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创新：新型政党制度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发表的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首次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新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

新型政党制度新在何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3]

新型政党制度，是对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功能和价值的科学概括，标志着对我国政党制度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我国政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和推进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建立团结合作关系，随着1948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9年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从而形成和确立了我国的政党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政党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主要探讨解决的是要不要继续合作和如何合作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人民救国会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北京宣告结束，有的党派也酝酿解散。中国共产党闻讯后立即做工作，由于中国人民救国会已经宣布解散，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并，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格局。针对当时民主党派成员较少、组织不够健全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民主党派巩固和发展组织，协商确定了“以重点分工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士为主”的基本方针。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将不复存在，民主党派成员将转变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与各民主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根据多党合作的历史和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没有仿效苏联搞一党制，而是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并在党的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民主党派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政党”^[4]，努力使民主党派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多党长期合作的基本政治格局。反右派斗争后，多党合作出现了曲折。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着眼多党合作制度的坚持与完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探索。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性质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把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完善、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5]针对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政党制度，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西方国家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6]强调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7]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参政的基本点和民主监督的总原则。2005年，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完善了民主党派的性质表述，确立了多党合作的基本政治准则，明确了政治协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性质内容和相关政策。对我国政党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作用也进行了探索。在2000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和衡量标准。在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了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命题。2007年《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提出我国政党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即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根据新征程新目标新任务，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自信和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述，明确提出我国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我国政党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全面提高民主党派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组织领导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民主党派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政治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建设要有新面貌”，特别是经过纵向总结和横向比较，明确提出我国政党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断，并就其历史形成、文化底蕴、伟大创造、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进行了深入论述。这既是我国多党合作理论的重要创新发展，也是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定位，为新时代坚持、发展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更好地体现特色和发挥优势、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作出新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型政党制度的深刻内涵、鲜明特色是新，它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也不是超越实践的片面追求，而是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伟大创造。它根植于中国国情这一肥沃土壤，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类型。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都存在政党并实行政党政治，由于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政党制度，最基本和普遍采用的是按照能够上台执政的政党数量划分的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我国的政党制度，既不是缺乏民主的一党制、相互竞争的多党制，也不是所谓的一党制的亚类型、合作型的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和独特的政治优势，也是区别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显著特征。多党合作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精髓所在和鲜明特色，并形成了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的基本格局。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奋斗目标和方向的一致、政治团结和有序参与的扩大，形成了一党领导而不专制、多党合作而不竞争、互相监督而不反对的独特优势，保证了多党合作的正确方向和旺盛活力。

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执政和参政方式。政党制度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其实质是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和掌控。我国政党制度在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不是执政党一党独占、别无分店，不是多党竞争、轮流坐庄，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势不两立、互相制约，而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建立在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础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是协商，而不是被排除在国家政权机关和政治过程之外；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以谋取执政权为目的，更不是通过制约、反对而把执政党搞下去，而是协助和支持执政党更好地执政兴国、执政为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特别是我国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或反对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既是区别于世界各国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创造了政党制度中共产党执政与民主党派参政相结合的崭新方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确定非执政的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如何处理执政的共产党与其他民主政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案。

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关系。世界各国的政党关系大体有三种基本模式：一是互相竞争模式，二是一党专制模式，三是既联合又竞争模式。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完全不同于上述三种模式，而是一种合作与和谐关系。这种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遵循共同的政治准则，具有国家宪法和政策保障，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互相监督，为实现共同目标团结奋斗，始终做到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实践上同行；这种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合作共事中生死相依、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境界和状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手，而是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参政创造条件，各民主党派参政，积极协助执政党更好地兴国为民；执政党和参政党的互相监督不是彼此倾轧，而是作为挚友和诤友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正是这种合作和谐的政党关系，形成了执政党一心一意谋发展、参政党同心协力助发展的政治局面。

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政党制度既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西方国家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上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与封建专制相比，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其实质仍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我国政党制度在民主实现形式上，既不是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探讨提出的协商民主，而是中国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要通过选举和投票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领导人选的确定、立法和决议真正体现人民意志；我国政党制度主要通过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行使民主权利，使领导人选、法律和政策制定更加充分地体现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愿望和智慧。我国政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衔接，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两会制”，实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特别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相辅相成，扩大了参与政权的广泛性，实现了政治参与的全程性，展示了人民民主的建设性，增强了实践民主的有效性，促进和实现了人民的选举权与政治生活持续参与权的有机统一，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本质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更加切实地体现出来。

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治理方式。政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来源。在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国家里，政党领袖担任政府首脑，成为国家治理的直接主体和重要推动力量，政党在议会内外发挥制约作用，对国家治理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但由于两党制和多党制中的多党竞争，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互相掣肘，在国家治理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难以避免和克服的弊端，如政策缺乏连续性，执政成本高昂，行政效率低下等，甚至成为难以根除的痼疾。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保障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体制机制，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国家治理的深入推进不断向多党合作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国家治理的重点、难点就是多党合作的着力点；多党合作制度则以独特优势和功能作用为国家治理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治理目标和任务的实现。特别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基本构成、性质特点、运行机制上形成的功能作用，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力量凝聚机制、政策优化机制、政治参与机制、增进共识机制和政治稳定机制，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也是执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来源。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中国独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模式，而且是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的一种崭新模式，是中国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其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历史的必然和实践的产物，蕴含新的动能、优势和要求，需要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充分展现和发挥。明确我国政党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定性”，而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进一步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信”，为之“赋责”和“增效”。

“坚信”，就是坚定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我国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但在实践中总有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国家的多党竞争制度。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有些人更是觉得别人的菜有味、自家的肉不香，把西方国家的多党竞争制度作为现代民主的标志，对我国政党制度缺乏自信，以致在我国政党制度遭到诽谤和攻击时不敢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进行辩驳，而是缺乏底气、环顾左右而言他。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新型政党制度时，突出强调新型政党制度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又符合当代中国实际；既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又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特别是深刻指出了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集中展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功能优势和时代价值。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也作出肯定性评价，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指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感慨道：“西方国家的长期论点是，多党制是民主的一大优势，能够防止政党僵化和停滞。然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而西方的政党却越来越疏远其代表的人民。”《华盛顿邮报》评论员威尔则感叹多党竞争中政府执行效率的低下：“美国在大萧条时代花了410天建起帝国大厦，在战时花16个月建造了五角大楼，如今在圣迭戈造一座海水淡化厂都需要花9年时间才能通过审批。”^[8]这些充分说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独创性和优越性，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任何必要照搬西方的东西。正如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所说：“在和西方政党制度的持久较量中，西方政党制度正日益暴露出其弊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越来越显示出优势。在新时代，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进一步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讲好我国政党制度的故事，展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风采。”^[9]

“赋责”，就是共同承担起坚持、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责任。既然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创造，在坚持、发展、完善中也需要作出共同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并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10]。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也表示，民主党派作为新型政党制度中重要组成部分，深感自己有责任为这个制度的发展贡献力量，特别是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发挥制度优势、形成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说：“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有现在的国体和政体，然后才有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在国家的建设发展当中保持一个持续的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这个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11]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表示：“过去70多年来，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风雨洗礼。我们愈来愈深刻体会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才能繁荣富强。”^[12]

“增效”，就是要为增强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13]。这为新时代坚持、发展、完善我国政党制度，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大意义，为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也指明了我们努力奋斗的方向。”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表示，民革“坚持‘举全党之力抓参政议政’，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抓选题，强特色，重联合，切实提高议政建言水平；扎实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稳步推进定点扶贫工作，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发挥既有项目和平台作用的基础上，创新方式方法，团结更多台湾岛内民众，加强与海外侨界的联系，为祖国完全统一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表示：“农工党将继往开来，带领联系界别的广大知识分子，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进，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参政党建设面临新要求，我们新一届民进中央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新’要求，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台盟中央主席苏辉表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工作大局与两岸关系发展大局，为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不懈努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