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与困境

已有研究忽视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谋生方式的多样性及就业过程中的分化，没有充分认识到融入过程的复杂性。研究往往笼而统之，缺乏针对性，对政策设计与问题的解决没有根本性推动。试图规避政治融入的政策主张始终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被动无力的弱势群体如何能进入资源分配的利益博弈环节和决策过程？在“经济融入（物质基础）—政治融入（制度保障）—社会融入（核心内容）”这一链式动态融入过程中，因政治融入的渠道尚未打开，权力缺失导致青年农民工无法获得基本的福利提供，所以城市融入难以进入实质性的社会融入环节，专家将这种状态界定为“半融入”[24]或“半城市化”[25]。现实中甚至出现把农民工逼回老家的中国式“逆城市化”，这有悖于改革发展的趋势。

城市融入发展趋势的倒逼机制已然催生基于政治融入的“赋权式融入”，而这是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唯一路径。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之一，融入与排斥主要取决于参与的程度。[26]“赋权式融入”是指在政治融入的驱动下，赋予农民工群体参与的权力，开辟使他们从权力边缘进入城市政治决策议程的渠道，从而获得参与平等分配公共福利资源的机会，以实现社会融入。赋权（Empowerment）理论源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实践，赋权旨在帮助无权个体获得与他们生活相关的决策权力，减少他们面临的权能障碍，增进他们争取个人和家庭福利权利的能力与机会，以增进福祉与社会正义。[27]赋权与增权已成为当代社会工作主要的理论取向，这种取向强调权力对改变弱势群体社会关系及社会处境的重要性，重视弱势群体的主体地位和个人价值。通过对农民工“赋权”以实现“增能”与“增利”，即只有在城市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权。正如马歇尔（T.H.Marshall）倡导的民事权利（civil rights）、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28]是完整的三大公民权缺一不可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