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以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为标志，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日本和美国）都从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变为区域主义的推动者，以至于多边主义的主要载体——世界贸易组织也不得不认同这一趋势^[1]。与此相对应，过去15年间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了迅猛发展。而在此前，亚洲多数国家一直是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

作为区域主义的后来者，按理说亚洲应该复制美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但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显示，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既不同于美欧模式，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如南美模式、非洲模式等。其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第一，亚洲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数量与质量不对称。截至2013年1月，已经批准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有109个，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两倍。此外，尚有148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处于谈判阶段。亚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总计达到257个，超过世界其他地区^[2]。然而，亚洲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够覆盖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第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与机制化安排不对称。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看，一个地区通常是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然后带来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而亚洲是先有结果（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后有手段（签署区域贸易协定）^[3]。换言之，在大规模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之前，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就已经很高了。这是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在这种网络中，产业内、产品内跨国分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提高。受这种贸易投资一体化所驱动，网络内的成员国转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以规范本已存在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活动。第三，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大国与小国的影响力不对称。其他地区的经验显示，区域一体化进程通常是由本地区的大国所推动的，如欧共体的主要推动者是法国和德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推动者是美国，南方共同市场的推动者是巴西与阿根廷，等等。而在亚洲，由于大国之间在非经济领域的分歧，区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则是由这一地区的小国集团——东盟所推动的。由此出现了人们常说的“小马拉大车”现象。第四，区域内与区域外大国的影响力不对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就曾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但因美国的反对而流产。进入21世纪，中日韩分别与东盟签署了“10+1”自由贸易区协定，过渡期结束后本应该从“10+1”过渡到“10+3”（即东盟与中日韩组建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却因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TPP的出现再次搅乱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美国的立场成为影响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最重要的外部力量。

究其原因，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亚洲发展的多元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国家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而且存在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和对历史遗产的认知分歧。二是亚洲缺少最终消费市场。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奉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依靠对区域外市场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一基本格局迄今尚未改变。这一格局的背后是亚洲经济储蓄与投资的不对称。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所倡导的TPP正在改变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尽管TPP谈判尚未完成，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显现。一方面，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使其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10+3”倡议被东盟所倡导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取代。考虑到业已存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已持续多年，在亚洲已经形成以TPP、RCEP与中日韩自贸区“三驾马车”并存的格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生力量。“一带一路”不同于亚洲现有的任何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它以古丝绸之路所开创的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的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4]，它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就其定位和内涵来看，“一带一路”适应了亚洲发展的多元性，也将为亚洲经济创造新的区域内需求。鉴于亚洲原有的“三驾马车”尚未完成谈判，“一带一路”也刚刚步入实施阶段，我们很难对双方的相互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也难以就“一带一路”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格局的影响做出具体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朝着更具有“亚洲特色”的方向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并不试图构建一个能够解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体系；同时，作为2013年已经完成结项的成果，有关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并未纳入进来。这是我们正在研究中的一个领域。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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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WTO 2011年的年度报告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立场的变化，“World Trade Report 2011：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 Geneva。

[2] ADB，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ADB，2013，p.16.

[3] Nathalie Aminian，K.C.Fung，Francis Ng曾经对拉美地区与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把拉美模式称为协议驱动型一体化，把东亚模式称为市场驱动型一体化。参见“Integration of Markets vs. Integration by Agreemen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4546，2008。

[4] 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1～14页；李向阳：《建设“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第5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