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独特的地缘环境是史诗发生的土壤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独特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各种文化现象在全球的分布，空间的组合，以及文化与生态的关系都有一定的规律，文化地理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理论方法及诸多案例。地理环境和生存空间对史诗影响深远，蒙古和印度两个民族的史诗都借助文化传承演绎着独特的历史变迁。各个民族由于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制约，往往选择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进而导致审美趣味和思维结构的分化。因此研究史诗不能离开这一区域的民族生活背景，而自然地缘可谓是构成这一区域背景的底色和基石。

在地域特色上，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性气候，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的产生环境在地理特征上都是以山地、森林和草原为主，所以两个民族孕育出的是独特的陆地史诗文化，这同古希腊史诗以及北欧史诗存在着明显区别。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所产生的广袤的大地上，遍布着鲜花、森林、草原、河流、山岭和雪峰，这使得两个民族始终对自然满怀深情，他们热切地追求与自然的物我同一和交感交融，在他们的审美观念中，自然的神性是“长生天”和“梵”的创造，是宇宙的最高准则。广袤的草原和平原、连绵的森林、纵横的江河，孕育着古老、智慧、神秘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理念。蒙古民族是生性自由的民族，豪爽真实、敢爱敢恨是他们的秉性。印度民族追求以“正法”为核心的人生理想、与梵合一的最高境界。他们从动植物中领略人与自然的互渗，敏锐地感受生命之美，坦然接受死亡，并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紧密相连。

印度半岛处于南亚次大陆，恒河和印度河形成冲积平原，幅员广阔、环境多样，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大自然几乎把一切富源，都慷慨放置在它的界限之内。”[2]从地理上说，印度比蒙古民族所处的环境更隔绝，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东临孟加拉湾，西面是浩瀚的阿拉伯海，南面又毗邻印度洋。一山三水的地理分布构成了印度大陆的天然屏障，在这样的自然区间内，印度先民长期处在内陆相对隔绝的文化状态里，文化包容性极强，既固守文化传统，又兼容并包外来文化，但这样的地理和人种气质也造就了印度民族文化批判精神不强烈的特点。此外，对于古代印度来说，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区域，也使得部族战争的频繁与激烈程度没有蒙古民族那么强烈。

蒙古族史诗产生于广袤的亚欧草原，从贝加尔湖畔到阿尔泰山脉绵延着一个“史诗带”。不同于印度多山环绕的地理环境，在这片大陆上极少空间阻隔。自古以来，包括斯基泰、匈奴、突厥、鲜卑、柔然、蒙古等众多游牧民族先后登上了这个舞台，上演了一幕幕迁徙、战争、融合、离散的宏大剧目。加之蒙古高原气候严酷，冬季漫长寒冷、天气多变、多风雪冰雹，自然在这一区域展示出了强悍的力量。游牧民族与动物的关系极为切近，亚欧草原栖息着各种猛兽，猛兽间的争斗，食肉动物对食草动物的掠食场景都给游牧人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在古代亚欧草原造型艺术从鹿石到青铜器同样都以表现动物为主题，呈现出近似的“野兽风格”，野兽纹是一种以动物为主题的纹饰，将动物风格图案化、装饰化，广泛见于亚欧草原青铜器中。包括鹿纹、鸟纹、马纹、虎纹、羊纹、豹纹、牛纹、驼纹、野猪纹等自然兽类，特别是存在大量猛兽咬斗造型。如法国学者格鲁塞对动物风格艺术的评价：“草原艺术家们，无论是斯基泰人或是匈奴人，都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景，常常像盘根错节的蔓藤一样缠绕在一起。他们的艺术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或表现断肢少翅的鸟，或表现被豹子、黑熊、格里芬捕捉的鹿和马，牺牲者的躯体常常是完全卷成圆形。”[3]

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古生活在欧亚草原上，以猎牧为生产生活方式，草原之广袤辽阔，自然之强悍，人类之脆弱渺小是游牧人世界观的基础。在这种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下也就催生出了渴望英雄战胜代表自然力和敌对部落的蟒古斯的强烈诉求。史诗中还有大量的动物主题，流露出兽神崇拜的心理，例如，史诗中常以苍鹰、狼、雄狮、猛虎来象征英雄人物，并对英雄的战马，做了出色的描写。此外，从蒙古族史诗活态性的角度出发，游牧人的生活环境可谓地广人稀，而史诗讲唱是人们相聚的理由，具有很大的娱乐性，从而使得史诗可以长久地在蒙古人之中口耳相传，生生不息。

地理环境的相邻也会导致两个民族的史诗发生接触影响。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以及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都产生在喜马拉雅山两麓及其相邻地区，印度史诗和中国蒙古族史诗向外的传播，首先都会经由彼此的疆域，所以在传播和交往中必然会产生交叉影响。其中，印度史诗产生的区域位于南亚次大陆，尼泊尔以西的喜马拉雅山地、恒河平原以及德干高原。在《罗摩衍那》的传播路线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北路从印度的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出发由陆路传至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产生的区域学界大致认为主要是在新疆的阿尔泰山区和额尔齐斯河流域蒙古族聚居区。向西南传播至西藏和印度，在东北方向上经由青海、甘肃等地向内陆传播。另一部最重要的蒙古族史诗《格斯尔》与《格萨尔》属同源异本，而《格萨尔》的产生地是西藏地区，那里蒙古人和藏人长期毗邻而居，随后在周边的民族中逐渐流传开来，地域上跨越了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等区域。在境外，包括印度在内的不丹、尼泊尔、锡金、巴基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也都有流传。

可以说，印度和中国蒙古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地域环境，使各自既具有东方史诗的共性，又带上了自身地缘所给予的独特的个性。而且因为产生的区域的毗邻，在传播中交互影响，又使这几部史诗具有了一些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