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纳瓦罗认定中美矛盾源于中国争霸的战略动机

纳瓦罗尽管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多年来一直却在依靠大肆鼓吹中国的“地缘政治威胁”来刷存在感。和常见的“中国威胁论”一样，纳瓦罗并非以规范科学的分析见长，而是以恶意揣测中国的战略动机，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著称于世。

2006年，纳瓦罗出书告诫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经济往来的高度风险，次年他在《解构中国价格》中称中国产品价格由“补贴、低估汇率、假冒、盗版”等几部分构成。在《致命中国》一书中，纳瓦罗先入为主地把中国的贸易政策定性为“重商主义加保护主义”，并且罗列了所谓的“八种武器”，以示中国在不择手段地消灭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其中，这八个方面的手段分别是：（1）精心设计的非法出口贸易补贴网络；（2）巧妙操纵货币使其严重低估；（3）公然仿冒、盗版和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4）短视地为了换取几块钱生产成本的优势而大规模破坏环境；（5）超低标准的劳工健康标准、远低于国际规范的安全标准，导致大量工人罹患棉肺病、肢体伤残和各种癌症；（6）将非法关税、配额以及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和对世界冶金和重工业取得更大控制权作为战略性的策略。（7）掠夺性定价及倾销，把国外对手挤出关键的资源市场，接着以垄断性定价欺诈消费者；（8）以“贸易保护主义长城”阻碍所有的外国竞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长久立足。

纳瓦罗一直在无端揣测中国存在与美国争夺霸权的恶意动机。纳瓦罗认为，中国用这些手段同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瓦解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造成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他认为，中国已经违反了国际贸易的所有准则，其目的就是要主宰全球制造业，占领全球市场，在经济上逼迫西方世界臣服。

纳瓦罗在分析中美经济关系问题时，不仅是把贸易问题与美国的制造业就业问题相联系，还把制造业与军事能力相联系，甚至还把中国的军事能力直接等同于对美国的挑战与威胁。比如在《致命中国》一书中，纳瓦罗把美国人购买中国货物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称与中国的贸易导致了美国超过50000家企业倒闭，这对美国制造武器系统的能力造成重大打击。他还称，中国从美国贸易逆差中获得巨大利益将使中国军方受益，用于“制造对付美国本土的武器”。

纳瓦罗毫不掩饰自己的冷战思维，相反还反复强调必须以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纳瓦罗对华强硬立场不仅在经济上，还表现在军事和政治议题上，对中国充满敌意，更加彰显了典型的冷战思维色彩。比如在《致命中国》的第八章，纳瓦罗在讨论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形势时，明确提出了必须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的崛起：“我们应该清楚了解，美国人需要的不只是奥巴马总统为了启动经济成长而要求的‘斯普特尼克时刻’（a Sputnik moment）。我们连同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也需要有‘丘吉尔时刻’（Winston Churchill moment），这提醒我们有意取得区域霸权、决心统治全球的武力强大的极权国家有多么危险。”^[2]

众所周知，1958年原苏联领先发射了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进入太空，在美国上下激发了与苏联进行经济和科技竞争的热情。“斯普特尼克时刻”在美国代表的是一种全国上下奋发向上与外国对手进行竞赛的精神。尽管这个说法产生于冷战的背景下，但是却没有包含太明显的只针对冷战对手的意味，因此在美国的媒体中经常出现。恰恰相反的是，纳瓦罗所生造的“丘吉尔时刻”这个说法，指向的是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提醒西方，特别是美国关注苏联的威胁，它所表达的却是一个明确地向某个对手发起冷战的想法。

在2015年与章家敦（Gordon Chang）合著的《卧虎：中国的军事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书中，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称中国的目标是打破西方自由秩序的统治，妄言中国可能成为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的翻版。^[3]2016年11月，纳瓦罗和特朗普的另一个顾问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过于软弱，助长了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开展“攻击性行动”，并且违背了向台湾提供综合性军售协议的承诺。

相比之下，纳瓦罗也正是因为他浓厚的冷战思维才得以在特朗普的顾问团队中备受青睐。丹·狄米科（Dan DiMicco）曾经担任特朗普过渡团队贸易高级顾问，他也对中美经济关系有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意在使中国主导未来所有的产业，虽然竞争本身是合理行为，但中国的相关政策使得美国及其他各国的公司，不能用中企在美国竞争的同等方式，在中国市场竞争。^[4]狄米科曾经长期担任美国纽柯钢铁公司（Nucor）的首席执行官，是美国国内制造业利益集团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提出这种抱怨并不奇怪。瓦克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一书中也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崛起确实给美国带来了此消彼长的影响”。^[5]但是，与纳瓦罗相比，这些人更多只是单纯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尽管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关系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但是对于中国本身却并没有太多敌意。可是，纳瓦罗却是一个变本加厉的仇华分子，在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分上再加了一份浓重的冷战口味。特朗普最终任用了纳瓦罗来取代狄米科作为贸易政策顾问，其中的危险性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