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道路。

1.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与市场驱动型特征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范式看，一个地区通常是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RTAs），然后带来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突出特征是，先有结果（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后有手段（签署区域贸易协定）^[1]。换言之，在大规模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前，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就已经很高了。这是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东亚国际生产网络源于早期的“雁行模式”。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亚洲四小”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升，尤其是中国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后，“雁行模式”转变为区域国际生产网络。在这种网络中，产业内、产品内跨国分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提高。受这种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驱动，网络内的成员国转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以规范本已存在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活动。

与其他地区的协议驱动型模式相比，东亚市场驱动型模式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即后者有助于提高国内外向型利益集团的交易能力，为此而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也更趋向于促进市场一体化^[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一结论在微观层面可能是成立的，而在宏观层面有可能相反：过高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了政府签署贸易协定的动力。例如，东北亚（中日韩）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远高于东南亚的水平，但其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却远低于后者。多年前，日本与韩国企业就有一种说法：在没有自贸区协定的情况下，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都如此高，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呢？实际上，一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决策并不完全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在很多情况下战略目标是更重要的考虑，对大国来说尤其如此。

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面条碗效应”（Noodle Bowl Effects）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急剧增加。就东亚地区而言，这种快速增长出现在2001年之后。在自由贸易区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已经达成的，还是处于谈判中的或提议中的自贸区协定，绝大多数属于双边性质（见图1、表1）。

图1 亚太地区的FTA（截至2010年1月）

资料来源：ADB，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ADB，2010，p.60。

表1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类型分布

在理论上，每个自贸区协定都有自己专有的原产地规则，这是防止成员国钻空子（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壁垒）的必要制度安排。但众多的双边自贸区协定并存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是“面条碗效应”。所谓“面条碗效应”是指多个双边自贸区都有自己的原产地规则和其他优惠措施，结果相互重叠的原产地规则和优惠措施抵消或降低了自贸区协定所带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收益（见图2）。

图2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面条碗效应”

注：ASEAN：东盟；CECA：全面经济合作协定；CEPA：全面经济伙伴协定；EFTA：欧洲自由贸易区；FTA：自由贸易区；GCC：海湾合作委员会；PTA：优惠关税协定。所有50个协定包括截至2010年已经生效和签署的FTA。

资料来源：Masahiro Kawai，Ganeshan Wignaraja，Asia’s Free Trade Agreements：How is Business Responding？ Edward Elgar，2011，p.12。

“面条碗效应”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自贸区协定数量的增加并未带来区域内贸易同比上升。图3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亚太地区的区域内贸易份额上升幅度超过了2.5倍。但如果从21世纪开始算起，尤其是在东亚与东北亚（自贸区协定数量大发展阶段），区域内贸易的比例并没有明显变化，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图4显示了另一个衡量区域内贸易的指标是区域内贸易密集度（Intraregional Trade Intensities）。

图3 区域内贸易份额的演变

资料来源：ADB，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ADB，2010，p.30。

“面条碗效应”的存在证明亚洲现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在众多双边自贸区协定之上组建更加统一的自由贸易区或统一大市场。否则，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将徒有虚名。

图4 区域内贸易密集度

资料来源：ADB，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ADB，2010，p.31。

3.以东盟为核心的“小马拉大车”机制

区域经济合作通常是由一个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来主导的，比如欧洲一体化最初由法国与德国主导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由巴西与阿根廷主导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由美国来主导。而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者则被“授予”给该地区经济实力相对最弱的东盟。作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轮轴国”或“驾驶员”，东盟理应成为自贸区谈判的主导者或协调者，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贸易谈判均是其他国家对东盟给予让步或提供特殊待遇（如早期收获计划）^[3]。

导致这种格局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区域内大国之间围绕主导权之争达不成共识。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合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但原先在日美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开始转化为中日（甚至更多国家）间的主导权之争。而小国在这种竞争中渔翁得利。例如，在早期阶段，韩国曾经试图充当中日合作的桥梁，但最终得利者是东盟。这就是中国与东盟签署自贸区协定后引发多米诺效应的原因所在。其二，东盟客观上也有自身的优势，即它是该地区最为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为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一体化组织，其地缘政治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在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轮轴国”之后，东盟的首要目标是保住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因而，在“10+1”框架建立之初，东盟领导人就曾经明确表示，无论是中日韩自贸区方案，还是“10+3”方案，都不符合东盟的利益，因为这些方案的实现都意味着东盟被边缘化，东盟将丧失“轮轴国”或“驾驶员”的地位。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东盟缺乏进一步提升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水平的动力，由此也使“面条碗效应”凸显出来。

4.亚洲缺少最终消费需求市场

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亚洲国家的区域内贸易比例比其他地区都要高，如南方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只略低于欧盟。然而，进一步考察亚洲区域内贸易的结构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亚洲开发银行对东亚14个经济体出口结构进行的研究证明：亚洲区域内贸易的比例在45%左右，但如果细分出口产品的类型（中间品与最终产品），亚洲的出口中只有28.9%的最终产品进入区域内市场（见图5）。换言之，缺少最终消费市场是亚洲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图5 亚洲缺乏最终消费需求

资料来源：ADB，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ADB，2010，p.31。

在这一特征背后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一个因素是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都是出口导向型模式，其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外需，而不是内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南亚国家曾经酝酿改变出口导向型模式，但因欧美国家实施负债消费政策，客观上阻碍了东亚国家的转型。另一个因素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产业内和产品内国际分工放大了亚洲区域内贸易的规模。亚洲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却没有成为世界的消费市场。

缺少最终消费市场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一大障碍。最终消费需求对区域外市场的高度依赖降低了亚洲国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升级的动力，同时也为区域外大国控制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奠定了基础。从图4可以看出，欧美最终消费需求占亚洲国家出口的比例高于整个区域内的最终需求比例。

5.超越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金融合作

按照区域一体化经济学的逻辑，区域经济合作的起点应该始于贸易自由化，进而升级为投资自由化、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然后才进入金融与货币合作。然而，在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则呈现了相反的顺序：金融货币合作早于贸易投资合作。

造成经济一体化顺序颠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属于危机驱动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多数国家深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可以说唤醒亚洲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理念的是金融领域。1997年9月，日本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倡议组建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资1000亿美元，为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但这个计划最终受到美国和IMF的强烈反对而被搁置。1998年10月，日本又以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短期资金需求。这个提议普遍受到亚洲各国的欢迎，美国和IMF也表示支持。之后，日本按照“新宫泽构想”向亚洲危机国家提供了总额约240亿美元的短期、中长期贷款以及贷款担保。1999年10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他主张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内，东亚各国在货币合作上已经有了许多设想和尝试，但整个亚洲地区尚未就区域货币合作达成基本共识。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东盟10国+中日韩”（“10+3”）财长会议通过并签署了《清迈倡议》（CMI），这标志着亚洲地区的区域货币合作从讨论阶段正式迈向实质推动阶段。《清迈倡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成员国数量和资金规模，二是在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范围内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BSA）。在这之后的几年中，“10+3”成员国又对《清迈倡议》的制度框架、运作机制、运作效率及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

与区域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相比，亚洲金融货币合作不仅启动得早，而且合作的范围更广，比如，贸易投资领域的“10+3”机制尚未形成，而在金融货币领域则实现了。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货币合作有明确的制度化安排。

很显然，亚洲的金融货币合作与欧洲的金融货币合作有根本的区别。首先，亚洲版的合作属于危机驱动型，而欧洲版的合作是市场一体化驱动型。在危机消除的情况下，亚洲版的合作就有可能停滞，因为危机并不是一种常态。相比之下，由市场一体化启动的合作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其次，缺少贸易投资领域的机制化安排，亚洲金融货币合作的机制化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反过来，一旦贸易投资领域的机制化出现倒退，金融货币合作的前景也不会令人乐观。最后，在贸易投资领域没有机制化的背景下，成员国仅靠金融货币合作不会走上欧洲让渡民族国家主权的道路。像亚洲货币基金、亚元这样的设想之所以流产，固然有外部反对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区域内成员还没有做好让渡国家主权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