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个体觉醒和社会转型催生了史诗的创作

史诗是对人类文明进程宏观而形象的概括，也是人类文明反思的启示录。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加强，于是，人类不再沉浸在泛神论或图腾崇拜的古老信仰中，而是开始由神祇崇拜转向英雄崇拜，对人自身给予更大的肯定、赞美和反思。应该说，这一切便是史诗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

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过程是并驱的。史诗发生的时代，部族战争频繁，社会激荡演进，人类思维空前活跃，个人意识逐渐开始从混沌状态中觉醒。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并逐步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从此不再醉心和沉湎于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远古生活的追忆，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对现实世界和现世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中，对人类自身的力量、价值和作用开始给予更多的肯定与赞美。同时，随着频繁地争夺地域和财产的战争，人们热切地渴望打破原始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出现带领部族征战和取得胜利的氏族首领，这种渴求被艺术地反映在英雄歌谣和叙事诗的创作中。这类作品中的英雄往往被赋予无限伟力和超常勇气，神祇崇拜开始向英雄崇拜过渡。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口传诗人们开始以神话故事、部族传说和英雄歌谣为原始素材，创作诗歌歌颂英雄、反映现实、抒发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审美追求，这些诗篇的片段，经过历代不断地加工和润色，逐渐连缀成篇，并上升为民族演义，史诗文学由此产生。虽然印度史诗和蒙古族史诗产生的时间和空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是源于这样一种文学发生基础。

一 个体意识的觉醒萌发了英雄崇拜心理

首先，不同于神话和创世史诗，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都是英雄史诗。作为典型的英雄史诗，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的发生与人类从洪荒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的历史过程密不可分。原始社会阶段，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恐惧—崇拜—征服的过程，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加强，认识能力也逐渐提升，人类对征服自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豪和快感。在这种情绪的鼓舞和激荡下，人类开始告别原始蒙昧，个体意识逐渐从集体意识中分离出来，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得到了彰显，在信仰上经历了图腾崇拜后，英雄崇拜逐渐被上升为最主要的内容。但与此同时，来自大自然和外族的危险始终存在，人们渴求出现带领部族走出困顿的英雄，并将这种希冀无限夸大，于是文学意义上的史诗英雄出现了。史诗创作者赋予其全民性的美德和勇气，热情讴歌他们的力量和智慧，以及他们征服自然、铲妖除恶的英雄气概，并在这类英雄的业绩感召下，打破自然和血亲崇拜，赢取部族战争的胜利，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和物质上的丰富。这是英雄史诗得以出现的意识基础，也是催生史诗创作的内在文化动力。所以说，史诗既是社会冲突、文化转型的产物，也是人类意识新发展的表现。

作为英雄史诗，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的核心内容就是歌颂部落首领的丰功伟绩，展示他们的个人能力，表达当时对英雄的崇拜之情。这种对英雄的崇拜与放大也直接体现在史诗的主题上。印度史诗分别是以罗摩和般度五子的行动和感受为线索展开叙述，蒙古族史诗无论是早期中短篇史诗还是《江格尔》《格斯尔》这样的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也都是以英雄斩灭蟒古斯，英雄娶亲获得幸福生活为主要内容。史诗中的英雄通常个人色彩突出，与神魔斗争，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期待。正如高尔基所说：“征服自然的初步胜利，唤起了他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英雄史诗是人民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要求的宝藏。于是神话与史诗结合起来，因为人民塑造了史诗的人物，使他能够与神对抗，甚至把他看作与神等同。”[4]

史诗对英雄的刻画非常丰富细致，并能反映出很多时代和文化信息。由于英雄时代刚刚从神话时代过渡过来，所以，英雄身上的神话色彩是非常浓郁的。印度史诗中的罗摩、罗什曼那、黑天、坚战、阿周那、难敌等，蒙古族史诗中的江格尔、洪古尔、阿拉坦策吉、格斯尔等，都是新兴阶级的代表和社会转型期的典型化人物，也是各自民族道德情操和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者，且兼具神人两性的英雄。在他们身上保留了神话的浪漫，例如神源和超凡的神力，罗摩和黑天都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格斯尔是天神霍尔姆斯塔之子。《江格尔》中对英雄的刻画都具有一定的神性，史诗是这样描写洪古尔的，“在他的额头上闪着/玛哈嘎拉佛的光芒，/在他的囟门上闪着/宗喀巴佛的光芒，/在他头顶上闪着/奥其尔巴尼佛的光芒。/看他右边的肋骨，/有巴特尔佛在守护；/看他左边的肋骨，/有达尔哈佛在守护”[5]。

英雄在具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的现实特点。一方面，他们积极追求个体情欲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的英勇奋战和冒险行动，固然有维护部族集体利益的作用，但他们行为的深层动因却往往以维护个人荣誉和利益为导向。英雄们通常把荣誉和尊严看得比生命更珍贵，宁愿牺牲其生命，也不愿毁其荣誉。《江格尔》中洪古尔多次被敌人捕获，受尽折磨，但依旧英勇不屈，不愿损辱自己的名誉，“受百年的折磨也不哼一声，挨六年拷打也一句话不讲”。《罗摩衍那》之《战斗篇》中也讲道：“男子汉受到侮辱，/努力把它来报复；/悉多！大功已告成，/把你从敌手夺出/……我曾努力去战斗……并非为你的缘故。//为了保护我尊严，/为了避免人谴责；/我们家族久传名，/不能让它受指摘。//如今你站在我眼前，/我怀疑你品性端……你愿往哪就往哪；/四面八方随你意，/我已同你无牵挂。”[6]（《罗摩衍那》第6卷，103章13—18诗行，6.103.13—18下文同）

另一方面，面对强大的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这些英雄人物进行着激烈卓绝的抗争，但同时也会具有人性色彩的迟滞和疑惑。如江格尔虽然是宝木巴的理想首领，但很多次敌方使者提出不平等的条件时，江格尔却想忍辱妥协，体现出软弱和优柔寡断的秉性。洪古尔虽然勇敢忠义，但也有狂暴残酷、自高自大的一面。《罗摩衍那》中的罗摩虽然正直高尚，但却对清白纯洁的妻子悉多表现出了狭隘和猜忌。《摩诃婆罗多》中，虽然般度五子站在正义的一方，但在大战中同样多次违背正法，残酷凶狠。般度五子虽然胜利，但是坚战面对这么多惨死的战士还是陷入了深深的疑惑和自责中，想要放弃国王的宝座。这些多层次的描述，都使英雄体现出更为多元丰富和具有人性色彩的特点。“同一个人物，既像人类文明时代的人，又像野蛮时代的人；既像理想化了的领袖人物，又像现实生活中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他们身上，同时具有善良的一面和残忍的一面，理想的一面和现实的一面，优秀的一面和丑恶的一面，进步的一面和反动的一面，使人物的性格变得相当复杂，甚至不够和谐统一。”[7]造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首先是史诗形成过程本就是漫长和多层次的，不同时代的民众对于英雄都有不同的期待和想象，这都会在史诗中留下印记。同时也是因为英雄史诗的产生来自个人意识的觉醒，来自对人的考察与观照。一方面对人力予以赞美和期待，另一方面会渴望神的助力，对人本身陷入反思和怀疑。史诗英雄的多面性正是其对复杂的人心人性的映照。

此外，随着史诗发生时代个人意识的觉醒，人的社会联系逐渐增强，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关系的组织观念与复杂性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反映在史诗创作中。印度史诗中，有关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的描写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在蒙古族长篇史诗中，这方面题材也十分丰富。如在《江格尔》中，各勇士都团结在江格尔周围，并对江格尔有君臣和朋友之情。结义主题也是蒙古族史诗中常见的主题之一。《格斯尔》中，格斯尔的叔父却是屡屡陷害格斯尔的反面人物，这些都显出人们已开始告别原始的血缘关系而开始建构更趋文明的社会结构。

二 创作于社会的激荡转型期

蒙古民族的长篇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都创作于社会激荡演进的转型期，都记叙了部族间的战争、英雄的业绩等，反映了社会交替和民族融合的动荡现实。虽然两个民族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乃至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存在差异，但史诗都是根源于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心灵文化诉求。一方面，由于社会转型，产生了新的奴隶主封建领主，需要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相应的宣讲传播。另一方面，社会纷争动荡，人民从内心深处也渴望有英雄人物可以斩妖除魔，击退敌人，建构和平美好家园。

蒙古族史诗大约产生于蒙古氏族社会晚期，奴隶社会初期。史诗艺人唱诵史诗以适应新兴奴隶主贵族的需要，说唱他们的英雄业绩和传说故事。如著名的波斯文献《史集》中就有关于成吉思汗的叔祖父忽图剌汗的英雄传说在民间的流传情况。“蒙古诗人写下了许多诗颂扬他，描写他的勇敢大胆。他们说：他的声音洪亮极了，以致他的喊叫隔开七座山都能听到，就像是别座山里传来的回声，他的手犹如熊掌，他用双手抓起一个无比强壮的人，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像木杆似的折成两半，将脊梁折断。”[8]可见，蒙古人有用诗歌赞美英雄人物、部族领袖的传统。无论是蒙古族史诗还是印度史诗，其创作的原始素材很大程度上来自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以及由此演化出的英雄传说，因此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特征蕴含其中。

据考证，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原型来源于古印度时期果萨拉国的一场王朝更替战争；《摩诃婆罗多》所涉及的王权争夺战，其原型来源于发生在古印度的一场部族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当时北印度的民族几乎都参加了这次大战，这次战争持续时间长，涉及区域广泛，影响深远，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和部族统治权的重新确定。德国著名梵文学者莫·温特尼茨在论及印度民族的大史诗时指出：“我们从《夜柔吠陀》和梵书章已经得知，俱卢族的国土是俱卢之野，俱卢王室内的一起家庭纠纷导致了一场流血战争，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毁灭性战争。在战争中，古老的俱卢族，甚至整个婆罗多家族险些毁灭殆尽。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场血战的故事看成一次历史事件，尽管我们只是从《摩诃婆罗多》里得知此事的。描述这次大战的诗歌在民间传诵着，一位姓名早已埋没的伟大诗人把这些诗歌编辑成了一部英雄颂歌，歌咏俱卢之野的伟大战争。”[9]总之，正如泰戈尔所指出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不仅能称为历史，它们就是历史。

关于蒙古族史诗，特别是两大长篇史诗的产生年代，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蒙古族史诗从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语言来考察，它的某些篇章很可能产生在蒙古民族的氏族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到了封建社会才基本得以定型下来。我国蒙古文学界一般把蒙古民族英雄史诗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氏族社会晚期到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这一时期产生了远古中短篇史诗，史诗艺术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第二阶段，从13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为继续发展时期，长篇史诗《江格尔》《格斯尔》便有可能是这一阶段最终形成的；第三阶段，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为史诗的衰落时期。蒙古民族的发展历史大致是从各部战乱到13世纪汗国建立，再到16、17世纪东西蒙古动荡纷争，可见，蒙古社会的转型动荡直接决定着史诗的发展历程。《蒙古秘史》中就有对当时蒙古社会部族战乱状况的生动描绘：“世界翻转，互相攻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功夫也没有，互相争夺杀伐。没有思考余暇，只有尽力行事。没有逃避的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10]蒙古统一前广大蒙古民众就是生活在一个纷争动荡、战火连绵的环境之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虽然不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直接反映，但同样是取材于部族统治权的争夺和保卫战。《江格尔》定型的时代，整个蒙古社会，包括卫拉特地区都处于割据状态，各部族和汗国之间战事连绵，史诗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斗争。

印度和蒙古民族的这几部史诗都经历了大体相同的社会形态，虽然印度和蒙古民族的几部史诗在产生时间上存在巨大的差距，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民族由部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跨越和发展也存在时间差，但是史诗在流变的进程中还是具有很大的同一性，在内容上表达的都是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英雄主题和事迹。此外，在英雄历险、结义、征战、婚姻情节和母题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