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中国墓碑的起源

文献记载固然需要实物印证，才可作为坚实的立论，但也不能忽视文献记载所透露的信息。欧阳修《集古录》跋云：“昔季札葬，孔子题其墓曰：呜呼！延陵季子之墓。”[19]这一跋文可将墓碑的滥觞期上推至先秦。徐自强先生认为碑至少经历了两个大的演化阶段。一是将碑当作一种工具加以使用的时期，简称为实用碑时期；二是在其上雕刻文字，以颂扬人的功绩、品格和记载史实的时期，简称为刻字碑时期。“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以来，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一直使用到西汉时期，大约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20]此亦可算是墓碑的滥觞期。

实用碑即没有文字的竖石。清代王筠《说文释例》注解了这类实用碑：“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21]

1）“识日景”的“宫中之碑”，用来测定时间。《仪礼·聘礼》记载：“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陈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在宫殿前面或贵族的宅院中竖立的柱子，作为观察太阳偏斜、中正的标志，以判断一天时间的早晚。再就像后来的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日晷”（多见于宫中），今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汉白玉台基上就陈设着一件。

2）“丽牲”的“庙中之碑”，用于拴系牲口；《礼记·祭义》记载：“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注：“丽，系也。”[22]牵牲进庙，用绳系于中庭之“碑”。将测日影的日晷和拴牲口的柱子命名为“碑”，可能就缘于同是无字竖石或竖木。1997年在河南新郑市黄帝故里西侧600米处的韩国宗庙遗址，发现一块“无字碑”。整体呈圭形，像匕首一样尖尖的，但圭首两旁带两翼耳，中下部有一穿孔，下部虽无碑趺，但有长出碑身的楔形基部，可直接插埋在土中，使其稳固。质地是灰色砂岩，正反两面上部都磨得光光的。它全长325厘米、宽45厘米、厚26厘米，此碑应是战国时期韩国太庙所立之碑，这比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汉代石碑还要早数百年，被专家学者誉为“中华第一碑”。[23]

3）“下棺”的“墓所之碑”，用绳牵引当辘轳。据《礼记·檀弓下》记载：“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辘轳），下棺以绕。天子六四碑，前后各重鹿卢（辘轳）也。”[24]人去世后，在埋葬时当作下棺和放置器物用的辘轳，绳捆在上面，可以任意升降，自由运转。1986年陕西凤翔秦公大墓中，就曾在墓道中发现四座无字竖木的巨碑实物，为当时引棺入墓的辘轳基座（高170～200厘米、直径40厘米的木柱）。这进一步证实古代的“碑”本是竖立在墓圹周边的大木，将下棺的绳索穿过木碑的圆孔，徐徐放下棺柩。若“木”碑上无孔，则将绳索缠绕在“木”碑上，两碑间再施辘轳，同样起到下棺作用。如此使用“木碑”，势必会留下“穿”和磨损产生的“晕”的痕迹。东汉时期，很多墓碑存有这样的古制，即“穿”和“晕”。最初“斫大木为之”，可能因木不够坚实且易烂，后改石制。

由此看来，以上三类实用碑与墓碑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下棺”的“墓所之碑”。范邦瑾《东汉墓碑溯源》指出：由于这种醒目的竖木还能起到标识墓葬方位的作用，“碑”又由下棺的木质辘轳架逐渐演变成石质“墓表”，墓碑无疑应源于圹墓用的“丰碑”[25]。《释名·释典艺》云：“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26]从无文字的下棺的实用碑发展到刻写“君父之功美”的刻字碑，这一富有逻辑的推论为东汉墓碑的兴盛找到了“起源”佐证，并由此派生出纪事碑、功德碑、刻经碑、祭祀碑等“碑家族”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