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跨文化视域下建构纪录片主体意识的必要性

一 时代意义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不仅要求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要了解世界文化，并深入了解世界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还需要一种文化传承精神和文化创造精神，他提出文化之间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后来被国际学者广为引用，充分表达了当今世界文化对话中所应有的健康心态。

但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随着全球化和中国涌入后现代文化思潮，人们逐渐迷失在强势科技主宰界定下的消费文化中，亦淹没在主体性消解的无主体历史快感中。人是历史的主体，其选择作为历史的合力是最有决定力量的主体。但同时也存在着悖论：人创造了社会文化结构，最后人又在社会文化结构中丧失了自身的存在。当前大众文化的崛起，逐渐取代了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全球性文化的出现，与民族文化融合并对抗；主流文化从一元文化转为多元文化，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以前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国际传播在今天可谓“易如反掌”，变得像“村际”传播一样容易，但扁平化的现实带来的却是“历史纵深感的丧失与坍塌”[3]。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想通过一定的文化传播形式，把自己的价值观、人文历史和自然风情等介绍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但往往国际文化传播的机遇和结果是不平等的。文化上的差异正在被日益发展的传播与通信技术不断消解，世界文化的同质化倾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如中国传统文化走进西方，首先进入的是通俗文化，但现在通俗文化层面的认识已经远远不够了，通俗文化带来的扁平化、刻板印象也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化的传播。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整合控制了整个文化与艺术领域，进而控制了公众，让他们在感觉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失去主体性，让他们在感觉自身个性张扬的前提下失去个性，让他们在文化的启蒙中失去解放的可能。

因此，追问文化的主体性，这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主体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群体本位价值取向重估的必然结果。

二 文化意义

从理论上说，在后现代文化的背景下，多元的民族国家、区域、族群乃至社群文化似乎获得了一视同仁的对待，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在跨国、跨文化的全球兼并中赢得的话语霸权更加坚不可摧，其所推崇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电影、电视节目、音像制品、新闻及广告等媒介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了文化单向流动的殖民与霸权。例如，探索频道纪录片的故事化叙述不仅仅起到了让节目好看、吸引观众的作用，还因为其对美国式的时尚、风格、意识形态价值、文化理念的传播而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4]。纵观其作品，无不以一种简单的、符合当代人口味的观念来叙述事件、历史、科技发展等等。当这一类型的文化产品通过卫星传输、音像制品行销全球、风靡世界时，它也同时成为对大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成功推销。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过程中的本土文化价值折损，文化传统的区隔功能遭到破坏，丰富复杂的意义差异被抽离出文化主体，成为刻板、单薄的经验符号。例如，通过全球谷歌搜索“中国文化”，餐馆和茶叶两样内容的数量遥遥领先，这不得不令人反思。

消费社会与文化帝国主义对文化创作环境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与约束，西方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一进程自西方资本主义确立之初即已开始，而在后工业时代成为世界性趋势[5]。虽然西方文化领域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但我们应当认清国外影视作品比中国作品更有国际市场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低级语境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视角更易为世界所接受，同时“文化资本持有者不顾一切地寻找种种途径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以便能够和经济领域里面强大得多的对手面对面抗衡”[6]。这提醒我们，文化资本防御商业力量的入侵，正与消费逻辑相反；文化资本的自我防御与增值就必须将表象差异重新还原到意义主体，从自身的文化逻辑理解这种差异，需要我们不断破除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与平面化，最终实现中国形象从“他者”到“自我”的复位，以对抗经济资本的方式使文化价值增值。

三 学术意义

国外纪录片的发展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题材广泛，多触及主流问题，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类学、妇女问题、儿童教育、环保、科技、宗教等，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进行探讨，因而纪录片整体负有历史使命感和厚重感；二是以Discovery为代表的纪实娱乐类节目，要求导演学会用悬念、讲故事方式，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但这类纪录片以收视率与市场回报为导向，大部分生产出的是宣传片或者商业片，无法站到反映现实的立场上，因此也丧失了纪录片最重要的独立性品格，但看似无意识形态的背后依然是属于美国独有的意识形态。

目前，跨文化传播中中国纪录片的主体性问题也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对传统文化“审丑”大于“审美”的影像不利于纪录片主体性的建设。潜移默化的西方“他者”视角扭曲、压抑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主体的孱弱在一定程度上也没能增益影视文化主体性的生长。其次，后现代思潮消解了中国当代影视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当今我国纪录片最明显的不足正是缺乏自由意志或个体意识的表达，总是约束在既有的主流意识形态框架里，显得僵化有余而灵性不足，且纪录片的文化深度、美学个性与收视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

现实的发展问题对应到学术研究上，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跨文化视域下的纪录片主体性研究具有学科交叉的研究意义，是一个涉及哲学、文艺美学、广播电视学、电影学、比较文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也是开拓纪录片研究的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