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石刻的发生与发展
第一节 先秦至西汉间之石刻发生
我国石刻的发生与发展有一个悠久而曲折的过程。
石刻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朱剑心说“尝考金石之制，始于三代”，[1]其中自然应当包含石在内。从与天地共生的载体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应当是客观的。如赵超所说：“石头还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的载体。”[2]
石是最古老的一种信息载体，石上镌字与图与像，就是一种图书形式，这种形式应该是横跨整个民族文明的发生发展历史，是一种最古老的图书形式，后人称之为石刻。民国人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说石刻在秦汉已经风行：“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屡申刻石之禁，至南朝而不改，隋唐承北朝之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记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刻石文字几遍全国矣。”[3]既然说风行于秦汉，其起源就一定先于秦汉，但其究竟先，也就是先于何时，或者说起源于何时，徐自强、吴梦麟著的《古代石刻通论》以为：“中国古代先民用刀在石头上刻字、写文章的历史，差不多与汉字产生、发展同步而行。当汉字刚刚出现时，也就开始在石头上刻写了。”并提到了侯马盟书，提到了江西省考古发现的吴城文化发现的石刻字符等。[4]《古代石刻通论》此说将我国的石刻发展推到很久很久以前，只是，缺乏详细的论证，且至今尚无学者有过追根溯源的探讨。笔者以下试从文字描述与可见的文物实体方面探讨石刻起源的久长渊源。
文字记载中，史前时期已有石刻存在，确实可见石刻发生的时日久远至已不可测，只是论石刻起源者少有人议及。石刻的产生，在我国最早者出于传说之前。庄周称“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余处，历千万禩，而石
玉牒后人莫得见其形兆，果明神为之守护邪”？后人泰山石刻多引此说。[5]《管子·封禅第五十》则称无怀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泰山封禅，（房玄龄注《管子》卷十六）王应麟撰《玉海》卷六十以为是“刻石纪功，此碑之始”。今人也认为“可见古代封禅，皆有文字刻石”。[6]该记载在伏羲之前。既是泰山刻石，其形态有可能是摩崖。更多的记载说尧时已有石刻。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有“臣闻尧以仲春之月，刻玉而游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图而寻洛”。吴兆宜注“《帝王世纪》后年二月，尧率群臣刻璧为书，东沉洛水”。[7]璧是石的一类，在今人看来可算是宝石，然亦是石头。大禹时有石刻传说最众，《吕氏春秋》已有记载禹有五臣相助，“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石，丰碑也”。[8]《水经注》载大禹时也有多处刻石，如“庐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缅然，与霄汉连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叹斯岳远，遂记为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丈尺里数，今犹得刻石之号焉。湖中有落星石，周回百余步，高五丈，上生竹木，传曰：有星坠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回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为瑰异。上生林木，而飞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采，所未详也。耆旧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纪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岁月已久莫能合辨之也。”[9]《水经注》又说会稽“石匮山石形似匮，上有《金简玉字之书》，言夏禹发之，得百川之理也”。[10]是指在禹以前或者说至少在禹时，已有石刻的存在。关于尧禹时有刻石还有多种记载，任昉《述异记》曰“崆峒山中有尧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铭曰：尧碑禹碣历古不昧”。[11]关于禹的刻石，传说最广最为人相信的要数衡山岣嵝峰的大禹碑，《舆地纪胜》曰碑在岣嵝峰，据说为大禹治水时所刻。大禹碑字形难解，被人称为蝌蚪文或者称鸟篆，而今已然在山（人云系宋人据旧本摹刻），明清以来如杨慎等人多有辨识解字[12]，然而人们也并不相信真的就是为大禹刻石，正如《校碑随笔》将其列入“伪刻”之目。从字形发展的规律看，我们也可怀疑岣嵝碑不会就是大禹时的石刻，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人们都相信，大禹时大概已经有了石刻的存在。我们以为，石刻发展不管尧或禹时存在与否，然其在我国的发展应该都是源远流长的。
汤阴杨慎释岣嵝碑
以上所论史前石刻，多属于简单的记载，没有客观的石刻文字留存，其形状是人制的还是摩崖，其用是埋置还是竖立地表，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内容可以通过记载看得清楚，就是都比较单纯。凡刻石之事文，皆是关乎天地间之大事，诸如历代王封泰山、将相表功绩等，没有民间的石刻记录，所以，史前石刻的发展笔者相信其有，但是难以具体刻画。
从实物流传探讨石刻的起源，也可见到其发展的源远流长。徐自强、吴梦麟著的《古代石刻通论》以为：“中国古代先民用刀在石头上刻字、写文章的历史，差不多与汉字产生、发展同步而行。当汉字刚刚出现时，也就开始在石头上刻写了。”[13]也就是说，石刻与文字起源是同步的。
根据实物（文物）探讨石刻的起源，可见石刻在我国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正如考古从石器时代说起一样，我们以为石刻也完全可以从石器时代说起。而今，贵州的红岩摩崖、江西古源村万灵山摩崖、福建沙建镇仙字潭摩崖、广西的宁明岩画等，人或称系史前作品。当然这些有的不是石刻，或仅是在石上作画，或者是写字，即便是作画或写字，也可以说是石刻发展的前期形式，诸如刻石先须书丹。就刻在石上的文字而言，可见实物者，今河南省安阳市中国文字博物馆展有新石器时期玉石片已有文字符号，其展品说明文字云：“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在玉石器上雕刻图案和符号，有些玉石器上的图案近似于文字。”那是公元前9000—公元前8000年，距今已经万年之久了。
到夏商时期，石刻文字已成为流行，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应用。中国文字博物馆云：“以现有材料而言，至少在商代晚期，便开始在玉石器上刻画和书写文字。”这种说法史书有明确记载。《史记·秦本纪第五》记载商朝石刻，说：“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14]太史公所记商朝得石棺有铭文事应当不虚，清代学者嘉兴李遇孙辑《金石学录》，也将此记载辑入。1935年在殷墟安阳侯家庄1003号墓出土石刻石簋断耳，勒字两行，曰：“辛丑、小臣
、人
‘音chī，吃’、
‘音yí，宜’、才
、
（以）
”被鉴定为殷商末期文物可证，商时确已有石刻存在。[15]即此，也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前，距今也3000年了。
商朝有石刻又见于比干墓字，《水经注》录云：“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铭，题隶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记唯此，今已中折，不知谁所志也。”[16]《隶释》卷二十录为“朝歌县牧野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铭，题隶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记唯此，今已中折，不知谁所志也”[17]。传为孔子书，赵一清注《水经注》有辩说：“曹氏安太师《比干录》曰：‘按卫辉府旧志云，殷少师比干墓在汲县西北一十五里，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碑年深石断，字画不全，世传以为孔子所书。今此碑见存，窃观其体势，与周穆王时书吉日癸巳石刻相类，其为古笔无疑。谨用摹锓以暴于世云。’叶氏奕苞《续金石录》曰：‘比干墓碑在汲县，汉《隶释》文、汉《隶字源》辨其缪，然比干为三古杀身成仁之第一人，而尼父是其族孙，为之标识，宜也。’以疑传疑，存之亦无不可。洪氏曰：‘大观中会稽石国佐有此四字，比《水经》又阙其三，字画清劲，乃东汉威灵时人所书。’……一清按：汉《隶释》文洪文惠公撰集，即叶氏所引之文是也，亦见《隶续》。汉《隶字源》乃宋檇李娄机彦发所纂，其言曰《水经》云朝歌县南牧野比干冡前有石铭，隶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复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卫州比干墓上，世传孔子书。然隶始于秦，非孔子书必矣。字画劲古当是汉人书。”[18]
周朝石刻多记载周穆王作品。《穆天子传》卷二载周穆王“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郭璞注云：“谓勒石铭功德也，秦始皇、汉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类也。”[19]《穆天子传》卷三载周穆王创有刻石：“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郭璞注：“弇，弇兹山，日入所也。”“纪丌迹于弇山之石”，郭璞注：“铭题之。”[20]《文心雕龙》也说到周穆王弇山石刻说：“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21]另外，周穆王还有坛山石刻，欧阳修《集古录》卷一记载：“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南十三里。《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癸巳’志其日也。《图经》所载如此……庆历中，宋尚书祁在镇阳遣人于坛山模此字，而赵州守将武臣也，遽命工凿山取其字龛于州廨之壁，闻者为之嗟惜也。”这大概在公元前900年以前，与商朝接近。宋人翟耆年《籀史》中《周穆王东巡题名一卷》也载有唐协律郎孟翔，记贾人于海洲得周穆王东巡题石字，云“周受命一百四九（缺字），余因东巡税于兹石”。[22]这样，周穆王已有四处刻石。史前刻石且不说，即使刻石自殷商周期间计起，这应该是可证的，而今也已经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穆天子传》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期间，关于周朝的一些记载是有很大可信度的。
战国时有关石刻的记录则更是非常多，如《韩诗外传》有“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氏，不可得而数者万数”。这与《庄子》所记相同。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所观当是石刻，而且一定是石刻，若是其他材质的记录，应该是容易腐烂的。是见先秦为王者有封禅刻石之风，可见秦始皇封禅不是首创，而是有先例的。[23]又如《庄子·则阳》云：“夫（卫）灵公（前500年前后）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洗而视之，有铭焉：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之。”可见铭文是泐在石上的。[24]还有《水经注》载：“（魏）冉，秦宣太后弟也，代客卿寿烛为相，封于穰，益封于陶，号曰穰侯，富于王室。范雎说秦，秦王悟其擅权，免相，就封出关，轴车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谓之安平陵，墓南崩碑尚存。”（《水经注》卷七）[25]这诸多的战国石刻记载，印证了战国石刻活动的普遍性。
战国时，石刻应该已经十分流行了，应用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墨子既曾从石刻中受惠。墨翟的《兼爱》下第十六说：“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卷四）墨子又对刻石的发生原因作出解释，《明鬼》下第三十一云：“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蠧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墨子》卷八）[26]李斯琅琊台刻石说：“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史记》卷六）[27]《吕氏春秋》第十卷《孟冬季》第十《安死》也记载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应该是说战国时，墓前竖碑已经存在。
战国时期最为实证，最著名的今知今见的石刻，且在我国文化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是唐朝发现的十件《石鼓文》，又称《猎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28]《石鼓文》载在十件天然鼓形的石头上，共载诗十首，发现时字画完好，韩愈描述其拓本说“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29]每件石以其形状如今见之鼓，所以称石鼓，而石鼓上刻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为四言诗，与我们所熟读的《诗经》体式相近，韩愈《石鼓歌》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是说这十首诗歌都是今《诗经》中所不存的优秀篇什，应当是《诗经》同时或时代更前的作品。若真是战国时作品，则这是迄今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形式最可观的且又存世的石刻作品。从文学角度而言，可称是如今仅见的最早版本的诗歌集。石鼓文共包括《汧殹》《霝雨》《而师》《作原》《吾水》《车工》《田车》《銮车》《马荐》《吴人》等十诗。据可识文字判断，郭沫若以为“所叙述的内容主要是贵族阶级的田猎游乐生活”。[30]郭沫若以为石鼓载诗同于《诗经》，他说：“（石鼓文）全诗格调与《诗经》中《秦风》及西周末年之二《雅》甚为接近。如《大雅》《车攻》《吉日》诸诗自来以为宣王时诗，无异说，举以《石鼓文》相比较，不仅情调风格甚相类似，即遣辞造句亦有雷同。”[31]而今这些石鼓上的字已经脱泐大部，从保留整理过的较完整的诗，可见规模与《诗经》的关系，如第四鼓《射猎鹿苑》：“
车既工，马既同。车既好，马既
。君子员猎，员猎员。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角弓，弓兹以寺。敺其持，其来趩趩。
，即即时。麀鹿趚趚，其来夹次。敺其朴，其来
，射其
蜀。”[32]
郭沫若因此给石鼓文极高的文学评价，他说：“石鼓文……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却当作不同的评价。《石鼓文》是诗，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辞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尽管《诗经》可能经过删改润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资料。因此，我们对于《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便有了坚实的凭证。……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33]
石鼓文1，故宫石鼓馆
石鼓文2，故宫石鼓馆
发现于北宋的《诅楚文》，《集古录》有记载，苏轼、王柏等宋人有咏作，据说是秦楚战争时的作品。《诅楚文》全作因祀神不同分刻三石，包括《巫咸》《大沈厥湫》（《金石录》《周秦刻石释音》作《大沈久湫》）、《亚驼》。[34]原石已经亡佚，但有完整的文字与复制拓片仍然在流传，内容以叙述秦穆公与楚成王曾经盟誓要戮力同心，强调两邦若一，以婚姻为纽带，求万世子孙不相为敌往事开端，主要是揭露楚王熊相之累累罪行，背叛前盟，文终秦王祈祷云“应受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几灵德赐，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35]《金石录》称“文词字札奇古可喜”（《金石录》卷十三），是较大篇幅的散文作品，应该说是一篇檄文。据元人吾衍撰《周秦刻石释音》，《大沉久湫》文三百一十八字，《巫咸》文三百二十六字，《亚驼》文三百二十五字。[36]
中国文字博物馆展览图片
1935年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公乘得守丘刻石》，又名《河光刻石》，篆书，两行，十九字（一说二十字）。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队移至中七汲村第四发掘队保存，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据说也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石刻作品。据李学勤释文云：“监罟尤（囿）臣公乘得，守丘亓（其）臼（旧）□（将）曼敢谒后尗（俶）贤者。”意思是：“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敬告后来的贤者。”[37]这就是石刻的发生。
秦朝统一天下，延续了战国的刻石之风，刻石成为一件较为普遍的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帝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38]宋人《舆地碑记目》卷三《贺州碑记》又有“龙母庙”条，记载苍梧有古碑刻，已远至极边，云“秦古碑，在苍梧门外，神乃秦人，碑备述灵异”。这说的是民间刻石，无事不可刻石。从宣扬朝廷意志看，刻石甚至是一件国家大事，秦始皇东游时李斯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表达了对刻石的看法：“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39]意思是说，如秦朝这样的拥有天下的第一帝国，天下一统，更应刻石彰显其功。虽然如此，但秦朝由于立国不永，留下石刻也不多，代表性作品不必说就是秦始皇东巡南巡刻石，有“峄山刻石”（前219）、“泰山刻石”（前219）、“琅琊刻石”（前219）、“芝罘刻石”（前218）、“东观刻石”（前218）、“碣石刻石”（前215）和“会稽刻石”（前210）七处，这是人们熟知的，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多有引用。今有拓片与残石留存。秦朝的石刻活动为战国的石刻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李斯残刻，泰山岱庙
从现留存的石刻看，无论是从其规模，还是刻工技巧，抑或是石刻使用的范围看，至秦朝，可以说是完成了我国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无到有，从草创到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从石鼓文的形制看，其成就应该是全方面的，如选制石形、刻工技艺等。今学者赵超以为“当时石刻的技术与方法已经十分先进与普及了”[40]。但与后世石刻发展的成就比较，石刻的形制种类、文体形式、作家都比较少，总量也不多、地域范围也有限。从作者的角度看，知名作者也只有李斯一人而已，如《峄山刻石》，《水经注》记载说：“秦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岭，名曰昼门，《诗》所谓保有凫峄者也。”[41]因之，我们且称为发生阶段。
石刻发生以后，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发展的，且发展成就渐趋增高，但是其发展有时受到人为干扰，又并非一帆风顺。比如秦朝取得了至今令人首肯的成就，发展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小的高潮。但是坑灰未冷，秦朝旋遭覆灭，石刻事业也几乎随之终止。西汉一朝，自高祖至新莽，前后二百多年，虽然留有一些大型石雕，如茂陵的石虎、石马等各类石像生（又称翁仲），但文字石刻几乎没有发展，欧阳修跋《宋文帝神道碑》说：“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42]官制石刻未见一件，如封禅碑之类，人称有汉武帝登泰山留《泰山无字碑》，也只是传说。[43]因此，今人赵超甚至这样认为：“苛刻一点说，西汉没有石刻。”[44]
今天，人们一般论及西汉石刻者仅有《甘泉山刻石》（西汉昭帝元凤，前80—前75）、《五凤二年刻石》（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麃孝禹刻石》（又称《麃孝禹碑》，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等十数种而已。且此一阶段石刻的单篇作品字数不多，如《五凤二年刻石》：“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45]
五凤二年刻石，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本
又如《麃孝禹刻石》：“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卒），平邑侯里麃孝禹。”[46]从形式看，雕刻粗糙，品相简陋。当代学者华人德评价西汉石刻说：“西汉刻石类别很杂，形制不固定，字数较少，石质粗砺，不甚磨治。书风皆雄浑朴茂，凝重简率，书写不注重款式，无挂无碍，一任自然。刻工都很粗率，锥凿而成，能表现笔意者较少。由于西汉刻石风气并未形成，故尚未有技艺高超的一批石工产生。”[47]在所有西汉石刻中，文字最多、形制最大的应该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出土在云南昭通的《孟琁残碑》（河平四年，前25），全碑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标注：高130厘米、宽80厘米。隶书，12行，行21字，共252字。[48]但是，这件石刻已经被人考证为东汉作品。[49]
总而言之，西汉石刻无论从形制、数量、内容看，至今尚未发现能与秦朝，甚至战国时候取得的成就相比者，更不要说与其后的各朝代比较，因此我们将其与先秦石刻发展相提并论，这就是石刻的发生期。时贤赵超也有说：“西汉晚期，碑仍处于初具雏形的萌芽状态，并未大量出现，这与考古发现的现状是吻合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