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资本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增强，新的资源分配方式的出现等这些变化都在影响着中国社会资本的演变和发展。在这一部分，笔者将沿着社会资本的两个不同维度，即客观社会联系与主观规范，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资本的演化路径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

就社会资本的第一个维度——客观社会联系而言，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变化，已经为正式社会团体的出现营造了所需的环境。[6]在1978年之前，一个无所不能的、全能型的政府渗入到个人生活的所有层面、所有领域。人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单位，并依赖于单位体制而生存。[7]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各种政策都大大降低了单位体制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比如说，传统单位体制提供住房与医疗的社会福利这一制度目前已经基本消亡，目前的住房与医疗改革更多地走向了产权化与市场化。对单位体制依赖的减少必然会导致各种正式社会团体的涌现，因为人们发现过去在单位可以获得的资源现在必须要去社会上争取，而正式的社会团体可以帮助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社会资本已经在中国社会中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黏合各种社会分歧的跨越型社会纽带。

与此同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诸如环境污染一类的新的社会问题开始涌现。但是在这方面政府的体制改革和法规措施又相对滞后，这就造成了政府在面对这些新的社会问题时存在着所谓的“治理缺位”现象。于是一些志愿的、非正式的社会团体开始涌现出来自发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从而弥补了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治理缺位”。

另外，经济改革带来的市场化与城市化，也改变了我国民众的日常社会交往方式，人们开始日益重视契约与合同这样的正式法律关系，并运用契约与合同来规范自己与他人的社会交往。[8]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上述两种力量的推动之下，现代化的跨越型社会资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已经开始稳步增长，并粗具形态。[9]

对于社会资本的第二个维度——主观规范，以往的诸多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讨论中国社会中社会信任的存量状况。这些研究文献在研究社会信任时主要运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阐释学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对于中国社会信任度的存量状况，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根据阐释学方法，中国是一个家庭主义文化的、低信任度的社会，人们对亲属之外的社会成员的信任度相对较低。[10]该方法承认文化、历史与宗教因素在塑造社会信任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强调社会信任是一个有着历史传统的概念，根植于一个社会长时期的历史积淀。[11]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国儒家文化阻碍了社会普遍信任的形成。[12]儒家文化特点是家庭主义文化，家族关系优先于其他所有社会关系。[13]儒家文化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等级制文化，因而在传统中国，统治者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少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14]在这样的社会里，家族就成为个人生存的重要基础，成为规避政治风险、提供社会保障的工具。在古代社会，家族成员依靠他们的家族来获得保护。所以，家族成员对于整个家族负有道德义务，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利益来保全家族利益。[15]其次，儒家文化是一种关系型文化。在儒家文化中，个人之间的关系远重于合法契约。如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那么你的利益就会得到关照；但是，如果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那么你就会受到歧视。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家族，“关系”也是一项重要社会基石，它为个人生存提供支撑，甚至能使人们获得免于皇权高压统治的政治保护。中国人利用关系，旨在保障个人利益，所以他们只信任那些有关系往来的人。儒家文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不愿意信任家族集团或关系之外的人。这样的社会行为模式导致了在中国社会中，普遍性社会信任的存量水平非常低。

然而，一些学者对于阐释学方法的结论持有不同看法，他们主要提出了两大挑战。首先，阐释学方法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实证的依据来支撑他们的论点，即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16]其次，阐释学方法把社会信任视为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变的传统。因此，对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阐释学研究方法的解释力显然是不够的。这种机械主义的静态解释模式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公众开始日益重视合同与契约的关系，开始超越家庭与朋友的圈子，与圈子外的陌生人进行交往，并建立起互惠互利的信任关系。

实证主义方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信任的发展则作出了不同描述。该方法主要依靠民意调查来发掘中国公众对社会一般成员的态度与倾向，其优势在于能够提供实证的、可量化的证据。[17]与阐释学方法不同，实证主义方法从对经验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出发，经过科学严密的分析和论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有着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存量。举例来说，由密歇根大学英格尔哈特教授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用以下这个经典的问题来衡量不同社会的社会信任程度。——“一般来讲，你认为大多数人是能被信任的吗？”他对各个社会中那些认同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人做了一个百分比统计，并把这个百分比视为一个国家社会信任度的指标。英格尔哈特教授发现，中国社会有着较高的社会信任度（见图2-1）。[18]一半以上的中国调查对象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而且这个百分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高于美国、日本，以及德国。基于这个调查结果，英格尔哈特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高信任度的社会。

图2-1 第四次世界价值观调查（1999-2002年），世界范围内社会信任的存量分布

除了英格尔哈特教授的调查结果之外，陈捷与卢春龙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也有着类似的发现。[19]那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展开，中国社会公众开始超越家庭与朋友的圈子，与圈子外的陌生人进行交往，并建立起互惠互利的信任关系。普遍性社会信任在中国社会的存量日益增加。

通过对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客观社会联系与主观规范）的回顾，笔者认为，随着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现代化的跨越型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的存量呈上升趋势，而且已经粗具规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既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城市地区，很少有研究能够对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分布进行系统研究。

蔡晓莉教授的著作探究了在中国农村地区连带性团体对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以及公共产品供应的影响。她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316个村庄的实证调查之上。[20]但是，蔡晓莉教授的研究仅仅关注了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客观网络维度，即像宗族组织这样的连带性团体，而并没有提供关于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存量（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两个不同维度）的整体状况。此外，蔡晓莉教授仅仅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以及公共产品供应的影响，而社会资本对于其他领域——比如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她实际上并没有涉及。

本书的研究相比以往关于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它的独到之处。第一，本书也将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使这项研究更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本书的研究是基于2013年一项具有代表性的、覆盖348个村落的实证调查，且这些村落分布在9个省与直辖市，因此所得出的结论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农村地区的一般性情况。第二，不同于那些只关注社会资本的一种类型或一个维度的研究，本书将采用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框架来测量社会资本，其中包含了两种社会资本——紧密型社会资本与跨越型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主观规范与客观社会联系。第三，本书的研究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探究了社会资本是怎样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在宏观层面，笔者主要关注社会资本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在微观层面，笔者的研究重点则包括社会资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我国农民个体的民主观念以及政治参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