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认识论语境中“综合”问题的由来

无论是在传统认识论中，还是在当代知识论中，“综合”问题的讨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综合”是一个行动，是认识产生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综合”又是一门知识，即综合性知识与分析性知识的区分。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综合性起源时，必须先对认识论语境中“综合”问题的由来做一个思想史的梳理，这既是一个理论准备，也是“反思”认识论发展的独特运思方式。

一 近代经验论哲学对于认识起源的强调和两种知识的区分

对于熟稔了欧陆哲学（尤其唯理论）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学者来说，近代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仿佛不那么具有“学术性”，如黑格尔就谈到，洛克的哲学是一种“平凡的哲学”“通俗的哲学”[2]，甚至也有学者直接把经验论哲学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但当康德坦率地承认，正是休谟的经验论哲学打破了他的“独断论迷梦”时[3]，我们也才能真正明白经验论哲学的理论威力。

其一，近代经验论哲学对于认识起源的强调。英国经验论哲学是从培根开始的，但在培根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关于知识起源的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刺激论”或“反映论”，简言之，我们的认识之所以形成，完全是因为外在对象对于我们感官的刺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坚持这种观点）；二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天赋观念论”，即我们的很大一部分知识不是从经验中产生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这两种观点也都构成了后来经验论哲学所要反对的对象（尤其是到了贝克莱和休谟）。

培根作为英国经验论哲学的创始人，提出了很多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如“知识就是力量”、归纳法等。培根不满意于传统哲学的演绎推理，他相信归纳法是比演绎法更“高明的方法”（罗素语），而且归纳法之所以可能正是依赖于人的感觉和经验这一基点，简言之，人的一切知识都起源于人的感觉和经验。认识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客观世界的物质实体对于人的感官的刺激作用，对于人的感觉和经验在认识起源中作用的强调也构成了后来经验论哲学主导的致思取向。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进一步阐发了感觉的发生过程，也启发了洛克的哲学思想。洛克在培根和霍布斯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推进性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心灵的“白板说”。这直接针对的就是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他认为人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人的一切知识都产生于后天的经验，人的感官和经验始终是知识形成的绝对基础。二是肯定了殊相是共相的前提。传统的唯理论哲学习惯于从共相（普遍的本质）中推导出殊相，但洛克恰恰肯认了个别知觉（殊相）才是产生共相的先在条件。三是划分了对象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第一性质是属于对象本身的（如物质的广延），第二性质是从属于人的感觉的（如物质的味道），这其实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划分，但洛克的这种区分在后来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如果说培根和霍布斯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立场上来看待知识的起源，那么洛克则有了一种明显的“向内转向”，而这种“转向”的真正完成则是贝克莱的工作，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的经典性口号：“存在即被感知”，前面的经验论还在强调外在对象对于认识主体的刺激作用，洛克也还在强调外在对象的第一性质，而到了贝克莱之后，则把人的感知放在了类似于“我思”的位置，换言之，外在对象的刺激作用（甚至是外在对象本身的存在）都是第二位的，人的感知反而成了第一位的存在，这就使得经验论向“唯我论”转化了。贝克莱在洛克的基础上还有一点发展即将事物观念化，把观念本身当作了人类知识的对象（而不是外在对象本身），这与当代知识论发生了合流。当代知识论哲学的一个首要议题就是确定研究对象，当代知识论哲学主要是以人的认识、观念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贝克莱哲学“向内转向”的影响力。英国经验论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是休谟，在知识的起源上，他与前面的几位哲学家相似，都主张人的知觉是知识的根本性来源，但休谟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则有着显著的“推进”：其一，坚持了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前面几位经验论哲学家如培根、霍布斯，都坚持了“可知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而休谟则坚持了怀疑论的立场，最典型的就是对于“因果关系”的怀疑，这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根基，但休谟的怀疑论的复杂性在于他并不怀疑一切，他相信人的知觉、人的观念的；其二，他把知觉分为观念和印象（这一区分实际上洛克已经初步呈现了），印象又分为感觉印象和反省（反思）印象，其中的感觉印象在知识的形成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里的“印象”其实也就是“表象”，而“表象”这一概念无论是在洛克的思想中，还是在康德的知识论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三，总体而言，休谟是沿着洛克、贝克莱的“向内转向”在走，虽然离外在对象越来越远，但却走向了人的知觉本身，这也为后来的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所发展。

其二，近代经验论哲学对于两种知识的区分。培根虽然已经意识到了一种演绎知识的存在，如数学知识。但他始终轻视这种知识，因为这种知识“实验性差”，而培根自己所坚持的则是他的归纳法和新工具论，这种由归纳法所带来的知识其实就是一种综合知识，归纳其实就是一种“综合”活动，但培根的这种综合知识不具有确定性和必然性，只是一种或然性知识（有时也称为概然性知识或可然性知识），而在确定性知识与或然性知识之间做出明确区分的正是洛克和休谟。洛克在《人类理解论》的第八章提到了“无聊的命题”：“有一些普遍的命题，虽确乎是真实的，可是它们并不能给理解增加光明，使知识有所增益。”[4]这种“不增加新的知识”的知识类型就是一种“确定性知识”，如洛克的例子“A=A”，这种确定性知识必然正确，与之相对的就是或然性知识。洛克的这两种知识类型的区分也直接影响到了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对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就启发于此。休谟则在洛克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明确把知识分为两类：一是确定性的知识，这类知识的典型形态就是数学知识，休谟最早也想找到数学知识的经验性来源，但他发现“经验中永远也找不到一条真正的直线”，所以在《人性论》中他实际上是怀疑数学知识的确定性的，但在《人类理解研究》（对于《人性论》第一部分的改写）中却转而相信“欧几里德所确证出的真理也会永久保持其确实性和明白性”[5]；二是或然性的知识，这就是对于前面由归纳法所带来的综合性知识的指认，他认为这种知识是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的，休谟甚至否定了因果关系本身，而这也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之一。总体而言，由洛克和休谟所区分的这两种知识类型，即确定性知识和或然性知识，其实对应于康德后来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

通过对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发展的梳理可以知道，他们大都坚持了知觉在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彼此之间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早期的培根和霍布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肯定了外部对象的存在，而在洛克之后，却也逐渐走向了“向内转向”的道路，虽然肯定了知觉的自明性和确定性，但也悬置了外在对象的存在，产生了诸如休谟的怀疑论。当康德说休谟惊醒了他的“独断论迷梦”时，其实这里的“独断论”有两重含义，一是独断地设定外在对象存在（如一般的不加反省的自然科学认识论），二是独断地设定自己“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其实这里的“知道”只是“向内知道”自己的感觉、情感等。同时，经验论哲学所提出的这两类知识也正是后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要借鉴和吸收的，也正是在这重意义上，我们说近代经验论哲学构成了“先天综合判断”的思想养料。

二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综合”问题的系统提出

“综合”（Synthetische）是康德知识论哲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与其密切相关的还有“统一”（Einheit）、“联结”（Verbindung、Conjunctio）、“统觉”（Apperzeption）等概念，《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主要是想解决“我们能够知道什么”的问题，可以说，康德是系统提出“综合”问题的第一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B2）[6]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的开篇中所提出的知识的起源问题，前一小节已经阐明了经验论哲学在认识起源上的共同倾向，即认为知识都“发源”于人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但康德在这里肯定了知识的另外一个来源，即“固有的知识能力”，人在认识之前必须先省察自己的认识工具，人只有具有了认识能力之后才能进行认识活动。前面的经验论哲学虽然区分了确定性知识和或然性知识，但为他们所肯定的基本上还是一种经验综合性的知识（或然性知识），康德在反省了经验论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总问题。

在康德看来，判断构成知识的基本单位，而判断又分为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分析判断就是“谓词B属于主词A，是（隐蔽地）包含在A这个概念中的东西”，“在其中谓词和主词的连结是通过同一性来思考的”，“一切物体都有广延，那么这就是一个分析判断”（B11）[7]。而综合判断就是“B完全外在于概念A，虽然它与概念A有连结”，但“这一连结不借同一性而被思考的那些判断”，“并未给主词概念增加任何东西”，如“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B11）[8]，这就是康德对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简言之，分析判断必然正确（客观）但不增加新的知识，综合判断增加新的知识但并不必然正确。这其实也是在洛克和休谟的基础上做出的区分；但康德的改进在于他想寻求一种既增加新的知识又保证其确定性（与客观性、正确性、普遍性基本同义）的知识类型，这就是“先天综合判断”，这也涉及康德的几个核心概念的区分：一是“先天的”（a priori），表示不与后天经验发生关系的知识类型，如“A=A”；二是“后天的”（a posterior），与“经验性的”（empirische）紧密相关，也是一种后天的综合知识；三是“先验的”（transzendental），这是康德的最核心概念，表面上是想表达先天分析命题与后天经验性命题的结合，其实质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康德主要是考察使经验性知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四是“超验的”（transzendent），表示知性范畴的超越应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上述四个概念对于理解康德知识论哲学至关重要，但重中之重的概念就是“先验”概念。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提问方式实际是蕴含了一个理论前提，即“先天综合判断”首先是可能的（“如何可能”是进一步的问题），康德所肯定的“先天综合判断”（先验知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数学知识：“数学的判断全部都是综合的。”（B15）[9]这个论断最容易引起两方面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数学知识来源于经验（如休谟早期要寻找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数学知识全都是先天的，因此也是分析的（如休谟在经验中找不到一条直线），而且这两种观点很难融合，但康德把数学知识作为“先天综合判断”，其依据正是前文的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两分，康德举了一个算术的例子“7+5=12”，也举了一个几何学的例子“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前一个例子容易引起争论（如后来的弗雷格就说这是“隐秘的”分析判断），第二个例子倒是比较合适，“两点之间直线距离”与“最短”是不同的概念，即前文所指出的谓词B不包含在主词A之中，因此也是一个综合判断，而得到这个综合判断的方法就是直观，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在于，他对于时间和空间做了先验阐明（针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阐明），得出了时间、空间是“先天直观形式”的结论，而其中的时间占据着根本性的位置，无论是算术知识还是几何学知识，都是由先天直观形式先天的给予的，这就构成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部分，主要解决了“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另一类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在康德看来，“这些科学已经现实地存在了”（B20）[10]，而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就是“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构成了整个《纯粹理性批判》的重头戏，对其分析也构成了“先验分析论”。总体而言，这部分内容很好地体现了康德的“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革命”。

在探讨“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时就有了“综合”问题的系统提出。“我所理解的综合在最广泛的含义上是指把各种表象相互加在一起并将它们的杂多性在一个认识中加以把握的行动。”（B103）[11]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一是表象和杂多，二是行动，这表明“综合”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而且是产生知识（探讨知识起源）的行动，其“综合”的对象就是“表象和杂多”，这里就涉及康德与经验论哲学的区别，经验论者主张知识发源于人的知觉印象，但康德的改进在于，知觉印象所形成的单个表象本身并不形成知识，只有在表象（印象）之间形成联结才能构成知识，表象本身并不具有联结的能力，只有知性（或想象力）才具有联结表象的能力，才能形成知识，康德的这种转向其实有几个不好理解的关键点：一是表象之所以形成，正是依赖于先天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的先验阐明）；二是综合行动的对象是表象或者现象，而不是外在客体（物自体），这一点其实也与后期的经验论者一致；三是这种知性范畴的联结作用构成了“先验演绎”的部分，也是一种客观演绎，这是一个理解的难点，但在了解这种客观演绎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主观演绎，尤其是第一版中的三重综合。其一，“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我们的表象“作为内心的变状而属于内感官的”（A99）[12]，而这种“内感官”的根本表现形式就是“时间”，直观里面本来包含了一种杂多，但“这种杂多却并不会被表象为杂多”（A100）[13]，因为表象总是包含在“一瞬间的东西”，“只能是绝对的统一性”，而表象要形成知识又必须有前后相继的时间秩序性，因此在原有的意义上，直观是不能形成“综合”的，这也是康德后来的“直观无概念则盲”，但这里面还是有一种以先天直观形式为根据的领会的综合。其二，“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即使没有对象的在场，这些表象中的一个也根据某种持久的规则而造成了内心向另一个的过渡”（A101）[14]。这里的想象类似于回忆，当没有外在对象时，我们内心表象也会由一个向另外一个过渡，而这种过渡之所以有可能性就在于先验想象力，这种先验想象力使得知识“再生”了，关于想象力所发挥的联结表象的能力其实在A版与B版中是有差异的，在A版中康德实际上是把想象力更多地靠近感性直观一方，而在B版中几乎把想象力等同于知性了，总体而言，想象力发挥了一种“综合”表象的作用。其三，“概念中认定的综合”，当A版达到这个层次的综合时就几乎等同于B版中的综合了。一方面，概念能够综合不同的表象，即知性范畴通过一系列图型作用于感性材料（表象）；另一方面，在概念的综合作用上面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即“先验自我意识”的综合，是一种“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也称为“先验统觉”，这是康德知识论哲学的至上原理。A版中的这三重综合走的就是一条主观演绎向客观演绎过渡的道路，但康德为了避免主观演绎的心理学倾向，在B版中做了较大的改动，特别注重客观演绎，重点考察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知性范畴的统觉作用。总体而言，两个版本都提出了两大类的综合：一是一般的综合，对于表象的综合，加上先天直观形式，形成一般知识；二是本源的综合，是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知性范畴通过图型对于感觉材料的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而且前一种综合以后一种综合为前提，这就是康德对于综合问题的系统提出。

康德的上述两类综合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在康德的语境中，“综合”的主要对象是现象，而“现象本身无非是感性表象”（A105）[15]，前文已经阐明，现象、印象、表象基本上可以同义使用，而且如休谟一样，都侧重于“内感官”，与“现象”相对的就是“物自体”。康德认为我们可以思考物自体，但不能“知道”物自体，这就是典型的二元论。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黑格尔分别从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诊断。费希特的知识学有三个重要的步骤：其一，自我设定自身；其二，自我设定非我；其三，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这就赋予了自我（尤其是理论自我、自我意识）最高的综合能力，“自我”也类似于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但费希特认为非我也是由自我建立起来的，物自体就属于非我，因此就把物自体纳入了自我的范畴。很显然，费希特是在康德先验自我意识上前进了一步，但他与康德的共同问题在于遗忘了内容（实体、事物）本身。黑格尔深刻意识到了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的弊病，他们的哲学完全寓于“自我意识”的一极，其实质仍然是一种“我思的封闭性”，根本不能触及外在的实体，费希特的知识论哲学所倡导的“综合”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综合，而康德的“综合”其本质也是一种内在的综合，他的综合对象（表象、现象）仍然是寓于内感官的。而黑格尔的理论诉求就是“实体即主体”，他不像康德和费希特那样把自我意识当作出发点，在《精神现象学》中他首先以感性确定性为出发点（也类似于早期的培根），这就首先肯定了一个外在对象的存在，是关于“直接的或者现存着的东西的知识”[16]，而在《逻辑学》中也直接以“纯存在”为开端，这是一种“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17]。但黑格尔的复杂性在于他以这些“直接性”为开端，最后要引出的还是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在《精神现象学》中从感性确定性出发，经意谓、知性、自我意识，再到理性，考察了精神的成长过程，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精神本身也是从实体中生长出来的，这就摒弃了康德和费希特先确定一个自我意识的前提，然后才来推演知识的做法。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和费希特的“综合”完全是一种静止的综合，黑格尔也考察了自我意识的“综合”行为，但他是把概念范畴本身当作运动的，而且还引入了一个“他者”概念，就是由意识过渡到自我意识的关键环节，自我意识通过意识的成长过程具有了自返性，在“他者”身上发现了自身，因此这种“发现”就不是康德和费希特意义上的综合了，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顾到了外在对象本身。

三 当代分析哲学对于“综合”问题的扩展

20世纪哲学发生了两大转向，一是存在论转向，二是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同义使用）转向，存在论转向是后面章节所要涉及的，本小节先对分析哲学在“综合”问题上的见解作一个大致的铺垫。

其一，分析哲学对于“意义”问题的突出强调。前文已经阐明了，经验论哲学首先主张知觉在知识产生中的基础性作用，早期还秉持着“直接实在论”的立场，但在“向内转向”的过程中，越来越侧重于作为内感官的知觉印象，康德在经验论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在增加新的知识的同时也力图保证其客观性，但康德的几重综合均未触及外在对象（某种意义上的物自体），黑格尔倡导“实体即主体”的原则，力图打破主体自我意识与外在对象的界限，所以他也把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概括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8]，总体而言，近代知识论哲学语境中的“综合”主要有两重意蕴：一方面，“综合”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产生知识的行动（如康德多重综合）；另一方面，“综合”代表了一种综合性的知识，与分析性的知识相对（康德在两者之间作了联结）。“综合”的这两重意蕴也在“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框架下产生了新的理解。但当代分析哲学却突出了另一个基本问题，即“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语言的意义问题，语言对于思维（自我意识）的替代，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心理学倾向，语言本身既有一个可实体化的符号，也能在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理解。对于语言意义这一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从弗雷格就开始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含义与指称》。他首次在语言符号的含义与指称之间作出了区分，这种区分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分别是专名的含义与指称、概念词的含义与指称、句子的含义与指称，尤其是其中的专名（后来罗素也使用）。“一个专名的指称是我们以它所表达的对象本身。”[19]在弗雷格的语境中，一个命题（语言、符号、专名）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否有一个现实对象，假若没有的话，这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后来的罗素所主张的“原子命题”和维特根斯坦的“事态”也是如此，原子命题或事态的真值情况取决于一个现实对象，因此可以说，在早期的分析哲学中，是否有现实对象是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检验标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命题（语言）与现实对象（存在）的关系问题其实也类似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后一个问题中，知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维对于存在的“综合”作用，而在命题与现实对象的关系问题中，知识的产生也要依赖于命题对于现实对象的“综合”作用，由此形成“综合知识”。但这还只是阐明了弗雷格的“指称”，语言的“含义”却是另一个向度的内容，也构成了后来分析哲学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因为一个语词的含义往往是自主的，也是由人的约定建立起来的，它并不依赖于现实对象赋予它意义。这对后面分析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如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所追求的一种逻辑确定性的知识（分析知识）；二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如蒯因的协同论。因此，总体上而言，当代分析哲学也总体上坚持了两种知识的划分，但在“综合”的方式上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其二，当代知识论哲学中的所与论与融贯论的争论。前文已经阐明了康德知识论哲学的三重综合，按照其类型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知性范畴（或想象力）对于表象的综合；二是先验自我意识对于概念的综合（本源的统觉的综合统一）。而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是表象还是概念都不是真正的外在对象，其实在康德的语境中，表象本身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一个疑难问题，他所承接的其实还是经验论哲学的主导致思取向，即表象的产生正是依赖于外在对象的刺激作用（物自体对于人的感官的刺激），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对象刺激人的感官形成表象，这是“由外向内”的进路（知识从经验中开始），而康德做开辟的道路其实是“由内向外”的知性范畴联结表象的综合行动（知识发源于知性范畴），这两种道路直接反映在当代知识论哲学的研究中，即融贯论和基础信念中的所与论之间的争论。20世纪上半叶，分析哲学普遍认同一个关于知识的定义，即“知识即得到辩护的真信念”[20]。知识由三个要素（或三个条件）构成，即信念（belief）、真的（truth）、辩护（justification）。但随着“盖梯尔难题”的出现，人们普遍认为，要在三要素之外增加第四个或第五个要素，才能保证知识为真，通过对于当代知识论哲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信念的辩护”成了当代知识论哲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而用什么来为信念进行辩护也成了一个重要议题。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对一个信念进行辩护，必须有一个基础信念，这个基础信念是没有“前提”的，并为其他信念提供基础支撑，因此止住了信念理论的无穷回溯，这就是当代知识论研究中著名的基础信念论（或基础主义）。在这个理论内部，还有一个基础，即“所与”（the given）理论，“所与”也即“直接经验”（石里克语）“直接领悟”（刘易斯语）等，这种“所与”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直接实在论，类似于培根的经验论（知觉的直接性），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直接等同的直接性，它能够为基础信念提供辩护，而且与现象学的“感性直观”一样，是“无法演证”的，但这种“所与”是不等同于休谟和康德的“由内向外”的进路的。与这种基础信念中的所与理论相对的是另外一种理论，即融贯论，以塞拉斯和戴维森为代表。首先是塞拉斯，他批评“所与论”为“所与神话”，“所与”虽然构成知识的前提，但与知识或信念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并不能为信念提供“辩护”，只是一种外在的因果关系。与之相似的就是以戴维森为代表的融贯论，一个知识是否为真依赖于信念之间是否融贯（并不承认一个基础信念）。因此，总体上而言，“所与论”与“融贯论”的争论其实也是早期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争论的进一步深化，而由唯理论到融贯论的转变也融入了语言分析的元素，由以前的范畴或自我意识的综合转变为了语言符号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