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村新社区的建设和转化

（一）新社区建设的要求

现在各地都在兴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不少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原有的自然村基础上通过旧房改造而成的，也有的是在原有的自然村附近的空旷地带建成的，原有的旧房在居民搬迁后被拆掉，土地经过整理，重新变为耕地。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建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农村新社区的起点。

农村新社区的进一步建设，一般有五个内容：

第一，农村新社区要实现园林化，成为绿树成荫、花草茂密的适合居民居住的居民区，而不能只以盖好几幢高楼为目标；

第二，农村新社区要成为环境清洁的居民区，是实现污染防治、垃圾回收和利用、符合低碳节能要求的居民区；

第三，农村新社区一定要实现公共服务到位，建设卫生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养老院、公共交通、自来水、通信、文化室、安全保卫等相应设施，使得农村新社区内的公共服务与城区的公共服务基本上相同；

第四，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新社区应当及早实现城乡一体化，不存在农民与城区居民的身份限制；

第五，在社会管理方面，农村新社区应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社区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社区居民也可以罢免不称职的负责人。

因此，在实现上述各项要求之后，村级自治就改为社区自治，农村新社区成为城市的一种基层单位，纳入城镇化。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权利平等了，身份限制不再存在了，两类居民的融合也就成为事实。

（二）不同的社区就业模式

农村新社区居民的就业状况是多样化的，因地而异。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各地有不同的做法。

一是在某些地方，由龙头企业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把土地入股到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这些土地上按土壤的性质，有的种果树，有的种粮食，有的种葡萄，有的种饲料。在建设用地上，盖起了各种工厂，在草地上办起了牛羊饲养场，此外还办了养猪场、养鸡场等。农民愿出外打工的，由他们自愿；不愿外出的，把农民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到果园、葡萄园、粮田、饲养场工作。这样，每个农民每年按股分红，每月还有工资可得。龙头企业还建起了宿舍区，按社区模式管理，分配给居民居住。公共服务设施也由龙头企业兴建。这又称为“公司＋社区＋农户”模式。我们在山东省烟台市就见到这种模式。但也有一种疑虑，即担心如果将来某一天，这样的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因种种原因而亏损了、倒闭了，公司被改组了，或被其他公司控股了、接管了，那时如何处理原来所形成并实施的“公司＋社区＋农户”的运营方式呢？是不是会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呢？虽然目前还没有迹象，但今后能保证不会出现公司经营亏损的情况吗？一种可行的建议是：从现在起，公司每年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担保基金，平时不用，等到将来公司遇到较大风险而难以应付时，有这么一笔风险担保基金，多少会有助于缓解农民所遇到的困难。

二是在某些地方，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的专门生产茶叶，有的专门生产西瓜，还有的专门生产柑橘等。同时，也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或改造旧民居，或在附近的空旷地带新建居民区，使农民迁入居住。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组织生产，而改造后的旧民居或新建的居民区，则由住户选举的村委会或社区管委会管理。这是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农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订立合同，由龙头企业提供技术，提供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灌溉、机械），并统一收购产品，经营销售。我们在重庆市的江津、长寿、梁平等地见到过这种模式。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农民”的模式的缺陷主要在于：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本乡的农民（甚至是本村的农民）组织起来的，规模小，底子薄，市场开拓能力有限，因此得不到农民的足够信任。加之，农民专业合作社如果缺少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在市场竞争中难以有大的作为。这就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出了一个难题：要么过分依赖龙头企业，甚至受龙头企业控制；要么小打小闹，至多得到微薄的盈利。怎么办？一种可能的发展倾向是走联社之路。联社经营可以有较好发展前景。

三是在某些地方，在市、县政府或乡镇政府的主持下，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给农民一定的建房补助，动员农民自建新房，或改造旧房，政府再投资建设公共设施，并在这里实行社区式的管理。农民则转向专业化的生产，如每家都有蔬菜大棚、草莓大棚，精耕细作，产量高，收入增多。生产由各户自己负责，社区则组织专业的运输队，帮助农民把产品运往农贸市场去销售，或者，社区把这一带改造为旅游点，农民办“农家乐”，或妇女制作手工艺品，吸引游客前来选购，也包括购买新鲜水果、蔬菜、土特产品等。这又是一种模式，可以把它称为“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我们在贵州省毕节市见到过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农民自觉，农业产业化开展较顺利，社区为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多方面的服务、指导。但这种模式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区的服务和指导固然是重要的、有用的，但社区毕竟不是经济实体，不能把各个农户组织起来，各个农户在市场上仍是单独行事，实际上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在本村的公路旁，小摊林立，农户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竞相削价。因此，有一种建议：能不能让社区指导同农民集体经营的运作结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下一种模式作为替代。

四是上面所说的另一种模式，就是在某些地方，在市、县政府或乡镇政府的主持下，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帮助农民集体创业，如全体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工业、建筑业、物流业的工作。生产由农民组织的公司和民选的公司董事会负责经营管理，生活则由社区统筹安排，社区管委会负责人同样是民选产生的。可以把它称为“社区指导下的农民集体经营模式”。我们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见到过这种模式。关于这种模式，同样会有疑虑，这就是：农民在社区指导下的集体经营，会不会又回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路上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有些乡村有集体经营的企业（最早称“社队企业”，后来又改称“乡镇企业”），实际上是由乡镇干部主持的。这些乡村干部中，有些人也是“能人”，但大权独揽，独断独行，名为“集体经营”，有些成为家族把持的企业。“集体经营”是不规范的企业组织形式，无法可依。与其沿用“集体经营”名称，不如改用规范化的企业组织形式，或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称“有限责任公司”，一切都按规章制度办。这才是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农村新社区的模式肯定不限于上述几种。各地正在根据本身的情况，继续探索。这也是很自然的。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土地上，不可能设想只有某一种新社区的模式。应当把不同模式的涌现和不同模式的并存，看成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调动了民间蕴藏已久的积极性的结果。规范化是必然的，只有规范化才能避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在这里，不妨换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如果不采取建设新社区的做法，而只有老城区加新城区的做法，试问众多的农民如何被安置到新老城区之中使大家都能安心生活，并使城市生活质量不降低呢？就业问题又如何解决呢？简直想不到比新社区的建设更好的办法了。

何况，新社区的内涵是不断改变的，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新社区的起始点，是符合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现状的。以后，通过园林化、循环经济的推广，公共服务到位和社会保障走向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也逐渐向新社区转变了。这些全都依靠民间蕴藏已久的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可以说，没有民间积极性的支持，也就不会形成新社区。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镇化恰恰体现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步。中国城镇化唯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的目标。到了那时，可以把“农村新社区”改称为“新社区”，前面不必再加上“农村”二字。

说得更确切些，反映中国城镇化真正特色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恰恰是“新社区”作为中国城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社区”今后就是中国的新城镇，也就是说，农村新社区终将转化为新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