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治理体系与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研究

治理体系与政治参与互动包含两个中观层次,分别对应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政治文化和态度、政治表达和参与两个领域。依照互动关系中治理体系显性存在或隐性存在,政治表达和参与还可被划分为两个微观层次。随着表达意愿、参与意愿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方治理体系投入了大量制度资源,或是扩大在原有政治表达、政治参与途径中的影响,或是开辟新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表达、政治参与途径来吸纳公众的意见表达和参与。概括来说,就是治理体系在公众表达和公众参与过程中的角色愈加明显和积极,以往的单纯政治参与概念已经不能完整地概括现有状况。这也就是强调“互动关系”的原因。

(一)政治文化和态度

在政治文化和态度研究方面,政治信任依旧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与此前不同的是,研究的重心较多地聚焦于塑造和影响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原因,剖析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理论范畴包括世俗与自我解放价值观[134],长期相处的政治依赖关系等。[135]与主张政府信息公开的观点不同,有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过量会削弱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136]在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中,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和大学生受到较多关注。[137]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推进并走向深入,学界对于中国公众腐败感知的研究也更加重视和丰富,表现为用于解释腐败感知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研究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从政治信任、经济绩效、政府绩效等与腐败现象间接相关的变量展开分析,形成更多的所谓“治本”的认识和建议。[138]

民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也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注意和重视。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有研究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民获得感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不同维度的获得感呈现出复杂态势,人民获得感存在着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现实问题。[139]利用CGSS(2013)的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证明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感知主要由“基本民生与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与就业”和“公共设施与文化”三类构成;女性满意度高于男性,农村居民满意度高于城市居民,西部居民、东部居民和中部居民满意度依次逐渐降低。[140]

此外,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共外交在国际交流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公众的国际观念和国家态度也逐渐进入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基于近十年来的两轮调查数据发现,我国民众的国际观总体上较为保守,国家优越感、国族自豪感、国外关注度、集体主义、政治权威对国际观均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影响。[141]

(二)政治参与和表达

治理体系隐性存在的政治参与和表达通常意味着公众保有较强的自主意愿而治理体系的应对较为被动,或治理体系隐藏了自身的作用。就前者而言,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抗争行为和邻避运动[142],分析了公众选择并做出这一行为的机制。就后者而言,比较典型的研究就是针对互联网“去政治化”对公众政治行为和政治表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143]

更多的研究聚焦于治理体系显性存在的政治互动过程。近年来,各种沟通渠道的政治互动过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公众参与和表达、政府回应模式是常见的研究政治互动过程的一对基本范畴。我国存在着党委主导型、混合型、政府主导型、吸纳部门主导、行政业务部门主导、督导部门主导、信访主导七类政治互动模式,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化回应绩效。[144]继网络问政平台之后,政府热线成为考察治理体系与社会成员互动关系的又一重点。基于对广州市政务热线的分析,有研究概括了政务热线的四种沟通类型;[145]对江苏省某地政务热线的研究表明,基于政务热线的互动存在着诸如民众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服务话语保护进行私利化需求的策略表达,政府利用技术治理和行政动员将行政压力转嫁给基层,村干部则通过平衡满意率、表述规范化、保留证据链等手段释放压力、规避责任等一系列问题。[146]在数据持续丰富的基础上,有研究比较了28个大中城市政府热线的运作状况,提出构建“便捷性业务办理”“智慧化数据治理”“智能化运营管理”的闭环体系,通过明确的战略定位、完善的保障机制以及清晰的建设思路,将政务热线逐步转型成为便捷高效的服务平台、协同治理的重要枢纽以及精准治理的有力支撑,从而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147]

鉴于公众参与诉求和参与能力的持续增强,各地政府主动建构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和表达渠道。[148]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就是实践中较普遍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认为,我国各地政府在吸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和数量上存在明显差异,民众表现出明显的行政选择性特征,参与层次和参与环节发展不平衡。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对差异的形成有着极大影响。[149]电视问政是实践中公众参与和表达的又一形式,这一形式在搭建公民问责平台,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强化社会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容易流于形式和后续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如何处理好“电视节目”和“问政平台”的双重定位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讨论框架中,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150]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实践中的一项新探索。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实施得较好的城市,公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理解民众的需求,也有利于增强民众问责政府官员话语权,形成推动政府绩效改善的治理路径。[151]有别于政治表达通常强调民众表达,政府面向社会成员的政治表达也进入了研究视野。《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明显的政治表达功能,因此,提升《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沟通功能既需要应对“民意赤字”“内热外冷”等常规问题,也需要充分利用当下公众政策沟通的习惯。[152]

在关注众多新兴互动载体的同时,治理体系与社会成员互动的传统载体——民主选举和基层自治仍旧受到学者的关注。不同地区农村基层选举的经验表明,作为“公共性”构成要素的村民生活共同体和福利共同体的形成是乡村稳定的基础,也是基层选举赖以摆脱贿选和乱选的基本条件。基层选举不能完全脱离农村社会的实际,其制度的优化和完善需要有乡村组织公共福利和良好乡风的培育作为切实的保障。[153]城市居民基层自治中形成的消极应对型参与、权益诉求型参与、娱乐型参与、主导型参与和俱乐部型参与,以及农村村民基层自治中形成的动员型、分配型、保障型和监理型治理,均表明治理体系必须充分重视吸纳能力建设,甚至公民性缺失也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154]


[1] 程竹汝,上海行政学院;李熠,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2] 燕继荣:《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再认识》,《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倪国良、张伟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4期。

[3] 祁凡骅、林欣:《改革开放40年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变革逻辑——基于166项干部人事政策的样本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陈雪莲:《改革开放以来干部考核选拔机制变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白智立、杨沛龙:《试论中国公务员制度建构特征与改革分析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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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殿林:《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演进的逻辑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6] 蒯正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共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王然:《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的历史发展体系创新及机制构建》,《求索》2018年第4期;王贺宇、郭文亮:《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7] 王先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左雪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线索》,《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8] 陈文泽:《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基于拉卡托斯科学纲领划界理论的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丁俊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江淮论坛》2018年第5期。

[9] 陈振明、黄颖轩:《中国公共政策的话语指向及其演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的文本与话语分析》,《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商红日:《纲领政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与话语生产》,《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廖幸谬、景跃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10] 何增科:《中国政治监督40年来的变迁、成绩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田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领导体制的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11] 崔英楠、王柏荣:《改革开放40年与我国廉政制度建设》,《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孟新、王同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经验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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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孙涛、张怡梦:《从转变政府职能到绩效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的文本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陈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机构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完善》,《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高小平、陈宝胜:《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类型历程——基于政府机构改革阶段性特征的研究》,《学海》2018年第3期;熊文钊:《机构改革: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之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6期;许耀桐:《中国政府机构改革40年来的发展》,《行政论坛》2018年第6期。

[15] 王曦、彭业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中国改革模式的演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6] 何俊志、霍伟东:《从嵌入到规范:中国地方人大制度胡阿路径的新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7] 张文显:《中国法治40年:历程、轨迹和经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武树臣、武建敏:《中国的法治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颜德如、李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前瞻——基于国务院1978—2018政府工作报告之文本分析》,《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2期。

[18] 王久高:《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与核心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张静:《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19] 季燕霞:《回应型政治: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权力范式》,《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田凯:《我国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发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张成福:《政府治理创新与政府治理的新典范:中国政府改革40年》,《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20] 张亚泽:《当代中国政府民意回应性的治理绩效及其生成逻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1] 闾小波:《从守成到能动:中国共产党与民本主义的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2] 杨光斌、杨森:《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国家治理之道》,《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欧阳康:《探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比较优势——中国四十年发展道路的回顾与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6期;吴忠民:《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变——从外在拉动型现代化到自觉内生型现代化》,《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

[23] 谢光远:《西方学者眼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9期;魏昂德:《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意义》,梅沙白译,《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9期;刘世军:《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制度文明及其独特优势》,《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24] 丁俊萍:《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和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3期;刘红凛:《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五大新意与理论分析》,《理论探讨》2018年第3期;王树春、宋庆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研究》,《理论探讨》2018年第4期;刘卓红、王彪:《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推进党的建设的合理性逻辑》,《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

[25] 张灿、王进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逻辑理路、根本保障和价值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姚桓:《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理论逻辑与实践难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姚桓、黄峰:《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锻造及其特点、意义》,《理论探讨》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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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许耀桐:《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问题的探讨》,《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张灿:《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统领地位》,《求实》2018年第1期;李仕波:《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为根本性建设的几个维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黄伟力:《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8期;张师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重要价值的三个维度分析》,《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28] 王国敏、陈梅芳:《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应把握好五组主要矛盾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李梦云:《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现实内涵“五论”》,《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29] 何虎生、赵文心:《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及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4期。

[30] 王遐见:《论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综合考评机制》,《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6期;赵宬斐、宋坚刚:《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的回路及生态链构建》,《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孙艳春、陈雪莹:《关于构建地方党组织政治生态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理论探讨》2018年第6期。

[31] 韩云霄、王树荫:《论习近平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3期;王同昌:《十九大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部署与创新》,《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3期。

[32] 周义程、段哲哲、周忠丽:《新时代制度治党:实践价值、制度基础与关键环节》,《求实》2018年第3期。

[33] 吕品:《党内法规体制构建的若干问题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季东晓:《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党规国法协调发展路径研究》,《理论探讨》2018年第6期;赵宬斐:《党内法规“一元多维”备案审查模式及效能发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4] 周悦丽:《以地方为视角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35] 石佑启、李杰:《论提高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学术研究》2018年第5期。

[36] 崔开云、徐勇:《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问题分析——基于观念、机构和行动的综合性视角》,《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严宏:《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党建策略选择:支配、适应、互惠抑或协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刘玉东:《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功能建设》,《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37] 郑寰、祝君:《也论党的领导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2期;强舸:《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内嵌公司治理结构?——基于“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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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刘刚:《非公企业党建难点问题及其破解对策——基于河南省的调查与思考》,《中州学刊》2018年第10期。

[40] 陈平其:《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研究》,《中州学刊》2018年第6期;聂伟、陈家喜、谷志军:《城市社区党委书记队伍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S市637个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州学刊》2018年第3期。

[41] 郭建文:《全面从严治党政策执行阻滞研究——对基层“关键少数”的执行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42] 方世南、尤西虎:《提高新时代党的建设质量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张书林:《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困境与路向》,《理论探讨》2018年第1期。

[43] 施雪华、赵忠辰:《党的十九大后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与思路》,《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4期;齐卫平:《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高度统一——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本质特征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6期。

[44] 胡鞍钢、程文银、杨竺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5期;宋世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5期。

[45] 周叶中、胡爱斌:《中国特色的“权力分工协调”论》,《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46] 沈荣华:《国家治理变革视角下深化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重点和思路》,《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4期。

[47] 臻荣、朗明远:《从“领导小组”到“委员会”:制度逻辑与政治价值》,《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冯贵霞:《党的十九大后一轮大部制改革的内容与特点》,《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4期。

[48] 江国华、何盼盼:《中国特色监察法治体系论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9] 田湘波:《制度同构理论视角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价值追求》,《湖湘论坛》2018年第2期;朱程斌、李龙:《新时代的国家监察委:通过党内法规的政治机关法治化路径初探》,《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50] 吕永祥、王立峰:《“纪委”与“监察委”合署办公的现实问题与解决路径——以政治系统论为分析视角》,《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51] 刘小妹:《人大制度下的国家监督体制与监察体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3期。

[52] 苏志强:《反渎职侵权:作为监察权监督的一种方式》,《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姚建龙:《监察委员会的设置与检察制度改革》,《求索》2018年第4期。

[53] 高一飞:《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路》,《中州学刊》2018年第2期。

[54] 虞崇胜:《“三者有机统一”的有益尝试——基于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性分析》,《理论探讨》2018年第4期。

[55] 唐任伍、马宁、刘洋:《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元问题、元动力与元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1期。

[56] 胡雯、陆杰华:《新一轮机构改革对改善民生顶层设计的要义解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57] 胡雯、陆杰华:《机构改革应对老龄化新国情的战略安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58] 宋林霖、许飞:《论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纵深路径——基于纵向政府职责系统嵌套理论分析框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薛澜、李希盛:《深化监管机构改革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以杭州市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王健、王鹏:《新一轮市场监管机构改革的特点、影响、挑战和建议》,《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7期。

[59] 马宝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推进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60] 蔡立辉、童慧明:《论机构改革与我国应急管理事业的发展》,《行政论坛》2018年第3期;李雪峰:《以机构改革为契机构建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7期。

[61] 李玉倩、陈万明:《当前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的设置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

[62] 宋方青、王翔:《论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功能与优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63] 章志远:《行政立法相对回避模式之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冯亮、何俊志:《人大立法中政治与技术逻辑的互动——以G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为例》,《学术研究》2018年第8期。

[64] 黎堂斌:《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2期。

[65] 王锴、刘犇昊:《现状与问题:地方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以31个省级地方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66] 谭清值:《全国人大概括职权样态的实证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67] 邹平学、刘海林:《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规范内涵及制度完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68] 石佑启、杨治坤:《中国政府治理的法治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69] 姜明安:《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政府建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70] 姜明安:《推进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新要求》,《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1期;马怀德:《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意义与要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郭苏建、向淼:《从行政吸纳到简政放权——法治政府建设的双重逻辑及其转变》,《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71] 后向东:《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5期;胡威、蓝志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十年回顾、思考与展望》,《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宋世明:《中国公务员管理的四大机制演进——以〈公务员法(修订草案)〉为分析蓝本》,《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12期。

[72] 江国华、刘文君:《政府法律顾问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角色与取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73] 康兰平:《表征与建构:量化法治评估的方法论之争及其实践走向》,《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赵盛阳:《构建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阐释》,《学术交流》2018年第2期;王勇:《论法治评估的功能局限于实践定位——基于“法治”与“评估”的双重困境》,《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

[74] 侯猛:《中央司法权力的非集中化——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切入》,《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75] 廖永安、蒋凤鸣:《人民陪审员改革目标的反思与矫正——以A市两试点法院为例》,《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76] 石春雷:《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77] 龙宗智、孙海龙、张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78] 程坤鹏、徐家良:《新时期社会组织党建引领的结构性分析——以S市为例》,《新视野》2018年第2期;丁相顺:《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79] 张光辉:《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的内在逻辑——一种基于群众路线视阈下的分析与探讨》,《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

[80] 马奔、叶紫蒙:《我国新时代协商民主研究的主要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81] 张继亮:《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基于协商系统理论的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82] 李修科、燕继荣:《中国协商民主的层次性——基于逻辑、场域和议题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83] 张宇、刘伟忠:《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边界:以有限行动谋求有效协商》,《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严谨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7期;李蕊:《人大协商:内涵、理论与要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包心鉴:《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地位与功能——兼论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江汉论坛》2018年第11期;汪家焰、赵晖:《论协商式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理论谱系、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马华:《村治实验: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与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何包钢、王锋:《信访机制的民主化——协商民主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Tong Dezhi,He Baogang,“How Democratic are Chinese Grassroots Deliber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393 Deliberation Experiments in Chin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9,No.4,2018:630-642.

[84] 张平、贾晨阳、赵晶:《城市社区协商议事的推进难题分析——基于35名社区书记的深度访谈调查》,《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85] 林雪霏、傅佳莎:《作为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地方官员协商式决策的功能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治理研究》2018年第1期;Zhang Kaiping,Meng Tianguang,“Political Elites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Beliefs and Behaviors of Chinese Official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9,No.4,2018:643-662.

[86] 韩冬临:《如何看待协商民主中的代表选取?——基于地方领导干部视角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谈火生:《混合式代表机制:中国基层协商的制度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段德敏:《冲突还是:协商民主与政治代表机制间关系分析》,《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

[87] 王国勤、陶正玄:《温岭民主恳谈的制度演进与理论发展》,《治理研究》2018年第6期。

[88] 王国勤:《乡村协商民主的系统化再造——以象山“村民说事”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89] 李德虎:《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现路径——基于成都社会协商对话会的考察》,《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朱凤霞、陈昌文:《中层设计: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探索——对成都彭州市社会协商对话的考察》,《行政论坛》2018年第5期。

[90] 岳经纶、刘璐:《公众参与实践差异性研究——以珠三角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公众评议活动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91] 袁方成、侯亚丽:《赋权的协商民主:绩效及其差异——来自社区的经验分析》,《江汉论坛》2018年第11期;He Baogang,“Deliberative Citizenship and Deliberative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One Deliberative Experimental in China,” Citizenship Studies,Vol.22,No.3,2018:294-311;Qin Xuan,He Baogang,“Deliberation,Demobilization,and Limited Empowerment:A Survey Study on Participatory Pricing in Chin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9,No.4,2018:694-708;Pu Niu,Hendrik Wagenaar,“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ule:Policy Making and Deliberation in Urban Village Regeneration in Chin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9,No.4,2018:694-708.

[92] 娄成武、何阳:《矛盾·成因·调适: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月刊》2018年第10期。

[93] 许开轶、朱晨晨:《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认同论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94] 董树彬、刘秀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发展优势到话语优势的转变》,《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95] 孙德海:《中西方协商民主同构异质的学理分析》,《中州学刊》2018年第2期。

[96] 钟灵娜、耿曙:《党政分工、轮序晋升与一元化精英发展模式》,《学海》2018年第6期。

[97] 孙柏英:《中国语境下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行政论坛》2018年第3期。

[98] 吕芳、胡轶俊:《在“科层制”和“契约制”之间:地方编外人员的定位》,《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99] 李媛媛、王泽:《“一社一居”抑或“一社多居”:撤销街道办改革的模式选择——基于安徽铜陵和贵州贵阳街居制改革试点的比较》,《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100] 李岩、张小劲:《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机制与类型比较——基于北京市四类典型社区的案例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01] 何绍辉:《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乡村病”及其应对——来自多点田野调查的思考》,《湖湘论坛》2018年第5期;夏志强、谭毅:《“治理下乡”:关于我国乡镇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02] 吴理财:《中国农村社会治理40年:从“乡村政治”到“村社协同”——湖北的表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雷国珍:《论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治理结构的构建与改革》,《湖湘论坛》2018年第4期;杨郁、刘彤:《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103] 刘志鹏:《“后撤并时代”被调整乡镇的治理现代化:困境与策略选择——以广东为重点的考察》,《学术研究》2018年第2期。

[104] 贺雪峰:《论乡镇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基层中坚干部》,《湖湘论坛》2018年第5期。

[105] 王向阳:《改革开放后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治理——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娄季春:《农村“两委”干部基本薪酬设计——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胡业方:《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安永军:《关系吸纳制度:寡头治村与基层民主的变异》,《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06] 殷民娥:《培育乡贤“内生型经纪”机制——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探讨乡村治理新模式》,《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姜方炳:《“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107] 郑庆杰、刘欢:《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流动精英与公共参与——基于H省R县河村的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108] 李声宇、祁凡骅:《督查何以发生:一个组织学的分析框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文宏:《权威表彰、标杆激励与地方官员晋升——基于2015年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评选的实证数据》,《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李楠楠:《从权责背离到权责一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路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09] 靳继东:《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学海》2018年第3期;罗婕、桑玉成:《权力向上,治理向下:关于整体性治理的一种视角》,《学海》2018年第3期;黄晓春、嵆欣:《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深层挑战——一个组织学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110] 王芃、丁先存:《县级政府“权力清单”的实践与反思》,《江淮论坛》2018年第1期;吴湘玲、叶良海:《城市社区清单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优化》,《湖湘论坛》2018年第4期。

[111] 崔野:《权力清单制度的规范化运行研究:含义、困境与对策》,《中州学刊》2018年第5期;赵勇:《规范化与精细化:大城市政府权力清单升级和优化的重要方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12] 叶敏:《迈向网格化管理:流动社会背景下的科层制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13] 叶岚:《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及其优化路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14] 吴清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关系建构与演化逻辑——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服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115] 李智超、黄吉霖、黄小霞:《国家治理中的工作组模式——基于〈人民日报〉(1978—2016)相关报道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4期。

[116] 郁建兴、任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陈辉:《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张翔:《“行政共同体”:对城市政府结构化过程的一种解释》,《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

[117] 张必春、许宝君:《整体性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和路径——兼析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基层治理》,《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18] 宋道雷:《专业主导式合作治理:国家社会关系新探》,《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陈天祥、应优优:《甄别性吸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样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19] 向静林:《结构分化:当代中国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120] 田毅鹏、张帆:《社会矛盾调处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嵌性”运作——以J市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为例》,《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21] 刘成良:《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H镇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22] 谭海波、孟庆国:《政府3.0: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学术研究》2018年第12期;胡键:《大数据技术与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行政论坛》2018年第4期;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23] 李琦:《大数据视域下的应急管理思维转变》,《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2期;周芳检、何振:《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24] 郭喜、李政蓉:《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政府转型——从网络政府到数据政府、智慧政府》,《行政论坛》2018年第4期;黎智洪:《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25] 黄璜:《数字政府的概念结构:信息能力、数据流动与知识应用——兼论DIKW模型与IDK原则》,《学海》2018年第4期。

[126] 张凤荣:《大数据社会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与政策堕距分析》,《学海》2018年第2期。

[127] 宋魏巍:《中国政府数据开放协同机制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128] 樊博:《推进开放政府数据:提升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学海》2018年第2期。

[129] 徐晓林、明承瑜、陈涛:《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府服务数据共享研究》,《行政论坛》2018年第1期;明承瀚、徐晓琳、陈涛:《政府服务数据共享研究——以武汉市为例》,《电子政务》2018年第1期。

[130] 谢治菊:《大数据优化政府决策的机理、风险与规避》,《行政论坛》2018年第1期。

[131] 李文峰:《浙江“最多跑一次”的创新实效——基于“第三方评估”的报告》,《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

[132] 陈国权、皇甫鑫:《在线协作、数据共享与整体性政府——基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33] 郁建兴、高翔:《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34] 王薪喜:《世俗与自我解放价值观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路径分析的中介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135] 吴心喆、余泓波:《从政治依赖视角解释中国的政治信任——一项基于大学生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136] 高远飞:《政府信息公开过量对政治信任影响的可能解释及治理》,《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37] 刘伟、颜梦瑶:《国企改革下岗工人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学海》2018年第3期;方曦、王奎明:《大学生政治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学校层面的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38] 薛可、余来辉、余明阳:《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邓雪琳、孙宗锋:《经济绩效、政府规模与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全国77个地级市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徐士珺:《政府治理绩效与官员清廉感知——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139] 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李强彬、李佳桧:《村庄异质性、村庄协商获得感与村委会工作满意度——基于10个乡镇1987个样本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140] 范静波:《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感知结构与水平差异——基于探索与验证性因子的实证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141] 王鑫、肖唐镖:《民众“国际观”的理论类型与实证分析——2011年与2015年两波全国性抽样调查的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42] 刘奕:《弱者的武器:基层群众的仪式表演与抗争》,《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朱力、杜伟泉:《从底层群体利益抗争到中产阶级权益抗争——社会矛盾主体迁移及治理思路》,《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杨志军、梁陞:《风险感知盘查视角下城市邻避抗争的运动机理与治理之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43] 孟天广、宁晶:《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实证研究》,《探索》2018年第3期。

[144] 孟天广、赵娟:《网络驱动的回应性政府:网络问政的制度扩散及运行模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45] 刘红波、王郅强:《城市治理转型中的市民参与和政府回应——基于广州市150个政府热线沟通案例的文本分析》,《新视野》2018年第2期。

[146] 雷望红:《被围困的社会:国家基层治理中主体互动与服务异化——来自江苏省N市L区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乡村实践经验》,《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2期。

[147] 郑跃平、梁春鼎、黄思颖:《我国地方政府政务热线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基于28个大中城市政务热线的调查研究》,《电子政务》2018年第12期。

[148] 李秀峰、张丽:《公众参与价值的多案例检验——基于民主立方理论的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149] 孙彩红:《公民参与城市政府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基于五个城市政府网站数据的分析》,《行政论坛》2018年第1期。

[150] 黄建伟、陈玲玲:《公民问责与政府服务的同步创新——我国地方电视问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新视野》2018年第2期。

[151] 马亮:《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是否奏效:基于中国部分城市的多层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152] 杨君、郑雪、王韵琪:《公共议程、媒体议程与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沟通过程——基于中国9个主要城市的观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153] 武中哲:《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差异化后果——基于对LZ市村民选举的调查》,《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154] 徐林、徐畅:《公民性缺失抑或制度供给不足?——对我国社区参与困境的微观解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陈柏峰:《村务民主治理的类型与机制》,《学术月刊》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