，很难将影响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的因素归结为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试图用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来解释产业集群微观演化规律，必然导致对该因素作用的夸大，以及对其他因素作用的忽略。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深入研究，没有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和开发特定的研究工具。本研究将从方法论选择和研究工具设计两个方面来实现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的升华。
4.本研究的探索
本研究试图在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做一些探索，以尽可能使研究结论符合经济现实。这将构成本研究的第二项工作，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书构建了作为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基础的结构模型——CE（自身特点与外部环境）模型；二是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曲线决定模型——ED（进化与退化）模型。
（三）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研究出现错位
1.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研究出现的错位现象
产业集群演化客观上存在两个维度：一是“个体”水平的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维度，二是“类”水平的产业集群宏观演化维度。这给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国家产业集群政策制定中必须体现出产业集群演化的二维特征。目前，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研究中却存在重大的理论错位：以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理论指导国家制定宏观层面的产业集群政策。
2.原因分析
郑健壮和叶峥的研究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因为缺乏产业集群演化专题研究而没有获得成功。郑健壮和叶峥在《基于资源观的产业集群政策研究》[64]一书中，对国家产业集群政策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在第三章以标题形式明确提出了“基于资源观和演化理论的产业集群政策的理论重构”观点。但是，由于该书缺乏对产业集群演化规律的专题研究，从而使得第三章的观点缺乏支持，并使得后面的政策研究显得“基础理论薄弱”。因此，该书只能算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
传统的国家产业集群政策，实际上等同于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制定的产业集群政策。但是，产业集群的微观演化研究发现，单个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事，它需要多级政府的共同参与。因此，由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制定的产业集群政策，并不一定能起到激发个体产业集群发展活力或者延缓产业集群衰退的作用。另外，政府不顾产业集群宏观演化规律，一厢情愿制定不切实际的产业集群战略、产业集群规划和产业集群政策，这也是国家产业集群管理中的一大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没有从理论上论述清楚一个重大问题：国家产业集群政策与产业集群微观演化规律和产业集群宏观演化规律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3.本研究的探索
本研究试图在产业集群微观演化研究、产业集群宏观演化研究、产业集群微观演化与宏观演化相互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的相关研究。这将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集群政策和建立有效的国家产业集群管理体系提供理论指导。这将构成本研究的第三项工作，表现在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