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东亚共同体到“10+1”模式的演变

1.日本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尝试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外战略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追随美国奉行多边主义立场；二是以脱亚入欧作为对外战略的目标。因而，对于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日本并没有提出自己明确的主张。到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提高，其围绕亚洲或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提出了多个方案。1966～1968年担任佐藤内阁外务大臣的三木武夫提出了日本关于亚洲太平洋外交构想。1979年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圈”构想。以此为基础，1980年，第一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举行，并正式形成了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1988年日本通产省提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方案，从而为后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立奠定了基础。APEC虽然涵盖了多数东亚经济体，但它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况且它本身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这期间，尽管日本国内有倡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张，但在官方层面上日本的主张始终无法摆脱日美同盟的制约。

2.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助推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雁行模式”发生变化，东亚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上升，这些因素推动了“东亚意识”的形成。这一时期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东亚其他国家都有了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设想，比如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0年就提出了“东亚经济集团”（EAEG）构想。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全面唤醒东亚意识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此次危机使亚洲国家意识到开展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的必要性。1998年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方案，但因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反对而罢休。直到2000年在“10+3”框架下，东亚国家正式达成了“清迈倡议”。这一时期，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突出特征是，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东盟国家都开始认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是亚洲国家这一理念。

3.东盟承担起亚洲区域经济合作领导者的重任

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是金融领域，因而危机后亚洲国家把推动金融领域的合作摆在优先地位是很自然的。从2001年开始，以中国与东盟确定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为标志，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随后的几年中，日本、印度、澳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韩国分别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协议。至此，以“10+1”合作框架为主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成为现实，东盟也因此成为该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轮轴国”或“驾驶员”。

4.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两大障碍

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演变的三个阶段来看，美国是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美国的控制。战后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一直落后于其他地区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有很大关系。冷战时期，日本、韩国、东盟（即老东盟）都是美国的盟友，任何排除美国的区域合作方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东盟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就是冷战的产物。换句话说，东盟是得到美国“许可”的产物。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给予亚洲危机国所需的救助，从而导致亚洲国家提出自己主导区域经济合作方向的诉求。即便这样，美国也没有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AMF流产就是例证。进入21世纪，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获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面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在“10+1”基础上的升级，美国“重返亚太”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从内部动力机制来看，亚洲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区域内的主导权之争。在冷战结束之前，日本想摆脱美国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控制，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位居世界第二，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国内有很多人主张推动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共同体。但由于政治上、军事上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日本的主张只能是在亚洲与太平洋之间摇摆。反过来，美国也担心在亚洲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统一市场，最终复制欧洲的模式，在经济领域与美国分庭抗礼。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之争逐渐从美日转为中日。“10+1”可以说就是中日竞争的一个副产品：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轮轴国”或“驾驶员”地位交给第三方——东盟。

伴随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的这两大障碍依然存在，未来还将会继续发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