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未来走向与今天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 周溯源

关于文化的重要性，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越来越重视，达成了共识。过去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改变了，文化也创造经济效益。在美、德、英、法、加、日、韩等经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美国号称世界文化产业帝国，其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占到五分之一。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2004年就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并占GDP的18%。在我们中国，现在也看到了文化的效益，所以现在提出搞文化产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思路。有人讲产业化，我不同意，文化不能产业化，因为有些文化项目是需要扶持的，不可能都赚钱，甚至需要赔钱，特别是在塑造人文精神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是需要赔钱扶持的。

一 文化的含义

关于文化的含义，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据统计有300多种定义，最近有一种说法比较一致，文化就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比文明的含义还要宽。因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可以说是文化，吃饭有吃的文化，喝酒有酒文化，养生有养生文化，外交有外交文化，礼仪有礼仪文化。文化是跟人相联系的，只有人才有文化，有人就有文化，只是文化的多和少、高和低、先进和落后的区别。那么如果过多的探究它的定义，现在还恐怕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探讨和发展。

二 关于本源文化

本源文化就是传统文化。中国的历史很长，传统文化内容很丰富，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那么，本源文化应该是我国最早成熟的一种文化体系，具体说来就是先秦诸子百家文化，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杂家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家、墨家、法家、道家。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礼”与“仁”。“礼”包括统治制度和行为规范。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就是恢复周公之礼，诸侯听命于天子，大夫听命于诸侯。孔子又把礼的范围扩大到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每个人都要依据不同的身份地位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礼仪。“仁”是爱心，但是受礼的制约。孔子主张君臣互爱，父子互爱。他认为如果自天子诸侯到普通民众都能遵守礼节，又有爱心，以和为贵，就会消除争斗，实现天下太平。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强调“仁义”，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统治者要对被统治者实行“仁政”。孔孟主张“仁治”。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主张“法后王”，完善诸侯国现行的制度，达到统一的礼。荀子反对“天命论”，提出“性恶论”。主张对贵族讲“礼治”，对庶民用刑罚。荀子是儒学的传人，又是法家的先驱。

法家既反对孔孟的仁治，也不赞成荀子的礼治，主张法治。韩非是代表。他主张不论身份地位高低，一律遵行统一的法令，犯法者都要治罪，不搞法外施恩。法令不要因循守旧，而要依据世事的变动而变化，由君主制定颁行。君主要有法、术、势，权势至尊。举国上下都守法，君主就可实现天下大治。《韩非子》总结了诸子百家关于治国安邦的学说，其完整的法家理论为秦王朝集权专制体制的建立提出了指导思想，也影响了秦以后的政治体制2000多年。

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兼相爱，交相利”。它不同于儒家受礼制约的“仁爱”，主张不拘地位身份的“兼爱”。指出战乱的根源在于诸侯只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家主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个人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因此，墨子主张诸侯国之间、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所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个人之间，都要“兼相爱、交相利”，互爱互利才是天下的“治道”。

道家的核心观念是“无为而治”，是老子政治学说的主旨。道家思想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认为百姓穷困难治是因为在上者收税太多管得太多。统治者应该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方能安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还富含辩证法。它把事物的发展规律叫做“道”，道在物中，支配物的运动。事物由正反两面合成，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没有贱就没有贵，没有下就没有高。对立的双方又相互转化，祸可变福，福可变祸。

墨家后来衰落了，道家是出世文化，不占主导，所以几千年来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法家。

本源文化中还有其他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不少精华，有批判继承的价值。关于中华民族精神，上古文献《周易》里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永远前进，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胸怀博大，兼收并蓄，包容万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这两点一直指导、鼓舞着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 文化发展的规律

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又是人类去遵循的，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体现的。如果什么都不考虑，都不选择，只是顺着走，又变成了宿命论，人就无所作为了，就会“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明日休”，听天由命，随俗浮沉。自觉的人、创造历史的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实践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规律性和选择性的统一。选择的高下在哪里？如果认识了规律，遵循了规律，选择就是正确的，就会成功；反之，如果没有认识规律，违背了规律，选择就是错误的，就会受到惩罚，就会失败，导致迷惘。当年治水，禹选择了疏，就成功了，大禹就是遵循了治水的规律。

因此，我们在讨论文化的未来走向，不能不谈到选择，谈到选择就要谈到规律，谈到规律就要谈到科学，必须唯物，必须求真，必须实事求是。关于文化的发展，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个规律：从单一性到多样性

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就像生命进化一样，由单细胞到双细胞，由双细胞到多细胞。人的智力发展也是从简单思维到复杂思维，文化也是这样的。儒家认识到自然的多样性，老子也认识到自然的多样性，提倡道法自然。自然就是多样性。马克思在他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多么深刻！多样性是互补的，一种事物不可能有多种性质，苦瓜就是苦，是祛火的；西瓜就是甜，是清凉的；辣椒就是辣，是上火发热的；梅子就是酸的，酸溜溜的。苦、甜、辣、酸都有，是互补的，人们只有苦瓜没法活，只有西瓜也没法活，只有各种滋味具备，人类才能生活好。自然界有高山、丘陵与平原，有湖泊与大海，有参天大树与卑微小草，有大朵的牡丹与小朵的茉莉花……多样性就是文化的规律之一。

第二个规律：从集权到民主

集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一个历史阶段。西方学者魏特夫，写了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该书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缺水，缺水就得治水，治水就要做浩大的工程，浩大的工程要有千军万马，要有千军万马，就必须集权。反过来说，只有集权，才能有千军万马；只有千军万马，才能搞浩大的工程；只有搞浩大的工程，才能把水治好；治好水，中国人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是要求多样化。当有了铁器以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就崩溃了，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不再需要那种原始公社的制度了。个体可以独立生存发展，就导致生产多样化了，可以种水稻，也可以种小麦，也可以种棉花，多样化了。我们现在是家庭联产承包，实现了经济民主，不再听队长一个人的指挥，有自己决定种田的权利，也可以不种田，出去打工。由集权到民主，到现在民主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些在前进，有些在停滞，总体在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想停下来也做不到。像网络，就是自由的，开放的，人人都是播音员，人人都是记者。言论自由发展了，有人说这是挑战，我说这是进步。不要什么都说是挑战，它是进步，它对旧的东西是一个否定，说它是挑战，就好像是跟你过不去，势不两立。我们应该适应这个进步，然后再加强管理，就会活而不乱。

第三个规律：从束缚到自由

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生物界是自由的，候鸟可以从南飞到北，也可以从北飞到南，鱼在水中也是自由的，鸟在林中也是自由的。人是万物之灵，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在奴隶制度下，在封建社会里，人是不自由的，连思想都不自由，这是人的悲哀之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有人身的自由，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可以在你这个厂工作，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厂工作，相对封建制度来说是历史的进步。现在人才流动了，也相对自由了。现在不少单位的员工实行聘用制，他找到好的单位，说想走，就可以走。当然，你可以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靠环境留人，靠适当的待遇留人。如果员工找到了更好的单位和工作，你不能阻挡，也阻挡不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规律，那就欢送他去，希望他发展得更好，如果那里不好，欢迎他再回来。这就是从束缚到自由。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就是变得越来越自由了。

第四个规律：由等级制到平等

必要的等级，有合理性，但是把等级制绝对化，一切都是为了等级，那就是走向了极端，就会妨碍社会的进步。像我们过去讲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终是集中，领导拍板决定。在定下来之前是有一些反复的，反复的过程就是实行民主的过程。看现在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就体现了平等的发展。过去开会分台上台下，台上是领导，台下是群众，现在是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就看不出等级，谁也不比谁大。过去吃饭都是桌餐，讲座次，同时吃，现在有自助餐，自助餐就显示出平等与自由。张三可以吃米饭，李四可以吃馒头，王二可以吃面条，也不分座次，这就平等自由了。另外，现在信息的传播，有了互联网，世界变平了，不是旧的宝塔式的了，现在的很多信息不是先从部长传到司长，司长到处长，处长到科长，而是同时得到，甚至一个普通人可以比部长得到的速度还要快。这是文化的变化，信息的变化，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发展，没法阻挡的。

第五个规律：由封闭到开放

在古代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世界是分散的，国家之间很少来往。但是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就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才有了世界史。国家之间相互联系，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清朝想封闭，闭关锁国，但是行不通，必须打破你，你不接受贸易也得接受贸易，要么是和平接受，要么是耻辱地接受。当你开放以后，开始是耻辱的，吃了很多亏，但是愈往后得到的好处会愈多，文化会进步，文明会进步，物产会丰富，技术会提高。有了鸦片战争，事后才有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搞起来之后，洋东西都进来了。所以说，搞封闭是不行的，封闭应该向开放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做出的开放政策是英明的，这个战略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高。“六四”以后，有人提出来，同西方国家减少往来，留学生要减少。在上层发生了分歧，是封闭还是继续开放？是减少还是增加？最后开放的意见占了主导。不能因为一个事件去违背规律，如果我们在世界大潮主流之外，实行封闭发展，那是一种倒退。

第六个规律：从迷信到理性

最初是迷信，慢慢理性增多，过去因为知识有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有限，所以迷信的很多，那么现在理性的逐渐多了起来。包括宗教本来是有迷信的，但是宗教的理性现在也增多了。今天谈论宗教，如果仅仅还是说精神鸦片就不全面，有鸦片的一面，麻醉的一面，但是还有理性的一面。笔者曾到台湾考察，考察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看到台湾的佛教现在还是很多的，佛教的慈善事业做得很大。我到了佛光山，同星云大师有一个座谈。他说，在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佛光会的会员，总数有几千万人。他的书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佛光山显得非常气派，我就问他：“星云大师，为什么您的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大？影响这么大？”他回答：“比我聪明的人有很多，比我执着的佛教徒也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我这么成功？我跟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字：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别人都追求财富、名利等很多东西，我只追求一个无，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佛光山数亿财产谁要拿就拿去。这个地方成百上千间房子，没有一间是我的，我手上也没有一分存款。我就是本着一个无字，才发展到这么大。”由此可见，他的佛教思想，有很多理性元素。古代老子的思想，认为大无便大有。那些贪官之所以会垮台，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觉得老不够，还要贪一点，最后就垮台了。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就是星云大师的高深智慧，也是他成功的真谛。所以他的佛教事业、慈善事业做了很多，哪个地方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救人、赈灾很多，每年都是数亿元。佛教帮助老百姓很多东西，劝人向善，劝人要有敬畏之心，不论是男还是女，是官还是民，不能为所欲为，要有理性，要遵守道德和法律，要避恶行善。所以说，宗教也不全是迷信，也有很多理性的成分。这就是理性的发展。

第七个规律：从非人道到人道

这个社会的规律，也反映在对犯人的惩治上。过去有挖眼、刺面、断指、剁脚、割耳，还有腐刑割生殖器，死刑有五马分尸，有凌迟，还有挖心，很残酷。随着文明不断进步，现在没有这些刑罚，有的国家还废除了死刑。中国的死刑曾经用刀砍，刀又有不同，有快刀和钝刀，快刀死得痛快，钝刀砍下来非常痛苦，戊戌变法六君子就是在北京菜市口用钝刀砍死的，死也让你死的很痛苦。后来又改用枪毙，现在又改用针刑，痛苦渐渐减轻。看守所的条件也在不断地变人道，有的修得非常漂亮，很阳光的，不是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以人为本，这在奴隶社会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做到，资本主义也提出以人为本，也没有完全做到，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以人为本，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究竟以谁为本？以全体公民为本，还是以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为本？还在讨论。总而言之，社会在不断地往前发展，不断地变人道，不断地变理性。笔者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今天主张的以人为本，应该是以全体公民为本，这与惩处坏分子并不矛盾。因为坏分子破坏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他杀人，他强暴，把他制服脱掉，就是在捍卫以人为本的理念。现在我们社会的公共服务，只要你遵守法律，都给予服务，不管是亿万富翁还是无产阶级，都不分，都提供服务。

第八个规律：从保守到进步

倒退也有，但是倒退是暂时的，局部的，想全面倒退是倒不了的。我们看看历史，辛亥革命实现共和之后，袁世凯想回到帝制，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最后北洋军阀都不支持他，他倒退不了。张勋想复辟，皇帝的寿命更短，12天就滚出了故宫。所以，想倒退终究倒退不了，还是要往前走的。

另外，今天有人提出来恢复繁体字，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退主张。我写了一篇文章，“论汉字再简化”，认为不但不能恢复繁体字，还可以再简化。港澳台是繁体字，为了便于交流，迎合他，恢复繁体字，然而港澳台对繁体字也觉得烦。香港就有专家呼吁要用大陆的简体字，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联合国，都用了简体字。在社会追求高速高效的今天，恢复繁体字，是历史倒退，所以得不到支持。

上个世纪后期，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了发动文革的大错误，再后来东欧苏联都垮了，于是，我们原来的信仰发生了塌方。今天，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让中国人来填补信仰的空白呢？西方的东西进来了，后现代主义进来了，也有人提出来要用儒家文化作为指导思想。包括季羡林先生，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必须以儒家文明为主导。1988年1月，在一次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际大会上，获奖者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中国人怎么看？中国人对此争论不休，意见不统一。201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扩建完工以后，把孔子的雕像放到历史博物馆的前面，长安大街的南侧，于是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质问：这是什么意思？斜对面就是毛泽东，是不是要用孔子来取代毛泽东，换句话说是不是要用儒家思想取代当代的马列主义？好多人写信抨击文化部，你们想干什么？其实，文化部也不一定想用孔子取代马列，只是想突出孔子的地位，毕竟他是第一个伟大的圣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客观历史。但是不行，后来只好搬回到历史博物馆里面了。这说明倒退很难。你可以继续研究儒家的东西，弘扬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如果全盘接过来，像封建社会一样，以孔子思想为指导，已经不可能了。

以上是我总结的八条文化发展规律（当然远不止这八条）。那么文化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体现了这些规律，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违背这些规律。

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四大块：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第三，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四，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个体系很完整、很全面，但不好记，好多人包括一些干部和研究员都说不清，工人农民理解就更困难了。然而，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很简洁明了，那就是“三纲五常”，臣以君为纲，子以父为纲，妻以夫为纲，仁义礼智信，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好懂好记好操作。

那么资本主义也有，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也就是七八个字，三四个关键词。我们这么大的体系就不好记忆，所以必须要提炼出核心价值观，得有几个关键词，不然的话，社会就没有统一明确的规范。那么，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曾经想搞，但是不成熟，没有统一，于是各地自己搞，北京有北京精神，上海有上海精神，江苏有江苏的，浙江有浙江的。终归总体必须搞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我们社科网今年发起一个征文，凝练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收到了不少文章。我们在“征文说明”中提出，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遵循几个原则：第一，必须反映社会大众共同的本质追求。不是部分人的追求，更不是少数人的追求，也不是零碎的追求，而是本质的追求。价值观是为人服务的，为人的发展服务的，离开人的本质就搞不成了。第二，必须反映出五千年中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因为是中国，中国又有五千年的历史，有许多精华，不要都当成垃圾扔掉，得把好的东西挑选出来，然后加工制作。第三，必须吸收西方文明适合我们的进步元素。我们的价值观要跟人家交流，要反映一些共性东西，不能自话自说。第四，必须反映当代人的新的创造。当代人的智慧有新的创造。对于新的创造要反映出来，不能停留在过去。只有反映这四个方面以后，这个提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才是先进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取得最大公约数，获得最广大公民的认可，才能推广开来，传承下去，从而推动社会健康有序良性地发展。

核心价值观既有引导政府的，也有引导普通公民的，所以说，选择要遵循以上原则。今天的选择决定着明天的未来。无疑，社会的进步必须靠全体公民，但是要有领导人，有主心骨，有先进分子。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社会上有先知先觉的人，也有后知后觉的人，还有不知不觉的人。2010年8月中宣部长刘云山同志提出来，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自觉，知识分子首先要自觉，要像孟夫子说的，当今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要有这么一种担当意识。

知识分子应该胸怀坦荡，要勇于做开路者。当然个人的力量很卑微，社会真的太强大了，有时候说真话还得不到好报，还受委屈，甚至还遭受灾难。你检举腐败分子，结果自己被关进了监牢；你说皇帝的新衣是假的，结果说你是傻瓜。自古以来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奉献，甚至牺牲生命。毛主席当年说过，屈原如果不被流放，继续当官，就写不出《离骚》。知识分子有时候吃些苦，受些罪，可以使他为社会做出独特的贡献，这就是代价。就像农民种田要流汗一样，知识分子要拿出成果来，也要付出心血，付出代价，包括被误解的风险。这就是你的价值所在。你的代价越高，你的价值就可能越大，你在社会上、历史上获得的尊敬度也就越高。价值不仅仅是当时的衡量，还有后世的衡量；不仅仅是领导者的衡量，还有民众的衡量。“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选择的方向务必正确，只要你是为了民族的进步，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众的幸福，即使暂时被误解，终究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因此，我们在今天的现实当中，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不负责任，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私利。每年“两会”的人大代表，如果代表讲话只是站在他个人部门的角度说话，石油部门的代表要涨油价，住建部门的代表要提高房价，电力部门的代表要提高电价，教育部门的代表要提高学费，等等，那就不能叫“人大代表”，是“部门代表”，因为你不站在全民的角度和立场讲话。如果提出本部门要降低收费，这才叫“人大代表”。当然，并非要一概反对提价，为了综合平衡，有的提价也是正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设文化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医疗卫生研究所、能源研究所等等，因为社科院比较超脱，没有部门利益，可以站在全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国家建言献策。而那些实业部门的代表，往往有本部门利益的羁绊和局限。

总之，未来的文化走向取决于今天的选择，今天的选择首先取决于知识分子的选择，知识分子的选择中，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居于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尤其重要。希望多出一些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多出一些社会良知，只有这样的人多了，我们的文化前景才能光明灿烂，我们社会的进步才能又好又快！

（原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