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学界研究状况述评

研究述评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思想准备，国内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构成了本书的支持背景，后面展开的正文内容将会吸收和借鉴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力图有所突破。

一 国内学界研究状况述评

正如有学者指出，“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17]。“我国的传统教科书基本不涉及历史认识论”[18]，这也反映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窘境，但即便如此，仍有学者指出，“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19]。进入21世纪以后，历史认识论作为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也确实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主体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认识论研究多坚持机械式的反映论和客体性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主体性哲学的兴起，主体性原则在认识论领域逐渐发展起来，涌现出了建构性的、选择性的、重构性的认识论，“研究认识的主体性澄清了主体性与主观性的区别”[20]。主体性原则是我国80年代以后认识论研究的核心原则。具体到历史认识论，有学者指出，历史认识论的主体就是“在社会中进行物质生产和认识的现实的个人”[21]，与“现实的个人”相类似，也有学者指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22]。更有学者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看历史认识的主体，即反对一般“旁观者”的视角，倡导一种“亲知知识”，这种知识是人在历史之中来认识历史，而不是站在主客体之外去认识历史[23]，还有学者指出，进行历史认识的主体不是抽象的主体，也不是单独的个体，而应该走出主体认知的思维方式，回到现实生活中去，“认识论的研究就必须走出纯粹认识论研究，将社会生活研究与建构于这一生活基础上的认识论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统一的思考”[24]。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过程与方法研究。恩格斯曾经总结到，“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25]。是“指南”而不是“公理”或“定理”，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了各个民族与国家进行历史认识的特殊性，正如有学者指出，“任何一种社会认识都包含着历史认识的具体观的应用”[26]。具体地认识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基本方法论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认识历史的一个突出案例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解剖，因此，有学者指出，“资本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方法论前提[27]，资本批判“旨在发现深入历史深处的入口”[28]，在资本批判以前，马克思对于历史的批判更多的是哲学批判，而从哲学批判向资本批判的转变反映了马克思本人思维方式的转变，即资本批判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一度在历史之内去寻找对于历史的解释，而哲学的批判归根结底还只是在历史之外去认识历史。还有学者指出，历史认识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历史优先，而不是逻辑优先[29]，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语境中，逻辑统一于历史，而不是历史统一于逻辑，这也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历史认识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历史现象学”的方法，透过历史现象来认识历史的本质[30]，抑或是“科学的抽象”，这种“科学的抽象”也是一种客观的抽象与历史的抽象。[31]

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意义探讨。较之于宏大的社会学说与历史学说，马克思对于人类认识本身的反思显得零散而简约，以至于有学者指出，历史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只是以胚胎、萌芽形式存在”[32]，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旨趣有很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纯粹地讨论一般认识论问题，容易陷入“经院哲学”的窠臼，但结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和整个人类历史的认识可知，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具有独立的意义，尤其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所展现出的解放意义。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独立意义就在于它实现了实践基础之上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只有对历史认识的实践转向，才能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起来”[33]。科学的历史认识论也是历史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剧作者”与“剧中人”的双重角色。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创立为现代认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和研究方向。[34]这极大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重要意义。此外，更有学者认为，建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有助于“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学出路”[35]。

其四，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与一般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的比较分析。“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6]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科学”，以历史科学来指代历史唯物主义是争议不大的，真正争议的焦点在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为何？抑或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反对“历史哲学”称谓的，“历史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多带有一种思辨性与超越性，是对于历史过程的形而上学说明，因此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37]。但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仍是一种历史哲学，是唯物主义历史哲学”[38]。“历史哲学不仅是指某一或某些学说或流派，而是对各种关于历史的哲学理论的总称。”[39]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宏观说明，随着历史哲学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扩大，应该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历史哲学，但又不同于思辨或分析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即历史科学，是在历史之中寻找历史本身的规律，而不是在历史之外超历史地去认识历史。因此，奠基于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与奠基于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是不同的。有学者指出，“历史科学实现了对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建构”，而资本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方法论前提[40]，是对于思辨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的前提批判。也有学者指出，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是“通过人的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来认识历史”，而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是“通过精神、理性来认识历史”[41]，“传统历史哲学往往是超历史的，现代历史哲学注意到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相对性，但不了解历史认识的实践本质”[42]。

其五，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与实证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比较分析。“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历史之内去寻找历史的规律，而不是在历史之外去认识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突出特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还给历史本身”的历史科学是否就是实证科学呢？这引发了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论与实证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比较分析。就相同点而言，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历史本位”，而不是“哲学本位”，这也是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争论。历史学的学者多主张历史本身是本位和第一位的，而历史哲学家则主张在流变的历史背后找到不变的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实证主义、进化论发展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也展现出了极强的实证主义意蕴，但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实证主义基础的同时，也强调历史认识论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维度，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要在史学具体性与哲学抽象性的张力中寻找平衡”[43]。以史学为本位，但要倡导历史认识论的哲学抽象。“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推进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无益的”[44]，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应该与批判的历史认识论结合起来。“历史本身是没有目的的，更没有一个完成这个目的的计划，有目的是人，合目的性是人的活动的重要特征。”[45]

其六，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其他认识论类型的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兴起与发展是与其他认识论类型相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正是在与传统认识论、社会认识论、发生认识论、当代认识论的比较中，凸显了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先要与传统认识论区别开来，传统认识论又分为抽象认识论与机械反映论等，在与抽象认识论的比较方面，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抽象认识论的批判与超越”[46]，抽象认识论也指代主体性的认识论，经笛卡尔的理性本质论，到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再到黑格尔把知识看成是起点与终点的统一，抽象认识论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始终以理性为核心”[47]。也有学者比较分析了机械反映论与历史认识论，认为机械反映论“把直接性留给了客体”，是“镜子式的反映论”，历史认识论“要求立足于社会关系之上，达到一种社会的完成了的直观”[48]，由此可见，历史认识论既反对抽象认识论，也反对机械式的原子式个人反映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还有一个参照对象，即发生认识论，这也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儿童心理学》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影响，但也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将认识的产生建立在个人活动之上[49]，而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更多地是探讨历史认识的社会发生的。而且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证认识的产生，这也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与发生认识论相类似，社会心理学与社会认识论在很长时间内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但正如有学者指出，“传统教科书的认识论与社会认识论，对于认识如何在历史中建构的，特别是自我是如何建构的，缺乏深入的探讨”[50]。认识论向当代发展以后，多走向了协同性与生活世界的认识论，认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新形态，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当代认识论的比较研究成为了可能，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为现代认识论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51]。

我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总体而言，还是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日益全面、系统，借鉴和积极吸收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在各种不同的认识论类型之间进行比较分析，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与国外研究成果相比，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起源研究较少；二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多把认识的对象聚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形态的认识上，这实际上窄化了历史认识论的界域；三是对历史认识论的一些基础问题争论较大，诸如历史认识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还是“现实的个人”，一词之差却带来了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四是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还是带有了浓厚的历史本体论色彩，对于历史认识本身的研究还缺乏深度与系统性；五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真理性探讨较少，在广义的历史哲学领域内谈历史认识的真理性成果较多，但聚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上来，其成果却较少。

二 国外学界研究状况述评

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无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还是国外马克思学，抑或是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涉猎”对象的思想家，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考察，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起源的研究。列宁把实践的观点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这是切中肯綮的，即实践活动是一切认识的来源。但列宁并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历史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只是认识论的一个应用环节，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第二国际的思想家如考茨基等逐渐发展起了经济决定论的认识论观点，这种机械决定论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批判，“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滑稽的空话”[52]。青年卢卡奇较早地注意到了历史认识论的重要意义，并肯认了历史认识论兴起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并划分出了历史认识的三个不同层次，即直观的历史认识、反思的历史认识、总体的历史认识。[53]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中颇具代表性，诸如“认识论的断裂”“两个马克思”等主张，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论，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起源于“抽象”和“一般”，而不是具体的感性事实。[54]哈贝马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起源的研究中做了很多尝试，他早期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综合性起源，把社会劳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起源[55]，对历史认识的起源问题做了唯物主义的理解，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后期又走向了对于交往理性和生活世界的重建之路，力图重新建立起历史认识论的批判性维度。新康德主义者索恩-雷特尔（Alfredsohn-Rethel）肯定了历史认识不仅来源于社会性的综合，而且来源于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索恩-雷特尔的核心旨趣就是要论证历史抽象与社会结构在历史上的同源性以及这种同源性对于历史认识论的奠基性作用。[56]与索恩-雷特尔相似，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Gerald Allan Jerry Cohen）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也认为历史认识的起源是综合的，而不是纯粹主体性的。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其他认识论类型的比较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与科学认识论的比较研究。科学认识论的发展是很早的，科学认识论的典型特征就是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处于同一时空环境之中，而且认识对象与认识结果相对静止，历史认识论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通常处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因此较之于科学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具有更大的流变性。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瓦托夫斯基（Marx Wartofsky）就是历史认识论的倡导者，他认为我们的认识对象是历史变化的，而且我们的认知模式也是历史的变化的。历史认识论有助于批判和改进科学认识论，科学认识论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理性，缺乏历史实践的根基[57]，容易陷入知性形而上学和独断论的窠臼。

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比较研究。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是当前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热点与重点，也是思辨历史哲学发展到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和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阶段的产物，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发展以怀特（James White）和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为典型代表，怀特的《元史学》（1973年）、安克斯密特的《叙述的逻辑》（1983年）、《新历史哲学》（1995年）等，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语境中的“历史”不再是“大写的历史”和历史本身，而是“小写历史”和每个历史哲学家眼中的历史，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容易走上相对主义的窠臼，因此在与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对比中，就更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基础性和革命性，但只有极少数学者比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

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当代推进研究。无论是认识论研究，还是历史哲学研究，都受到了整体哲学研究转向的影响，从本体论哲学到认识论哲学，再到语言分析哲学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也受到了哲学转向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学术向度，如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叙事转向、解释学转向等。在主流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多注重历史的客体、结构、内容等，但当代国外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多侧重于主体、形式与话语。主流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认为对于历史的认识只能奠基于历史存在本身，而不能在历史之外去寻找某种解释，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研究重点就是力图突破“历史本身”的束缚，寻找对于历史的多种解释，研究的重心日益由主体转向了客体，这种变化最早反映在卢卡奇（Zegedi Lukács György Bernát）、科尔施（Korsc，Karl）对于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反对中，到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的“自在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斯特劳斯（Leo Strauss）也认为，“历史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也认为，历史认识的主体路线与客体路线只能统一于主体路线。[58]历史认识研究转向的一个根本理由就是，认识历史只能由人来认识，而人认识历史又必须通过语言、叙事等媒介，这蕴含了历史认识论语言学转向的必然性。总体而言，历史认识论的主体性转向、语言叙事转向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总体而言，国外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起源研究做了多种尝试，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其他认识论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下，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向更为前沿的方向推进，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诠释力。但结合相关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外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也存在着局限性与薄弱环节，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起源的研究方面，多侧重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维度和综合性维度，而比较缺乏历史认识的客体性维度。第二，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当代推进，诸如历史认识论的叙述主义转向、解释学的转向等，其积极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但国外学界还比较缺乏对于“转向”本身的反省，即该如何评价这种“转向”？“转向”本身是否就代表着先进与正确？第三，国外学界对于主体性维度、中介语言的重视容易走上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导致对于历史存在本身的遗忘的现象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特质就是拥有真实历史存在的根基。第四，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系统性，对于某个方面的研究推进很深，但比较缺乏宏观思维与全景式阐发，因此，历史认识论并没有形成“论”，只是具体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