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国两晋时期统治人物主张薄葬，严厉抵制立碑

魏（220～265）、蜀汉（221～263）、吴（222～280）三国的开国君王们均倡导薄葬，他们几乎都对自己后事作出从俭、薄葬的明智选择。该时期薄葬的先导和楷模是曹操，继后的帝王也都延续其薄葬禁碑令。

曹操等政治集团早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东汉繁杂的葬俗和立碑的种种弊端。“汉氏诸陵”被盗掘，“祸由乎厚葬封树”所起，斥汉代的厚葬恶习为“诸愚俗所为也”。平定冀州后，曹操下令停止厚葬，禁止立碑。据南朝梁沈约《宋书·志第五·礼二》中说：“汉之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在建安十年（205），魏武帝曹操禁碑的举措相当严格，五十二年后甘露二年（257），曹魏的第四代统治者高贵乡公曹髦执政时期，大臣们依然畏于王典不敢立碑刻铭。禁碑的严格和曹氏帝王家族的身体力行，极大地限制了墓碑的发展，有戛然而止之状。

西晋（265～317）短暂的统一并没有改善动荡的政局、薄弱的经济，于是加速实施了禁立“石兽碑表”（《宋书·礼志》）的薄葬制度。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司马炎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69]史载曹魏西晋帝陵在洛阳之东首阳山，依山为陵，不封不树，易代之后不知其处，鲜为人知。自清代以来，魏晋墓志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了当时碑禁的森严，官僚士族既然不敢立碑，于是求其次，以墓志代替。

东晋（317～420）晋元帝大兴元年（318），“有司奏：‘故骠骑府主薄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赐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70]。因为东晋初期法令不严，禁碑有所松弛，大臣长吏多私自立碑，所以东晋末期晋安帝义熙年间（405～418），裴松之上表又一次讨论了禁碑问题。其后，齐、梁、陈对这一禁令延而不改。《隋书·志第三·礼仪三》载，梁武帝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齐书》曰：“竟陵王薨。范云是故吏，上表请为立碑。”若要为死者立碑，必须奏请朝廷特许，这比曹魏时期的严厉立碑显得宽容些了。

在三国两晋经济萧条、盗墓猖獗和“禁碑”等综合影响之下，立碑之风从表面上看骤然歇息，然而从深层次考究，人们对墓碑的精神需求有了变通似的选择，致使墓志兴盛。东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南方地区出现了以建康为都城的宋、齐、梁、陈四个连续更替的南朝政权，它们先后与北方的北魏以及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相对峙。在朝代更替之中墓碑是如何逐渐复苏？在南北朝战争与融合中，墓碑具有了什么样的特征？这些是本节待回答的问题。

（一）屡次禁碑制约了墓碑的发展，造成墓碑萎缩，墓志挺秀

魏晋时期，悼念表彰死者的葬俗已深入人心，人们因担心墓碑日久损毁，曾在墓上起歌功颂德和标识作用的墓碑大都移到了地下。这为墓志的发展创造了契机，也是后世墓碑与墓志并行的发端。

图2-3-1 西晋《成晃墓志》

河南洛阳发现较早的西晋墓志作碑形，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墓碑和墓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张永昌碑》（年号不详）、《夫人天水赵氏碑》（泰始四年，268）、《徐夫人管洛碑》（永平元年，291）、《成晃墓志》（元康元年，291）（图2-3-1）、《裴袛墓志》（元康三年，293）等都作墓碑形制。

《张永昌碑》[71]尖首碑形，高26厘米、宽10厘米。题字3行，首行9字、次行8字、末行3字，书法隶书。中阴刻“晋故谯郡功曹吏镇南将军颍阴张君永昌之神柩”。尖额减底阳刻双螭纹，碑身两侧各刻一供养人，宽袍大袖拱手站立。

《夫人天水赵氏碑》也是尖首碑形，高27厘米、宽10厘米。中阴刻隶书题字2行，为“夫人天水赵氏，泰始四年七月三日造”。碑首两侧各刻供养人一，着抿襟大袖裙，头戴冠饰，相向站立。碑头尖额以减底刻法，雕双兽纹饰。

《徐夫人管洛碑》[72]为圆首碑形，高59厘米、宽25厘米。两面皆刻文字，阳面11行，行16字；阴面7行，行10字。额题偏右，“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管氏之墓碑”3行，碑首上刻3条弧形晕线，边晕下端刻有简单的螭首形状。

图2-3-2 东汉早期碑形墓志

这些墓志最高不超过2尺，最小者高不盈尺，七八寸宽。从形制、文字内容上看，皆长方无盖，兼顾墓碑的尖首碑、螭首碑（圆首碑）、方首碑形制，而且自名为“碑”，和墓碑毫无区别，完全就是缩小版的东汉墓碑（图2-3-2）。只是前者立在墓旁，后者埋于地下而已。这时期的墓志多直立圹中，如图2-3-3，西晋裴袛墓中的《裴袛墓志》（元康三年，293）为长方形，其下有榫，插置于长方形石座上。随后逐渐由长方变为正方，从有碑额无志盖（碑式）发展到无额有盖（盝顶盒式），最终出现了包含题首、志文、铭文三者完整形式的墓志。这使我们看到了制造者的折中智慧和创造。墓志在后世中也有继续受墓碑影响的例子，如隋代的《陈遵墓志》（开皇八年，588）（图2-3-4）、元代《海元和尚葬志》（图2-3-5）皆作螭首碑形，清代墓志《黑舍里氏圹志》（康熙十四年，1675）作螭首须弥座碑形（图2-3-6）。

图2-3-3 西晋裴袛墓及《裴袛墓志》

图2-3-4 隋《陈遵墓志》

图2-3-5 元《海元和尚葬志》

图2-3-6 清《黑舍里氏圹志》

禁碑并不是彻底的不立碑，在禁碑松弛时，可以通过一些申请手续在获得帝王的特许后，在墓前树碑立传。史称温峤、王导和左右政局的门阀氏族，其亲属如郗鉴、庾亮等大族名公死后，墓葬的碑文均由当时以文辞出众的名士孙绰撰写，“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晋书·孙绰传》卷五十六）。这些墓碑或墓志现已荡然无存，但其碑文收录在《全晋文》中，至今可见。

袁维春先生从文献中汇总已佚的三国墓碑有：《任照先碑》[73]、《骑督平寇将军苏君神道》[74]、《贾逵碑》[75]、《曹真碑》（太和五年，231）、《中郎将徐庶碑》[76]、《独行君子管宁碑》[77]、《征南军司张詹墓碑》[78]、《车骑将军黄权墓碑》[79]。

存世的墓碑亦可代表当时墓碑的状况。曹魏时期的《范式碑》（青龙三年，235）、《王基墓碑》（景元二年，261），吴马程侯时期的《谷朗碑》（凤凰元年，272）、《葛祚碑》（凤凰元年，272），西晋《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东晋的《爨宝子碑》（义熙元年，405）、《好太王碑》（义熙十年，414）等。

《范式碑》（图2-3-7），全称《庐江太守范式碑》，高208厘米、宽104厘米、厚24厘米。碑首半圆形，有晕纹和穿，碑额篆书“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10字。宋洪适《隶释》录碑全文，隶书，计19行，行33字。碑阴题名四列，一二列10行，三列11行，四列6行。此碑书法保留东汉隶书特点较多。李东琪跋云：“片石甚古，讶为汉物。拂拭之，隐隐有隶书数人名。急掘洗之，乃《范式碑》也。”《王基墓碑》[80]（图2-3-8）字迹清晰可辨。残高135厘米、宽99厘米、厚22厘米。长方形青石，字行之间有界格，隶书，19行，前3行，行22字，余俱21字。

图2-3-7 曹魏《范式碑》碑额

图2-3-8 曹魏《王基墓碑》

《谷朗碑》[81]碑高约154厘米、宽约116厘米。碑文楷书，字径寸许，计18行，行24字。额题“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11字，与碑文字体大小相同。字的体势已接近楷书，故亦有定为最早的楷书碑刻。当然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它还带有较浓的隶体味。其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严可均谓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葛祚碑》，1965年发现于江苏句容县城西门外五里梅家边石碑冈，后运至南京博物馆。现仅存碑首。高117厘米、宽74厘米，碑首圭形，有穿，额题楷书“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12字3行。

《郛休碑》（图2-3-9）篆额题“晋故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府君侯之碑”，碑文隶书，方整规矩，书法风格已与汉隶大异其趣，其用笔与结体皆在隶楷之间。碑阳漫漶已甚，碑阴保存较为完好，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两行。

图2-3-9 西晋《郛休碑》局部

图2-3-10 西晋《孙夫人碑》

《孙夫人碑》（图2-3-10）又称《任城太守孙夫人孙氏碑》，碑高250厘米、宽97厘米。碑首额下有穿，额隶书阴刻“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3行11字，字径15厘米。碑阳刻文20行，满行37字，计707字，字径3.5厘米，碑文笔画方劲，有东汉之遗风，是隶楷错交中的典型作品。碑阴隶书刻文9行，满行16字，共142字，字径1.5厘米，为嘉庆二年（1797）泰安知府金棨和钱塘江凤彝撰写的题记，对此碑的发现经过和立碑年代等，均有详细的考证和记载。与历城《郛休碑》、河南《吕太公望表碑》并称为晋代三大丰碑。

图2-3-11 东晋《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图2-3-11）碑质为砂石。碑首为半圆形，整碑呈长方形，高183厘米、宽68厘米、厚21厘米。碑文计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均正书。此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立的。字多别体，后人多有考释。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

《好太王碑》（图2-3-12）是高句丽第19代王的墓碑，是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了纪念他父亲的功绩和铭记守墓烟户，在好太王陵东侧建立的大型墓碑。该碑为不规则的方形柱状体。碑高639厘米。头足稍宽，腰部稍窄。底部宽134～197厘米，顶部宽100～160厘米，第3面最宽处可达200厘米。整个碑体矗立在一块花岗岩石板上。碑的四面均凿有天地格，而后再施竖栏。碑文镌刻在竖栏内，四面环刻，共44行，每行足字41字，原刻总计1775字，其中141字已脱落无法辨识。碑文字体为隶书，少波磔，书法方严端庄、朴茂古拙，备受书家赏识[82]。

图2-3-12 东晋《好太王碑》局部

从以上存世墓碑中，我们可以发现，三国两晋时期墓碑形制在薄葬的主流中没有明显发展，依旧沿袭东汉，但碑穿少见。《孙夫人碑》《葛祚碑》延续了东汉墓碑的圭首形制，结构简洁，碑面朴素，无一图案装饰。《王基墓碑》为方首碑，无装饰。大部分墓碑为圆首碑，其中《范式碑》碑首作琬首形，左右双龙交辫，环缀于碑脊。关于墓碑的额题，除了《范式碑》《郛休碑》为篆书外，《谷朗碑》《孙夫人碑》隶书题额，《葛祚碑》《爨宝子碑》楷书题额。墓碑的碑文书写，《范式碑》《王基墓碑》为隶书，《郛休碑》《孙夫人碑》《好太王碑》碑文虽称隶书，其体势已接近楷书，《谷朗碑》《葛祚碑》《爨宝子碑》为楷书，书写及用笔也是隶楷相参。

（二）南朝墓碑所处的环境和所置方位更为具体化

南朝（420～589）讲究聚族而葬，重视风水选址，墓碑所处的环境和所置方位也随之更为具体。墓碑文受门阀制度的影响在书写上也有新的表征。随着陵墓石刻逐渐升温，墓碑在碑体和雕刻上皆有发展。

南朝士族门阀制度迄东晋后发展到高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门阀世族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当时的世家大族对茔域非常重视，死后要求附于祖茔；即使是客死异乡，也要千里迢迢归葬故土。这些世家大族的茔域成为当时的一种墓地制度。到了南朝宋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山林川泽的私人占有，“山林山泽皆为豪强所有，小民或采渔钓皆责税直”（《宋书·武帝纪》）。这加速了豪门世族把农民小块土地和国家的“公有地”占为私有，世家大族墓地占地更为广阔，连绵不绝，高冢累累。如从南京栖霞山到太平村的十平方公里范围内，梁代皇室成员竟有九座王侯墓。再参以江苏地区如南京象山王氏墓群、老虎山颜氏墓群、雨花台和铁心桥谢氏墓群、宜兴周氏墓群等，这些世家大族墓除了穷奢极欲的随葬品外，凡豪门世族丛葬之地，他人均不得侵占，很明显地说明南朝时期世家大族多行族葬且茔域广阔。[83]

关于葬地“风水”，本书在第二章中有详细叙述。从已发掘的南朝墓葬地点看，南方陵墓较北方完整，讲究葬地的“风水”。凡称陵或称墓并有葬地者71处，其中除11处葬地不明外，其余皆分布在都城建康钟山和鸡笼山之麓，均坐拥“背倚山峰，面临平原”的地势，符合风水的规律。这种风水思想过度蔓延后，甚至对陵墓中墓碑的选材、朝向等都有较为迷信的要求。

南朝聚族而葬和风水选址对后世墓碑的直接影响表现在：对家族茔域的重视，产生了以家族为主的墓碑群；出于趋吉避凶的风水理念，墓碑的所设所置披上了迷信的外衣。

南朝门阀氏族意识对墓碑文也有直接的影响。碑志文在“欲后人有所闻之”“称美弗称恶”的书写要求上，加重了对祖先世系、姓氏地望的记述，对列祖的名字、官职履历都列举得十分详细，有些还把家族中的子孙情况及女性成员姓名家世列举出来：娶妻某，生男几人，生女几人，附在志末或志阴，与正文中的世系结合起来，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家庭名籍。在一些门阀大家的碑志中，祖先世系的内容可达1/3以上。从出土墓志，可以看出世家大族联姻的身份家世和相互关系，它们如实地反映了士族联姻制度的严格，成了铭之于石的明文规定。例如，王兴之、谢琰、谢鲲、张镇、刘岱、明昙憘等人的墓志文字，列述其家族官职及渊源，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84]唐宋以后的碑志虽世系的内容大大减少，但受南北朝碑志的影响，在碑文末附上妻女、子孙的情况已成为定例。

墓碑是逝者唯一能证明自己的记录，也是生者给死者做的标记。碑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含有死者的卒葬年月和葬地。早在东晋时期，从北方乔迁到南方的世家大族对立碑很重视，但可惜后来地面上的墓碑已荡然无存，仅有远在四川巴县的《杨阳神道阙》和云南曲靖的《爨宝子碑》等碑刻，使后世能见到东晋的铭刻文字多为圹中的墓志和墓砖。华人德先生在《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辩》一文中写道：“近数十年间，江南一带发掘了孙吴、西晋墓约二百余座，未有墓志发现。在苏、浙、皖等地发掘的东晋墓葬要超过孙吴和西晋墓葬的总和，而有墓志的墓葬却只有寥寥十余座”[85]。该文还对发掘的墓志列表加以分析：21位墓主除张镇夫妇为江东本地士族外，一人籍里不能确定，其他18位的祖籍乃为山东、河南等地乔迁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亟待死后子孙将其骸骨迁葬于北方祖茔，因此，设立墓志起标识作用。这是围绕碑志的作用而设，即标志墓地所在，为表明死者籍贯、去世及下葬时地点而设的文字，目的是防止陵谷变迁，后人不易寻识。更重要的是方便客死他乡的古人，等有机会时后代子孙可将其迁至祖坟。这反映了中国家族文化中认祖归宗的传统思想。

南朝时期，立碑之事时紧时松，随着陵墓石刻逐渐升温，墓碑在碑体设计和雕刻艺术上皆有发展。较东汉墓碑的碑高，南朝墓碑一般都在4米以上，帝王陵墓的神道碑多高达5米以上，碑体高耸峻拔，威严静穆。蟠首碑沿袭东汉传统，额题施于长方形框内，有穿。龟趺体态巨大、龟首昂升，极为雄伟。龟背雕饰各种花纹，使墓碑整体造型更加充实美观。其雕刻综合运用了圆雕、高浮雕、阴线刻、减地阳刻、浅浮雕等技法，层次分明，工艺细腻精湛，华丽中尽显雍容。如梁《萧憺神道碑》（普通三年，522）、梁安成康王《萧秀神道碑》（东碑，普通四年，523）、梁临川靖惠王《萧宏神道碑》（普通七年，526）等。

《萧憺神道碑》（图2-3-13），碑通高860厘米，碑身高550厘米、宽210厘米、厚70厘米。碑首圆形，碑首中部有直径10厘米的圆形穿孔，碑脊两边各饰相互交结的双龙。碑额上书“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17字，碑文阴刻楷书，共3096字，是现存南朝陵墓石碑中保存文字最多的一通石碑。能够辨识的尚有2800余字。该碑文为著名文人、东海徐勉撰文，吴兴贝义渊书写，丹阳房贤明刻字。碑侧分8格，雕鸟兽纹饰。龟趺头部造型简洁，由几何块面组成。

图2-3-13 南朝梁《萧憺神道碑》

图2-3-14 南朝梁《萧秀神道碑》

《萧秀神道碑》（东碑）（图2-3-14）高415厘米、宽146厘米、厚31厘米，碑首蟠龙，有穿。碑额正书“梁故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14字5行，行3字，末行2字。龟趺座长337厘米、宽150厘米、高101厘米。碑文全泐，仅碑额可识。碑阴楷书题名6行。

《萧宏神道碑》高433厘米、宽158厘米、厚约34厘米，碑首蟠龙，有穿，碑面雕饰莲花、龙凤等图案。碑侧平分八格，刻有神怪、朱雀、凤凰、青龙、异兽图案，分格处饰以忍冬缠枝纹。碑座龟趺长360厘米、宽162厘米，侧面饰有莲花纹。东碑已佚，仅龟趺半埋土中。

在云南，还有一位爨族首领因为一块墓碑而名垂千古。该碑地处边陲，鲜为人知。清道光年间，金石学家、收藏家阮元任云贵总督时访得，于是大显于世。这通《爨龙颜碑》（大明二年，458）（图2-3-15），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与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合称“二爨”。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高388厘米、宽146厘米，字数亦多，除碑阴题名外，仅碑阳即存文900余字，故称“大爨”。《爨龙颜碑》碑首穿上刻螭龙，穿左右刻日月，日中有伏鸟，月中有蟾蜍。“穿”上长方形内修整平滑，刻有额篆。[86]碑文结字古朴典雅，多带隶意。康有为对此碑推崇备至，他在《广艺舟双楫·碑品》中将《爨龙颜碑》列为“神品第一”，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这通墓碑的铭文虽然隶楷相参，但其纹饰沿用了东汉墓碑的纹饰题材。

图2-3-15 南朝宋《爨龙颜碑》

（三）北朝不禁碑，墓碑复燃，书体独具特色

北朝（386～581）葬俗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葬俗色彩与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统称“五胡”的西方和北方少数民族因为天灾、战争和政治原因，不断入居中原边郡，日渐汉化。这一历史趋势，自汉肇始，到了三国西晋时代，他们大部分进入中原地区，结果西北诸郡都变成外族居住的地方，关中100多万人口，汉族不足一半。当中原王朝内乱，“五胡”纷纷在北方建国称王。他们先后建立的国家概称为十六国[87]。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多为北方少数民族，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风俗而葬，采用深埋法而不起坟丘。因此，该时期的墓在考古学方面发现得较少。

由北方南下中原的各族之中，来自大兴安岭的拓跋鲜卑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由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各国，成为第一个足以与南方汉族政权对峙的少数民族王朝，而且在典章制度上有许多建树。作为北魏的创建者道武帝拓跋珪，在他当政的20多年中，采取汉族的典章制度，依靠汉族知识分子和工艺百匠，由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漫长的胡汉民族融合阶段。鲜卑族在游牧生活阶段不重视丧葬，进入中原以后，才完全仿效汉人的丧葬制度。当时坟前的墓碑留存不多，但从墓下留存遗物可以看到他们被汉化的佐证。在平城的一处拓跋氏家族墓地，共有6座墓，等级分化明显。砖室墓内的结构带有汉风，而石刻又有西域风格。如武士斗兽铺首，武士为鲜卑人形象，抓着兽角，非常威猛。

孝文帝拓跋宏既是推动胡族汉化的改革家，也是不少重要制度的奠基者。在迁都洛阳时，他规定鲜卑贵族改为汉姓，其中姓拓跋的，一律改姓元，又禁止迁洛的鲜卑人归葬平城。《魏书·高祖纪下》载：“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魏书·高祖纪下》又载：“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壬辰，遣黄门郎以太牢祭比干之墓。”[88]孝文帝曾立《吊比干文碑》，并下有诏书对铭记见存的墓葬实行保护措施，这对北朝及以后立碑志有很大影响。北魏文明太后冯氏的永固陵位于今大同市北25公里的西寺儿梁山（古名方山）南部，坐北朝南。《水经注》著录了有关内容：“（永固陵）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说明有立碑习俗，只是时隔久远，现已不见墓碑实物。但不能因为没有实物存在而否定当时不立墓碑。华人德先生也在《谈墓志》中叙及这一时期的墓碑情况：“元魏、高齐无碑禁，或许当时邙洛漳滨王公妃嫔之墓碑志皆立。而中原多兵燹，地表荡然，除有少数巨碑至今还幸存外，只见墓志出土，观其时志铭文辞，多有惧山海移易，镌勒金石，传之不朽之语，其好名传久之用心明白无遗。”[89]因为战争和人为毁坏严重，当时应是碑志兼设，后来地上的墓碑毁坏殆尽，地下的墓志保存完好。

这时期文献记载及存世较为著名的墓碑有北魏《密云太守霍扬碑》（正始元年，504）、《高庆碑》（正始五年，508）、《马鸣寺根法师碑》（亦称《马鸣寺碑》，正光四年，523）、《高贞碑》（正光四年，523）、《赵修墓碑》（年份不详），东魏《高盛墓碑》（天平三年，536）、《高翻墓碑》（元象二年，539）、《敬一神道碑》（兴和二年，540）、《宜阳王元景植墓碑》（兴和三年，541），北齐《太原北齐洞室墓碑》（天保六年，555）、《刺史司空邸珍碑》（武平五年，574）、《高肃墓碑》（武平六年，575），北周《少保豆卢恩碑》（天和元年，566）、《谯郡太守曹恪碑》（天和五年，570）等。

《高庆碑》碑高220厘米、宽98厘米、厚16.5厘米。碑首蟠龙，额题阳文篆书“魏故光州刺史贞侯高君之碑”12字4行。碑文楷书22行，行42字。碑右侧自第1行第7字向下渐次阔损，至碑底约剥损6行。

《马鸣寺根法师碑》（图2-3-16）高155厘米、宽81厘米、厚21厘米。碑首圭形，碑额呈凸形，上方一行阴文“马鸣寺”三字，下方则为阳文“魏故根法师之”6字两列，后缺字，占碑首1/2。碑文22行，行30字，记载根法师一生事迹。碑文字体楷书，结构紧凑茂密，左抑右昂，横侧生姿，转折方折，波发饱满锐利。

图2-3-16 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

图2-3-17 北魏《高贞碑》

《高贞碑》（图2-3-17）高222厘米、宽98厘米、厚18.5厘米，碑首蟠龙，额题阳文篆书“魏故营州刺史懿侯高君之碑”12字4行。碑文楷书24行，行46字。碑阴有嘉庆十一年孙星衍题记。该碑具有北魏碑刻的典型模式，结体端严方正，用笔灵动畅达，尽管刀痕明显却不呆硬刻板。费声骞《古代碑帖鉴赏》评价此碑：“碑字笔法劲健开张，结体方正。是六朝碑版的模范之作，字口清晰，足资取法。”此碑原在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德州卫河为高氏墓地，所出古碑除《高贞碑》外，尚有《高庆》《高湛》两石，世称德州“三高”。

公元534～577年，东魏、北齐先后建都于邺城。与邺城相邻的磁县，就成为北朝两个王朝用以聚族而葬的风水宝地，即“磁县北朝墓群”。历史上曾将其误为“曹操七十二疑冢”和“曹军粮墟”。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这些墓分别为东魏昌乐王元诞墓，宜阳王元景植墓，司马氏太夫人墓，愍悼王妃李尼墓，北齐兰陵王高肃墓，北齐高以欢第九子武皇帝妻茹茹公主墓和其十四子高润墓等。原立于“磁县北朝墓群”之内的东魏《高盛墓碑》（天平三年，536）、《高翻墓碑》（元象二年，539）、北齐《高肃墓碑》（武平六年，575）合称“磁州三高碑”。

《高盛墓碑》[90]螭首龟趺，宽107厘米，上截碑身残高90厘米，下截120厘米。碑额阳刻篆书“魏侍中黄钺太师录尚书事文懿高公碑”，4行16字。碑文30行，有方界格，上截每行存22至29字，下截泐损，字迹莫辨。碑文楷书，具有分隶笔意，个别字尚沿袭篆字的写法。用笔劲健，转折处专取圆势；结字工稳，格局宽博；意态端庄典雅，气度不凡。

《高翻墓碑》残高340厘米、宽125厘米、厚34厘米，碑首蟠龙，额题阳文篆书“魏侍中黄钺太尉录尚书事孝宣高公碑”16字，铭文楷书30行，行57字。

《高肃墓碑》[91]（图2-3-18）螭首龟趺，碑高330厘米、宽120厘米、厚34厘米。碑阳碑额浮雕螭龙，凹凸有致，用线刻和浅浮雕表现螭龙身上的纹饰。碑额圭形中篆书阳文刻写“齐故假黄钺太师太尉公兰陵忠武王碑”，4行16字，方圆兼备；碑文18行，行36字。碑阴，圭额刊五言古诗一首，碑文26行，满行52字。碑阳、碑阴文字相连，字迹多有漫漶。碑文书法呈隶书规范，并兼以篆势与楷法。碑文笔画圆劲质重，结体仿古冲和，章法茂丽浑穆。龟趺头部残损，龟背中间有条深深的凹槽，虽已斑驳不堪，但纹饰隐约可见。碑侧刊两方连续忍冬缠枝纹。

图2-3-18 北齐《高肃墓碑》

图2-3-19 北齐《刺史司空邸珍碑》

北齐《刺史司空邸珍碑》（图2-3-19）高238厘米、宽106厘米、厚13.5厘米，碑首蟠龙，额题楷书“魏故侍中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司空邸公之碑”18字5行。碑文隶书30行，行39字。

北周《少保豆卢恩碑》碑首及座均佚，碑身上部断缺，高192厘米、宽103～112厘米、厚28厘米，额题“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太子少保豆卢公神道碑”，碑文隶书26行，行51字。

北朝墓碑从行文来看和南朝无差异，但两者在形制上具有鲜明的南北地域差异。南朝墓碑碑体高大雄伟，碑高是碑宽的3倍以上。北朝墓碑碑体宽博，碑高约两三米，宽度约1米。在碑首雕刻表现上，南朝螭首碑如绳辫一般堆塑于碑首之上，而北朝螭首碑中的螭龙盘复缠叠，躯干健硕，密布于碑面，使碑首构图饱满富丽。

北朝墓碑书体在篆书、隶书两体外，加入了楷书，尤以北魏时期的魏碑体最具特色。华人德先生在《论魏碑体》中解释了“魏碑体的概念形成于清末，是指北魏碑刻中以斜画紧结、点画方峻为特征的楷书书体。这种书体主要流行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至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这一时期洛阳地区的碑刻中”[92]。文章还详细分析了魏碑体非崔、卢旧法。崔家所传索靖、卫瓘草隶行押之书，卢家所传钟繇、索靖之法。士族世家经学艺能秉承家传，恪守旧法。门第的清高，累世显宦，“由国家所立的丰碑巨刻，很可能受崔、卢书风影响。”如《大代华岳庙碑》《嵩高灵庙碑》《吊比干文》等，字体结构较宽博，带隶书笔意。典型魏碑体以《龙门二十品》，以及太和、景明、正始年间墓志等为代表作品，这些碑刻虽出于无名氏之手，但在隶楷错变的过程中，在楷法尚未完全成熟的蜕变时期，争奇斗艳，呈现出各种风貌。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说：“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

现今存世的北魏墓碑就反映了这种书刻特点，如《高庆碑》《马鸣寺根法师碑》（图2-3-20）、《高贞碑》（图2-3-21）即是魏碑体的代表之作。具有结体欹侧，“斜画紧结，中宫收紧”，笔画雄强锐利，笔法干净达练，寓险峭于平稳等典型特征，在北魏碑刻中应属雅正一路。北魏以后，墓碑的书刻风格也出现了变化。东魏铭文多以隶书入碑，部分墓碑楷书作品中掺杂篆书字体，并且结构平正宽博，线条含蓄舒展。笔画结合篆、隶、楷特点，昔日锐利雄强的北魏楷书不复存在，书法进入“平画宽结”的中正平和时期。如《高盛墓碑》具有分隶笔意，个别字尚沿袭篆字的写法。北齐、北周时期墓碑碑文书写起笔以侧切为主，收锋呈典型燕尾状，点画故作修饰多显华媚，如北齐《高肃墓碑》《司空邸公之碑》、北周《少保豆卢碑》等。

图2-3-20 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 碑文局部

图2-3-21 北魏《高贞碑》 碑文局部

（四）南北朝共受佛教的影响，墓碑装饰艺术得到发展

南北朝时期，战争依然频繁，政局依然动荡，经济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百姓生活依然困苦。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对儒家统治下的传统礼俗造成极大冲击，各种固有的观念随之变化，在对生死的观念及丧葬仪式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果报应、肉体飞升等宗教迷信，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这些现象似乎对墓碑的复苏并无直接的扶持或影响，但就间接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而风行开龛造像。在石碑制作方面，以雕刻佛像为主的造像碑为大宗。造像碑是在碑上开龛造像，线刻供养人像，并常铭刻造像缘由和造像者姓名、籍贯、官职等。这一特有的佛教艺术品种大约始于北魏，现存的实物以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时期的数量最多，多发现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此外，寺庙借用碑的形式传法、弘法、护法等，统治者以碑刻铭记功颂德，这些积极因素无疑给沉寂颇久的墓碑一点火苗。但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墓碑复燃并有较明显的蔓延之势。该时期墓碑的分布范围较广，覆盖省市如黄河中下游北岸地区，河北、陕西、山西、河南北部等地，以及长江下游的襄阳、南京等地区。

墓碑数量虽然比曹魏时期稍有增加，正如叶昌炽所言，“后魏以降，碑版多不可数，世俗概目为魏碑。试以类分，造象最多，志铭次之，寺碑墓碑又次之。”[93]但已失去了东汉时的重心地位，开始让位给其他碑族，如奉佛的造像碑、颂扬帝王建功立业和佛教寺院传法所制的功德碑、纪事碑，如《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碑》《中岳嵩高灵庙碑》《宕昌公晖福寺碑》《南石窟寺之碑》《西岳华山神庙之碑》。佛教寺院碑以不同的形式讲述着佛教的历史与文化，是佛教传法过程中特殊的宗教产物。此时，碑首雕琢蟠龙、佛龛、造像，碑文刊刻题记、经文，碑座圆雕龟趺是南北朝宗教寺庙的首选石碑造型。

这一时期沿用东汉螭首龟趺形制较多。相对而言，方首和圭首形制的发展并不景气，处于停滞状态。其原因主要受制于形制雕饰和时人的审美要求。如圭首左右两边斜削额面狭窄单薄，严重制约了装饰的深入，难以施展繁杂的雕刻技法，从视觉上，不能满足南北朝崇尚精熟妍媚的时代审美要求，最终被淘汰。经过时间的考验和人们的审美认可，圆首碑宽广平阔，具有较强可塑性，得到了极大重视和发展。圆首蟠龙类碑额题字背景为缩小的圭首形。圭首的尖顶形制，简朴不作任何装饰使额题醒目突出，与螭龙繁缛的纹饰形成疏密对比。这种结构烦琐、图案丰富的圆首蟠龙类形制一直被历代统治者青睐和使用。

图2-3-22 北魏《密云太守 霍扬碑》额

此时，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各类装饰图案丰富多彩，大量涉及佛教宗教题材，如菩萨、飞天、忍冬纹、莲花纹、藻井图案等。墓碑也受时风的浸染，合理地将飞天、莲花忍冬纹饰和祥禽瑞兽等雕饰于碑体各处，令碑面风貌更为华丽精美。如北魏《密云太守霍扬碑》[94]（正始元年，504）（图2-3-22）身首一体，碑高192厘米，宽90厘米。碑额中有“穿”，“穿”的上方线刻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像。又如东魏《敬使君碑》（兴和二年，540）（图2-3-23）螭首内布饰佛、菩萨、供养人像。这时期墓碑碑侧雕刻忍冬纹，为主体碑文带来精致的装饰效果，如《高肃墓碑》（图2-3-24）碑侧刊二方连续的忍冬缠枝纹。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碑额装饰从东汉的蟠螭纹（一种无角的黄色龙）发展为蟠龙纹、交龙纹等图案，并加重了螭龙的细部点缀，用几何纹表现蟠龙鳞甲，这种繁复的装饰效果与佛教艺术不无关系。

图2-3-23 东魏《敬使君碑》碑额

图2-3-24 北齐《高肃墓碑》碑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