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国家的社会融入模式

英国学者利维特斯（R.Levitas）提出社会融入的三种基本观点：资源再分配论（Redistributionist Discourse）、道德底层论（Moral Underclass Discourse）、社会整合论（Social Integrationist Discourse）。[14]资源再分配论认为穷人缺钱，道德底层论将贫困归因于穷人的道德素质低下，而社会整合论认为穷人缺工作。[15]偏左的资源再分配论强调通过再分配的结构性政策降低社会不平等；偏右的道德底层论认为穷人缺乏个人责任感导致贫困与被排斥；第三条道路取向的社会整合论则强调通过有报酬的工作实现社会融入。西方国家社会融入的三种模式是否适用于分析我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资源再分配论难以解释既定的社会投资不能惠及农民工的问题，例如，脱离实际的农民工培训项目浪费国家资源，受益的是培训代理机构；道德底层论最不适宜分析农民工问题，数亿农民工（特别是第一代农民工）坚守在城市最艰苦的一线，是极富有创业、吃苦和忍耐精神的劳动者与工作伦理的践行者。欧美国家近年来普遍主张的社会整合论同样脱离我国的实际，在社会政策尚未有效运行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无力解决社会提供的问题，即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所以尽管经济因素是导致移民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16]但经济融入并不能带来社会融入，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融入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17]经济融入历经30多年，在市场和资本对劳动力的驱力下，农民工以其自身的艰苦努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但政治融入的渠道始终没有打开，所以难以进入实质性的社会融入环节，政治参与权力的缺失才是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