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刻文本的整理不足
我国石刻自先秦发生（以留存石刻论），发展至清朝末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作品，但从研究者文本整理的结果看，数量既不全，质量也不高，毛远明曾批评碑刻文献整理的问题，指出材料散碎、原始，搜集整理不够。[7]确实如此，这由多种原因造成。
1.有意识的石刻整理工作起步太晚，前期时段发生的石刻，因失去了整理的机会而消失得不到整理。
关于石刻文本的整理，今知最早有梁元帝著《金楼子》卷五《著述》类所载兰陵萧贲撰“《碑集》十袟百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是为裒辑金石之祖”。[8]嗣后，《隋书》记载南朝的石刻整理成就渐多，有《碑集》二十九卷；《杂碑集》二十九卷；《杂碑集》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晋将作大匠陈勰撰；《碑文》十卷，车灌撰。又有《羊祜堕泪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长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杂碑》三卷，《雍州杂碑》四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义兴周处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诸寺碑文》四十六卷，释僧佑撰。[9]虽然这些成果出现较早，但是，如今这些石刻著述早已付之云烟，内容如何，是石，是拓片，抑或是文字整理成果，自然无从谈起。《文选》虽然录有碑文，如《蔡伯喈郭有道碑文》《陈太邱碑文》《王简栖头陀寺碑文》等，因未知其文究竟是来自石刻还是其他载体的文本，因纸本文其结构毕竟与本来产生的石本形式、内容有差，所以对于石刻的文本整理成就而言，也就难以断定是否。《隋书》记载的南朝石刻整理之后，直到赵宋时刘敞、欧阳修等，才开始有个别学者专注石刻。也就是说，石刻从开始发展至五代期间，相关整理是空白期，与没有起步完全等同。这样，石刻的文献整理就只能从宋代说起了，宋前的石刻也因此多数湮没无闻。然而，宋代以后在石刻的文献整理方面由于以下原因，一样地不如人意。
2.研究者石刻的文本价值意识严重欠缺，导致不注重石刻文本的采录。
石刻研究若自宋人说起，长期专注于金石学，人称是考古学的前身，学界的石刻研究成果多是在书法、文字方面，从研究成果看不难理解。虽然一些学者对石刻的文献价值认识比较深刻，但远比不上对书法与文字学价值的认识，这导致学者对石刻的文字笔画，或者文字构造的过度关注，关注石刻中某一个字的构造、一个字体的形态，而忽略其整片石刻的文本意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石刻自先秦产生，专门的石刻文本采录在今日看，至早也是到南北宋之交时候的洪适（1117—1184）作《隶释》，才开始起步，有少量比较完整的文本录入。[10]这种情况可以说一直持续着，因此，至今留下经过整理的石刻文集，只有寥寥几部，除《隶释》《隶续》之外，还有明代都穆的《金薤琳琅》，清朝的《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所录文本又受到厚古薄今思想的影响，常限在宋元以前，明清石刻的文本录入可说没有。
3.石刻研究历来存在严重的厚古薄今的倾向，这种倾向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凡石刻研究者仅关注其前朝作品的存在，而对当朝的石刻文本基本是视若无睹，这从宋人开始关注石刻时已是如此。比如，宋朝人注重五代以前石刻，五代以下的本朝阙如。欧阳修的《集古录》，曾巩的《金石录跋》，赵明诚的《金石录》，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陈思的《宝刻丛编》及无名氏的《宝刻类编》等石刻目录或著作，都只著录到五代。而《隶释》《隶续》则是仅录汉石刻文字。至明朝学者，稍往后延续，逐渐开始关注宋人或元人的石刻文本，如都穆录《金薤琳琅》只录至唐，张鸣凤作《桂胜》录宋人石刻，但是一样都不关注身边本朝人的石刻文本。清朝的学者又开始关注明代石刻，翁方纲《粤东金石略》收录明人石刻如《明嘉靖御书程子四箴范香溪心箴》《嘉靖重修广州府儒学记》《大成乐记》，陈白沙《风尘楼记》《包孝肃诗》《书肇庆城隍庙记》等，同样，也并不收录清朝人的石刻。其实，清朝的金石学家一般录文也大多就是晚录至元代，一些代表作如王昶的《金石萃编》，毕沅与阮元同撰的《山左金石志》，阮元的《两浙金石志》，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即使研究者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也是研究至元朝。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使得石刻文本自其发生时，即不能得到很好的搜集与整理，及至有人认识到其价值欲加以整理的时候，石刻本身已经残破不堪，甚至已经消失，所以，我们研究石刻文献见到许多的石刻简目而不知其文；见到其文本者，又见其间多是表示脱漏的符号。这种情况在其他类别的文献中是极少存在的，直接影响到后世的石刻研究，如当代人综合研究石刻者多是论宋前，及至对明清石刻的论述，往往也是一笔带过。通论性著作如赵超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徐自强、吴梦麟的《古代石刻通论》都是这样。
4.石刻文本搜集重人制形态的碑刻，特别是墓碑或墓志铭，而轻摩崖。大概是因为人制碑刻多在易到易得之处，而且形式平整规则，接近地面，容易拓取，而摩崖则多是刻在山崖之上，且制作形式粗狂，形制又多巨大，不易拓片的缘故。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清代以前整理的石刻文字，多是各种内容的碑，或者是墓志铭之类的缘故，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所录，其中的摩崖作品甚为有限。叶昌炽曾有宋碑难得之叹，事实上宋代摩崖非常多，并不难得到，只是拓片者少，而摩崖是石刻中的一大类，这样也就导致了石刻搜集的不全面。
5.石刻研究者整理石刻过于重名人名作，一录再录，如吉日癸巳、石鼓文、史晨碑、大唐中兴颂等，而对一些一般作者的作品视若无睹，又是导致石刻文本整理不足的原因之一。
6.石刻的文字书写形式复杂，许多字难以辨识，也给石刻文献整理带来了困难。石刻从先秦产生以来，文字书写形式既有时代性，同时带有极强的书法家的个性表达因素。从留存的石刻看，有古文字、大篆、小篆、秦隶、汉隶、魏体书、草书、正书、俗字、讹字等。文字的时代性可以通过研究解决，但许多个性化的文字却比较难以辨识，如传说产生在大禹时代的岣嵝碑之类，字体结构怪异，学者猜测纷纷，难有定论。也就是说，有些字是只有作者才能明白的一些书体，这样就使得许多学者即便是有整理石刻文献的动机，却也不得不知难而退。
最后就是石刻的地域分散性给石刻的搜集造成了极大的客观困难，也导致了石刻文献整理的成果不足。石刻的产生多为纪念某事而设，如各类建筑的兴起、个人的旅行所在、社交事件的发生等，相关之人常会立石以示，而石一般也就建立在事件的发生地，这样，许多石刻便自然而然随其所属地而存在，这些地方又多常人难到之处，或深山巨壑，或断桥野渡，或佛寺道观，或名苑别墅，石刻深藏其中，许多也就难以被搜寻集中，于是，优秀的石刻被发现，常常是在若干年若干朝代之后，如东汉永元元年（89）《封燕然山铭》至今方发现在蒙古国境内（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所2017年8月消息）。又如墓志铭之类深埋地底，很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搜集到。
以上诸种因素共存、长存，导致石刻文本的搜集困难，整理更困难，文献学者、金石学者多畏而却步。从现存的整理文本看，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统计金石类著作有1042种（国家图书馆整理历代石刻史料汇编也称查书千余种），其中石刻的文本搜集也仅仅只有80多种，其他石刻文献则不过是石刻简目或者是研究类的题跋、随笔与杂录等。从文本内容看，这些石刻文献虽有80多种，但是又多重复收录，比如《隶释》收汉碑《史晨飨孔庙后碑》，明《金薤琳琅》收，清《金石存》收，《金石萃编》同样收等，其实，都是根据一种石刻的不同拓本，或相同的流行拓片整理。也就是说，石刻文本整理的整体数量并未有实质的增加，即石刻文本搜集的范围并无扩大，石刻文本的搜集工作并没有得到不断加强。
从文献整理的传统角度，看石刻的文本整理成就，就更加令人难以满意。现存的这些前人搜集的石刻文本或文本的集子，仅有极少做过规范的文字整理如校勘、标点等，大部分还停留在搜集者的初刻或者稿本的状态，这在根本上影响了石刻文献与文学研究的进步与繁荣。
以上说的是民国以前的石刻文本整理情况，现在石刻文本的整理，逐渐得到学人的重视，也产生了一些成果。成果的形式分两类，一是影印推广，二是作现代规范的校勘与标点。
做石刻影印集成的主要有三大家：一是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的《石刻史料新编》。该编将收入石刻文献分一般类、地方类、目录题跋类三类，将原本的著述编辑影印而成，分三辑出版。二是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历代碑志丛书》25册，收录85种石刻著作，包括石刻目录题跋与文本等，也是影印原文。三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2000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分全书共16册，将民国以前编印的地方志以及金石著作中的石刻文献按时代分解，然后再将同一时代的不同著作除去重复，顺次编为五编：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全编（2册）、隋唐五代全编（4册）、两宋全编（4册）、辽金元全编（3册）、明清全编（3册），着重收录石刻文本，并精心制作了每编的目录和索引。目录置于每编第一册首，索引则附于每编最后册尾。
这三种整理成果，多是早期搜集成果的一种重新编辑与出版，没有增加新的石刻，只是为读者全面获取旧日整理过的石刻文献提供了方便，但在阅读方面由于缺乏校点，无论是完好程度还是断句分段，都需读者用一番辨识整理功夫。
第二类整理是当代人的成果。如毛远明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周阿根的《五代墓志汇考》，周绍良、赵超等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蔡美彪编著的《元代白话碑集录》，王金英的《全金石刻文辑校》，陈垣编纂的《道家金石略》等。甘肃省还主持了中国石刻总录的项目。还有一些地方性石刻文的整理成果，如《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广西石刻总集辑校》《四川历代碑刻》《北京石刻撷英》《陇西金石录》等。
此类整理多能借鉴前人成果，而且能够搜集补充新发现的石刻，整理形式较规范，字形规范，标点规范，又多附录各类索引，易于读者使用。只是该类整理成果数量尚少，远远不足以反映石刻发展的实际存量，在深度上或超越传统的石刻整理，但在广度方面却还有一定的差距。
石刻文本整理的不佳，严重阻碍了石刻各门类学术的研究，如赵超著《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受到学界的赞扬，但从其篇章布置我们看到第二章共六节，依次论我国石刻的发展与存留状况，包括第一至五节的先秦石刻、秦代和西汉石刻、东汉石刻、魏晋南北朝石刻、隋唐石刻，所分章节时段甚细，论述也细致而充分，而第六节则是总论五代宋辽金元及明清石刻，跨过多个朝代，论述粗略，有一笔带过的感觉。而实际上五代后的石刻存留，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比唐前丰富得多。石刻文学的研究自然也是如此的先详后略，甚至先有后缺。